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30日李建撰写的《神农架“野人”并非大猴子》的文章在《楚天周末》上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冉宗植写的《神农架“野人”可能是大猿猴》而写的。
李建原是湖北郧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他认为神农架野人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直立古猿或“亦人亦猿”生物，而不是大猴子。任何大猴子都不会直立行走，更不会长时间直立行走。他列举了很多目击者的例子，所反映的野人特征却惊人地一致，特别是都说野人是如人一样直立行走。
此外，考察人员在神农架不断发现的野人大脚印，长达40厘米左右，形状似人脚，但大猴子的脚印绝不会那么大，而且形状也不同。再说，我国科学家通过多次对野人毛发的科学鉴定，包括运用光电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及质子荧光分析法等原子核研究设备以及化学方法，从组织学、形态学特征、毛发中元素含量、血型、角蛋白特征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都证明野人的存在，它不同于其他动物，属于接近人、也与人有区别的未知高级灵长类动物。
这些科学鉴定文章，先后分别在《化石》、《自然杂志》上发表。指导并进行这些科学鉴定的有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黄光照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华中一教授等。《野人毛发中微量元素的质子荧光分析》一文发表后，新华社就此报道说，“中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对野人毛发的科学测定后确认，自然界确实存在野人。”多年来，中国鄂西神农架大山区，湖南、四川以及贵州等省不止一次传出发现野人的报道，也在野人活动过的地方找到了野人的毛发。……根据测定结果得出：自然界确实有野人，6根毛发样品中的元素组成既不同于正常人，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初步得知，野人毛发中的元素含量比值铁、锌约为正常人的50倍，是普通动物的7倍左右。我国科学工作者还对野人毛的血型进行了科学鉴定，测定的两份野人毛，一为A型血，一为AB型血，只有高级灵长类动物和人才有这种血型。
我国有许多科学工作者认为高于现代类人猿、低于现代人的野人有可能存在。
然而，野人到底是否存在，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毕竟没有标本、尸骨等说服力强的科学证据。持否定意见的专家们则提出反驳：
（1）如果说有野人存在，为什么找不到一根骨头或它的化石？历史文献也未见有捉到野人的记载。
（2）野人出没的地方未发现过工具，它们不可能是人。
（3）要维持种族的继续生活，必须拥有一个最低基数的种群。但为何未见有群体出现。
（4）目击者全是老乡，没有一个是动物学家或人类学家。
（5）所谓西藏“雪人”，可能是熊。西双版纳的长臂猿、神农架“野人”很可能是马熊，其他目击者看到的是熊以及苏门羚等动物。
相信有野人存在的学者对这5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回答：
（1）周成王时（约公元前1025～前1005年）州靡国献狒狒。“其形人身……自笑”，“行如人”，“披发”，说明捉到过野人，并被作为贡品。
（2）关于野人的工具问题未有直接证据，正因为这样，所以推断它是巨猿后代。不能说不是人，便不可能有介于人猿之间的、过渡的动物存在。
（3）两个一组的群体，包括雌雄或母幼成组的活体在四川、湖北、广西等地都有发现。
（4）目击者并非完全是老乡，他们中也有新闻记者、生物学者、摄影师、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军人和干部等，至少有3位考察队员曾亲眼看见过。
（5）根据电镜鉴定，搜集到的毛发标本，“其毛小皮形态特征基本上类似于人毛”，与“大猩猩、金丝猴、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的毛有较大差异，明显不同于猪、狗熊、绵羊等动物毛的特点”。
1999年新年伊始，由于神农架林区有关部门和某地公司联合推出神农架野人探险活动计划，又引起了神农架有没有野人、要不要大规模狩猎野人的研讨。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有关的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们中许多人都去过神农架大部分地区，也参加过1977年大规模神农架的科学考察。他们有的遇到送来的野人毛发是人工染色的，有的对毛发进行DNA分析，认为这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有可能是一种巨猿。因为经过110人考察队的10个月大规模考察，都没有发现任何野人的遗迹，再加上极少数人的弄虚作假行为，一些科学家对神农架野人已作出否定的论断。
也有科学家认为，无论神农架先前有无野人，但现在的环境不允许有野人生存下来，由于神农架林区被破坏得很厉害，野人在那儿很难生存。那儿现在多属针叶林，无法为野人提供食物。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指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字，甚至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也不足为凭。我们目前需要的是确凿的科学证据。
什么是“野人”
3000年以来的历史记载至最近为止，已经有很多关于“野人”、“毛人”和“山鬼”等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动物是直立的、两足走路的，颈部是灵活转动的，前肢是挥动自如的，头上和身上是披毛的，腹部的毛是短而少的，牙齿排列是像人而没有明显獠牙的。这种动物确实被传说，被看见过，还打过人、吃过人，被汽车逼到崖边而被人围堵过。
