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年代出生的诗人
关于60年代生人的概念，我觉得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几个主要的精神特质，可以和前辈晚辈相比较。一个是叛逆性。这个叛逆性是从“文革”来的。“文革”的记忆虽然来自童年，但有决定的意义。可以说60年代人既接受过“造反有理”的理论熏陶，又没有真正造过反。但叛逆的冲动始终存在。更早的在现实中造过反的，往往已经对造反产生倦意，往往回到怀旧中去。而更年轻的诗人则缺乏这种叛逆的价值取向，或者表面的叛逆迎合了某种潜在的主流。这和第二个特质有很大联系，那就是对语言的敏感性。刚才说的叛逆，当然更多以对语言的不信任出现。这差不多也是因为成长时期的语言经验，到了略微成熟的年龄，发现曾经深信的话语和真理，都比较可疑。60年代出生的诗人常常用一种可疑的语言来写作，不确定的，游移式的，似是而非的，解构的。但这一切不是观念上的，而是修辞领域的。相比于50年代的，比如孙文波、王家新，就有一种相对明晰的观念向度在起作用。而晚近一些的，哪怕是“下半身”，也是企图提出概念来取胜。60年代诗人的贡献是语言性的，因此也是诗歌本体论的。我个人对臧棣、肖开愚、陈东东、孟浪等人诗中经常出现的“误喻”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个关键词，可以做大文章。包括我自己的写作里，也有意无意地把“误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当然，我的论说里肯定包含了绝对化的成分，排斥了一些我认为并不具有代表性的60年代出生的代表诗人。
历史意识问题也是很关键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诗体语汇来表达历史意识，有时显得比较明确，但同样是历史的产物，是由这种诗体所产生的时代决定的。同样，“后象征主义”的，我有时称为“寓言主义”的，可能看不出直接明显的历史意味，但是却在语言的处理上重新考察了象征主义的历史情境。用我不断试图让人信服的话来说，“修辞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本身就是语言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生活经历、历史经验，都是语言性的。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发生的一切，你都是通过语言来接受，来触摸的。那么反过来，你也只能通过处理语言来表达一种历史感，因为历史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不再是无中介的了。我说的象征主义诗体，最典型的比如舒婷的《双桅船》、《橡树》，顾城的《黑色的眼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主流历史话语构成的影响（像那些具有确定含义和功能的意象：青松、大地、泥土、航船等），一方面试图挣脱，另一方面还没有彻底摆脱，具有某种双重性。
在80年代第三代诗中出现过狂放的、神异般的诗歌，尤其像万夏、李亚伟、宋渠、宋炜、马松等人，也是60年代人，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到了90年代以后，60年代人当然都奔了三四十，所谓的“中年写作”（最初是肖开愚的提法）也就成了青春写作的“再写作”。我觉得“再写作”这个概念，或者叫“重写”，是一个相当重要但复杂的概念，它并不是摒弃了或者是断然超越了早年的躁动性症候，而是穿越它，梳理它，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透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赞同80年代的“打倒××”的口号，简单的替代并不是最深刻的变化而往往是重复。在我看来，深刻的变化存在于占有的过程中。不是拒斥，而是占有、挪用，对以往的批判性重历（包括自身和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正当”方式遭到了质疑，这样才会产生一种偏颇，一种自然和日常，但同时也是一种似是而非。从这个角度看，我发现那种肤浅意义上的“后现代”，那种试图用身体或者用绝对的、无间距的日常来对抗历史的欲望，反而陷入了历史的漩涡而无力与之相争。因为那种无深度的诗学正是被当今的历史所规定的，它无法强大起来，无法强大到占有历史的程度。
所以我发现60年代出生的诗人受到一种比较主导的历史意识的影响（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又被后毛时代所左右、动摇。这和7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就不同，他们的历史意识中不是没有那种东西（比如韩博的《苗圃》、《伪书规范》，就有这样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他们的历史意识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多元化的挑战，也就是说挑战和挤压是同时出现的。所以他们最好的作品，和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相比更加破碎，甚至戏谑化（比如胡续冬）；而对于60年代人的经历来说，挑战要远远晚于挤压，这使得喜剧很难彻底放松下来，总是被某种张力所牵制，因为那种重负在记忆中不是轻易可以排遣掉的。但是和50年代的人相比，我们又的确拥有了某种更明显的反讽意味。所以孙文波和肖开愚如果没有质的区别，还是有量的差异。王家新有一阵也谈到反讽，举了陈东东的《喜剧》，我觉得王家新的诗如果说有反讽，也绝不是喜剧性的。当然，我总是要强调，不是没有例外，严力的诗就是彻底喜剧化的（甚至比我们还要喜剧化），但是很不幸，严力从来就不是他那代人的中心和代表。
60年代的诗人在处理当下经验的时候，无法排遣记忆中甚至无意识中的过去的阴影。那种海德格尔说的“澄明”，消除了历史经验的纯粹主体，我以为是不存在的。有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80年代曾经提出过“纯诗”的口号，但到了90年代，作品显然变得更杂，也就是染上了更多的历史“污点”。因此，诗歌的质地由光滑变得粗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