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秋后算账，一边暗送秋波
本文的标题出自我20世纪90年代初一首仍然迷恋80年代的诗。这句诗所指的当然不是90年代末诗坛的小小风波。不过，一旦“秋后算账”成为这场风波中语言暴力的自供状，我们便无法袖手旁观，我们很难假装中立，默许暴力的肆虐。
语言暴力，同一切其他形式的暴力一样，具有某种自我判定的“正义性”。这一次，“正义性”再度以“民间”的立场显形。对所谓“知识分子立场”的“秋后算账”，又一次依赖于对所谓“民间立场”的“暗送秋波”。这种“算账”与“秋波”的两面性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意味。因此，对“民间立场”的词语澄清似乎是当前深入探讨诗学根本问题所无法避免的了。我愿借此对“民间诗学”的关键词做一简要的清理。
●民间（立场）：在这样一个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比“民间”一词更具魅力的了。它既靠近大众，又暗示了不对真正的权力中心有任何威胁。当前这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政治话语场所所赋予的“民间”立场却并未超越传统的“草莽”精神。这种“草莽”精神同历史上一切暴动一样，是以庙堂为目的的。诗学的严肃探讨被起义的刀光剑影所替代。“民间立场”的倡导者们或许并不愿意认可他们是陈胜吴广的苗裔，但是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是王贵和李香香的子孙。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类民间诗学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不过我们仍然不会忘记，“民间”的口号经常被主流话语用以贬抑和压制真正异质性的文学写作。对“民间”的倡导往往是对主流和大众意识形态双重的暗送秋波。历史地看，“民间”不仅仅是被“利用”了，它反过来也成功地利用了主流的优势。所谓“民间”，是提供并拓展现代性话语的前现代资源。在某种互动关系下，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为前现代的民间亡灵所左右，而神话的草根性便转化为理性的总体性话语。因此，一个最为不当的说法是，民间代表了“一种独立的质量”。事实正好相反，民间立场便是没有立场，因为民间只是一个模糊的、向度不明的文化存在，它可以依附于任何权力中心，或转化为新的权力中心。
●知识/知识分子（立场）：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的营建和依附正在被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所消解，今天如果要谈知识分子立场，谈的必然是这种向后知识分子状态的转化。那么，把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混淆于知识实体，如果不是蓄意的，便是出于无知。现代诗歌当然是一种具有知识背景的表达方式，但目的却不可能是简单地传递知识。倒是某些列入“民间”写作的诗，比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只能读作对某种西方语言哲理理论的诗体演绎，而成为典型的“知识化”写作。不过知识分子的概念本来就并不意指计算机博士或工程学教授，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试图脱离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立场”是什么？不正是缺乏独立性、批判性的大众化“民间”？“民间”的诗学理想是《诗经》，还是《红旗歌谣》？是王老九，还是李季？民间诗学倡导者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像《0档案》，恰恰是从某种知识分子的（而绝非民间的）角度审视了当代社会的表现。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必然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把被誉为“最杰出的知识女性”的桑塔格对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看作对知识分子的简单否定。“后知识分子”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解构，而不是外在消灭。同样，我本人作为博士和教授这样的典型学院派，可能最为深切地体会到学者和诗人的内心搏斗。缺乏体验的人恐怕还没有奢谈这种反省的资格。总之，知识分子立场本身就意味着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任何外在的攻讦都无非是制造一些危险的陷阱罢了。
●“与西方接轨”：用以反对“与西方接轨”的竟然是中国古典诗词。（那么，为什么是文人张若虚而不是民间的张打油呢？）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古典诗是许多试图“与东方接轨”的西方现代诗人所崇尚的。是不是想把轨又接回来呢？文化的互动被上升到国家民族政治的高度加以讨论，是否有“文革”遗风之嫌？这种虚构的指责倒是明显地迎合了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好在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以西方典律为唯一范本的。怎么能把某种批评的角度混同于诗歌写作的出发点或目的性呢？
●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0档案》仅仅是基于个人记忆吗？我们如何可能将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抽取出来成为诗的要素？个人的经验假如没有共通性，如何为他人所理解？的确，一个书写集体记忆的时代过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被一个对立的状态简单地替代了。我们只能说，一切假设的集体记忆都是实在的个人记忆的聚合。
●日常生活：你自己的生活，却又不仅是你的生活。这才是诗。否认日常生活的寓言性暗含了对日常性的屈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曾对当时“他们”的某种倾向提出质疑：一种对表层的无聊生活的流畅摹写，缺乏自我批评的反思力量，这恐怕正是民间诗学的病症。有两种背离“宏大叙事”的方式：一是回到卑琐的日常状态难以自拔，二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发现消解总体化压迫的契机。
●硬与软：这类反义词的使用类似于我偶尔给下一代做的游戏，可以继续不断地制造下去：重与轻、快与慢、紧与松、胖与瘦、黑与白……问题是，除了制造更多的二元对立之外，到底有多少阐释力？除了冼星海，就是邓丽君吗？民间立场以软刀子战斗，把其本来的坚硬性藏在背后吗？在相当程度上，这不是先天硬不起来的萎软，而是硬过之后回天乏术的疲软，却还带有某种自怜的作秀味。我是说，《0档案》的确还有着生硬的可爱，而那些软下来的作品，却缺乏批判（包括自我批判）的锋芒或力度，虽然力度不一定意味着坚硬。“软”诗往往把玩了自身的卑微，甚至奴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心/边缘：同“硬与软”这对概念的民间自发性不同，“中心/边缘”显然来自西方理论话语。相同的是，二者都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位于政治中心的写作者就一定是文化权力的象征吗？那种似是而非的结论，无须细想就不攻自破。但需要细察的是，对边缘的自我强调有一种取代中心（哪怕是假想中心）的企图。这类心态与诗本身截然无关。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指望诗成为中心吗？
●“头晕”说：早在“朦胧诗”时代就有过“气闷”的类似生理反应。好在“朦胧诗”没有被称为“气闷诗”，因而“头晕诗”大概也不会成为对90年代诗歌的命名。况且，那种尴尬的、低智商的时代气氛如今已不复存在。
对于“民间”话语的探讨并不是对于由“民间”的口号所倡导的所有诗作的否定，但这种用以打倒另一方的理论口号往往由于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证明了自身仅仅是营造文化权力和施加话语暴力的工具。我同样没有简单判定“民间写作”的虚妄性，而是试图表明，那种利用“民间”的宏大旗号制造一元化文化景观的努力，无法不令人警惕。来自（至少是自称）边缘的文化力量向文化中心权势的靠近和合谋，这类事件在现代历史上发生得还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