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国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成为“外国文学”有两层意思。在美国，看到西方学生读中国文学的译本，不免想起少年时代（现在或许还是！）对翻译的外国文学的迷恋。读翻译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把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读；但美国学生是否有同样的热情，却是值得怀疑的。此外，译成英语的中国文学，对我们来说也成了一种外国文学，一种非汉语的文学。
这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英译本，现在依靠越来越多的翻译家和读者的兴趣，正处在逐渐兴盛的阶段。这种兴盛同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是同步的。十几年前的美国，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少量现代作家（如老舍）的作品，当代文学的英译本是极为罕见的。后来，一些同中国社会政治相关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当时西方读者的兴趣仍限于通过中国文学中的信息来窥测中国的政治走向。这种情形随着中国文学自身的改变而逐渐改变。
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甚至开始被主流的出版机构所接受。比如Viking公司继数年前出版了王安忆的《小鲍庄》（1989）后，近年来又相继推出了莫言的两部长篇《红高粱家族》（1993）和《天堂蒜台之歌》（1995）的英译本。译者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葛浩文教授。《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立刻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认为小说通过一种融合了“恐怖和幽默”的力量生动地把读者带入战争的残忍真实中，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稳固地镶嵌于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大约可以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乔依斯的都柏林等相提并论（而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正是莫言曾经效法的西方大师）。同时，书评家仍然没有忘记提醒读者对“中国穷乡僻壤的陌生文化”的关注。
在这里，当然，某些非文学自身的因素也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为美国读者所瞩目的动力。《红高粱家族》的成功同张艺谋的国际获奖影片《红高粱》不无关系。这种儿子走红父亲沾光的情形有时将父亲的尴尬身影置于儿子的标杆下。杜迈可译的苏童小说集《大红灯笼高高挂》自然也由于商业的需求而采用了改编后的电影名（而非原作的《妻妾成群》）。书评家认为，欣赏过那部电影的观众可能会在小说里失去电影中的清晰度和戏剧性，因为苏童在小说中对记忆和想象的表达似乎使人捉摸不定。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说电影在表达心理的深度上尚有缺憾，那么原作提供的美学体验可能反而更能满足西方读者。从以上两个例子都可以看出，美国读者仍然处在这种窥视异域情调的欲望和开始关注异国文学中对人性的复杂表达的矛盾中。
如果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借电影的光，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商业出版市场的机会或许要少得多。事实上，不少英译本仍然是由大学出版社或一些小型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残雪的两本英译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1989，收入短篇小说数十篇）和《苍老的浮云》（1991，收入中篇小说两篇）。两位译者，即长岛的西方文学教授约翰逊（他本人的汉语极为有限）与大陆学人张健的合作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尽管也有因对残雪作品本身的不理解而惊讶的读者。约翰逊在《天堂里的对话》的后记中指出，残雪是对只期待读到中国文学中社会批判内容的读者的挑战，因为残雪作品中对精神复杂性的探究颠覆了传统的叙事话语。同约翰逊的观点一致，《纽约时报书评》和《时代文学·副刊》的评论把残雪同“本世纪关于颓败的大师（如卡夫卡）”相提并论，因为残雪作品中奇异的意象和隐喻触及了“病入膏肓的世界”，而她的“讽刺性寓言”则不但通过梦境和幻觉揭示了一个“经济贫瘠和政治压抑”的社会的真实，而且更普遍地展示了一种“由对往昔的怀旧和对自然事物的追寻而产生的绝望的迷恋”。
其余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有夏威夷大学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包括刘索拉的《浑沌加哩（左口右格）（左口右楞）》和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等的英译本。同时，当代中国文学的选集也在近年出版的众多英译本中占不小的比重。如王德威主编的《狂奔：中国新锐作家》（1994）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莫言、也斯、余华、西西等十几位当代作家的小说或散文。类似的还有戴静编的《春笋》（1989）和杜迈可编的《现代中国小说世界》（1991）等。
当代中国诗歌在美国的命运一直不如欧洲，尽管美国近年来仍然不乏当代中国诗歌的选集出版。奚密译编的《中国现代诗歌》（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颇受好评，收“五四”至今的汉语新诗，年代并非限于当代。此外，爱德华·默林编的《红杜鹃》（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和托尼·巴恩斯通编的《走出呼啸的风暴》（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3），却都因编者对当代中国诗歌现状的陌生而未能如意。
个人的英译诗集更屈指可数，同中国诗歌的实际成就相差过远。就连北岛的英译诗集《八月的梦游者》（1990）出版后也遭到了哈佛大学汉学教授宇文所安的婉转批评，他认为政治意味和西方诗歌的决定性影响有损于纯粹和成熟的本土诗学的建立。宇文所安教授的批评引发了奚密等人参与的商榷和论争。在这之前，耶鲁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史景迁在评论中则对北岛诗中的“无望的寂静和冷漠”表示赞赏。可以看出，政治和美学在中国当代诗歌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加剧了美国读者同中国当代诗的距离。多多在英国出版的英译诗集题为《从死亡的方向看》（1989），封面是多多头像和天安门广场的背景，被论者认为是西方将中国政治和美学商业化的一个例证（《从死亡的方向看》一诗也不过是多多80年代前期的作品），而译者也承认这是谋求出版的唯一选择。我们最终仍然涉及了“外国文学”的问题：本土的读者和异国的阅读“外国文学”的读者可能会有一致的视角吗？或者今天的本土视角反倒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吸收或假定了异己的读者而设立的？我们注定要在西方文化的准则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期待之间进退两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