新近，周国兴研究员则认为，“既然是人，它必然具有人类的某些特征，比如直立行走，有自己的语言，会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等。而且，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孤零零的个体，而应是个群体。从理论上说，野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上的群体，这个意义上的野人，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如果讲是存在某种未知的动物，甚至是人形动物的话，那存在的可能性只有5％，95％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的这个判断跟一个美国科学家不谋而合。”
那么，在人们心目中，这种动物又是什么呢？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他们的看法是不是一致呢？
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有关“野人”的故事，中国亦不例外。除古代典籍及地方杂志中有关“野人”的记载外，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时能听到目击或遭遇“野人”的消息。
有一种观点认为“野人”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当他们返回到人类社会后，颇难恢复其人性，这就是所谓的“野人”，即野化了的人。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位猎人在阿威龙地区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位约17岁的少年。这个从小被遗弃在森林里的孩子被发现时，已变成“野兽般的孩子”，经过20多年的驯化训练，才失尽他的动物行为。以后，所谓的“狼孩”、“豹孩”和“猴孩”等一度为动物哺育的小孩，都被称作“野人”。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尚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即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如前苏联的有些学者将流传在蒙古和高加索一带的“阿尔玛斯野人”看作是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
然而，现在所称的“野人”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即使现在已知的一些人形动物，在它们尚未被科学搞清楚之前，也曾被称为“野人”，如亚洲的猩猩，甚至藏匿在原始丛林中某些非常落后的野化民族，在他们被发现之初，都曾被称为“野人”。现在我们在各种媒体上所看到的有关“野人”的传闻，并非指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野人”，而是一类科学上有待探清的未知“人形动物”，这也是现在对“野人”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
1953年，新西兰探险家希拉里成功地登上珠穆郎玛峰后，喜马拉雅山区存在“雪人”的传闻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在众多的“雪人”消息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列宁格勒大学与乌兹别克科学院联合考察队的水文队队长普罗宁于1957年8月两次见到“浑身披覆毛发的类人动物”。消息披露后，帕米尔地区是否也有“雪人”出没引起了争议。
前苏联科学院为此组织了一个“雪人问题专门委员会”负责收集有关“雪人”的情报，同时还派遣一支考察队前往帕米尔进行调查。此时，我国电影摄影师白辛在报上发表文章，宣称他在新疆帕米尔的慕士塔格冰山拍片时，偶然碰见两个莫名其妙的人在雪峰上行走，给他留下的印象与普罗宁所见到的“驼背”、“身材不高”等特征颇为相似，意即他也碰见了“雪人”。我国学者开始在报上展开讨论，认为所谓“雪人”很可能是喜马拉雅棕熊，但不排除喜马拉雅山区生存着一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可能性。
1959年1月，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致函前苏联科学院有关人士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内增设一个人类学研究室，负责进行雪人问题的研究工作。研究雪人问题的负责人是裴文中教授。”当时我国正组织首次攀登珠穆郎玛峰的活动，便将“雪人”列为考察内容之一。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与登山队于1959年5～7月间在珠穆郎玛峰最大的河谷——扎卡曲河谷进行了考察，但没有什么重要发现，只是在珠穆郎玛峰东南部的卡玛河附近获得一根长达16厘米、据说是“雪人”的毛发。后经化验检查，表明此毛与牦牛、猩猩、猴子及棕熊的毛发均不相似，但也无法证明它是“野人”的。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文化局局长约乐瓦斯曾在1995年抓获一个名叫“卡桑·恰卡尔贝拉莫尔”（意为“砸铁锅的人”）的“野人”，据约乐瓦斯的描述，那“野人”原来是一个流落在外野化了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从中国西部边陲云南省传来在西双版纳的原始密林中发生两起遭遇“野人”的消息。其一是1960年11月在修建励腊至勐棒的公路时，架桥队队长和班长发现两个“野人”，他们向“野人”射击，一个被击伤后逃走，一个被击毙。他们拖回“野人”尸体，原想美餐一顿，但见到“野人”与人竟如此相像，以致战士们不敢食用。第二件是1961年2月底，一位励腊县小学教员夜晚去当地密林里打猎时，碰到了“野人”母子，因恐惧该教员没敢放枪就仓惶而逃。云南思茅地区文教局将这两件事上报了省文化局，同时与中科院西南分院动物研究所取得联系。该所所长根据报告分析，认为“野人”情况与长臂猿相仿，但因没有实地调查难于确定。
20世纪80年代，云南西南边境的沧源和西盟等地不断传来猎取到佤语叫“古”的“野人”，但这些“古”都是有尾巴的。其中包括有1980年春节勐来公社一位佤族小学教员猎获的一头高约2.2米的“古”，他保存了“古”的一只左脚掌，1982年在班岩公社猎获的“古”的头骨标本。这两件实物曾被鉴定为“合趾猿”的脚掌和“最大的灵长类”或“猿”的头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