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再怕恶搞？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各项奖项正在陆续亮相。打开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首页，在罗列的各项奖项之后，赫然列有一个从未由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的项目：我们不妨称之为“咿嗝喏呗儿”奖（Ig-Nobel Prize）。Ig-Nobel的名称当然是来自Ignoble一词——Noble（高贵）的反义词，意为卑贱或卑鄙。它的获奖者也有千奇百怪的研究成果——比如奶酪与臭脚丫的味道有多相似，用手指甲刮擦什么表面最让人难以忍受，金龟子喜欢吃什么动物的粪便，等等。很明显，这“咿嗝喏呗儿”奖就是明摆了要来恶搞诺贝尔奖的。在诺贝尔奖还没有全部宣布完的时候，“咿嗝喏呗儿”奖就已经忍不住在哈佛大学颁奖了——有趣的是，颁奖嘉宾却都是以往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许多诺贝尔获奖者参加了“咿嗝喏呗儿”奖的颁奖仪式。
主持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居然把一个恶搞自己的奖项放到了官方网站上（挨在经济、和平、文学奖之后，看上去仿佛是诺贝尔奖的奖项之一），诺贝尔奖的得主们居然乐意为一个恶搞自己荣誉的奖项去颁奖，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君不见，陈凯歌被恶搞得忿忿然要打官司，《沙家浜》、《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被恶搞得祭出了红色革命经典的大旗，而诗歌圈也被恶搞得群情激奋斗志昂扬。要知道，这个“被恶搞”的废话诗歌本来就是意在恶搞“正统”诗歌的，现在轮到自己被恶搞的时候，怎么就脆弱起来了呢？它不是已经认识到，除去恶搞，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打开文学史，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恶搞的深厚传统。早在先秦，就有庄子靠把老子所说的“道冲”（深远玄妙）或“道者万物之奥”恶搞成“道在屎溺”而一举成为道家第二号祖师爷。再往后，难道《西游记》不是恶搞了唐僧和他的取经故事吗？《三国演义》不是恶搞了陈寿的《三国志》（特别是周瑜）吗？更不用说西方，恶搞骑士文学的《堂吉诃德》，恶搞《荷马史诗》的《尤利西斯》，都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恶搞大师，非鲁迅莫属。比如《补天》恶搞了民族始祖女娲的故事，《出关》和《起死》恶搞了经典哲人老子和庄子，《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恶搞了东汉文人科学家张衡的《四愁诗》。
在这个被艾科称为“丧失纯真的时代”，恶搞的戏仿美学更是作为后现代美学的主要形态，成为推动艺术史和文学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诺贝尔奖主动接纳恶搞者，不是体现了一种非凡的气度吗？我还记得一幅毕加索的照片，桌边靠近他胳膊的地方放着两只酷似他双手的面包，或者说，是毕加索恶搞了一下自己的肢体。我毫不怀疑，只有笑纳恶搞，甚至勇于主动恶搞自己的，才是体现真正创造力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