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踪李密的逃亡路线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现而今眼目下，天下的大势。
此时的天下，反抗的火焰已成燎原之势。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隋朝末年的各地义军共有一百八十六起，这些义军各据一方，少则数万，多的十余万，各有名号，如知世郎、阿舅贼、东海公、摸羊公、乞见敌、嫌头方、彻眷顽、不惜死等等，队伍还有番号，诸如黑社、白社、青社、胡社、忽云贼、忽律贼等等，这充分体现了起义军大无畏跟隋朝死磕的精神。
以数量和规模论，隋未的起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分析隋末为什么有这么多起义，则是一个严肃但又不能忽略的问题。
百姓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随时会掉脑袋的，被官军缉捕会战死，被俘虏了会送到菜市口斩头示众，跟别的山头火并会死，攻不下城池，抢不到粮仓还有可能会饿死，但到了某个历史时期，依旧有无数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入到起义的大军中。
深究其原因，估计能写出一长篇大论，但中国人素来有智慧，重简洁，一句话使可以解释其原因：官逼民反。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阶层，一是劳动阶层，一是食利阶层（总头目一般是皇帝），劳动阶层自然靠劳动获取生活必需，而食利阶层通过田赋，劳役，税收等各种手段从劳动阶层中获取一部分劳动成果。
一般来说，食利阶层都是少数派，他们获取得劳动阶层的一小部分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劳动阶层只交纳一部分所得而不会影响到生存。
就封建社会而言，交纳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的和谐度，而底线就是生存线。
当食利阶层胃口大开，索求无度，劳动阶层在交纳上贡之后无法生存时，维持社会平衡的这种关系就会被打断，通俗点讲，当百姓家里最后一粒米被抢走，最后一位壮丁被拉走，再也无法看到生存的希望时，造反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是为，官逼民反。
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结果，并不是消灭利食阶层，而是产生另一批愿意跟劳动阶层签定更宽松上贡协议的人群。这些人可能原本是原食利阶层的（比如唐朝），也有可能是由劳动阶层转化过来的（比如明朝）。
经过洗牌之后，社会又会达到平衡，然后等待下一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所以，与其说是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不如说是人性在推动历史前进。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介绍三位皇帝。
公元前2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对父子先后登上皇位，两位皇帝在位的三十九年期间，没有修大型标志性建筑（宫殿），不搞大型庆典（比如泰山），不致力于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也不开疆拓土。对待外敌入侵，坚持只防守不主动进攻的政策，就像视察地方这样的工作也不常干（（比如北巡下江南什么的）。按某种标准来说，可谓无所做为。
第三位皇帝显然要努力得多，登基才三个月，就开工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大运河之通济渠段。
第二年，皇帝陛下开始修建东都洛阳，与时同时，又上马了显仁宫项目以及邗沟整修工程，并大力发展造船业，营造大小各类船只数万艘。在边境，还对契丹用兵，取得大胜。
第三年，在保障各项工程顺利进展的情况下，在东举办了大型文艺杂技音乐博览会，
第四年，皇帝陛下不辞辛劳，亲自北巡，陪同人员如下：文武百官，士兵五十万，马十万匹。视察结束后，皇帝陛下当即拍板修长城，并在回来的途中，决定在太原开工另一重点工程：修晋阳宫。
第五年一开春，大运河永济渠段开工建设，同年，皇帝陛下北巡，检查长城修建情况。并于年底在东都举办了一界成功的鹰师大联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用工情况紧缺，皇帝陛下急中生智，发挥妇女同志能顶半边天的特性，号召广大妇女同志爱工装不爱红装，积极上工地挣工分去。
第六年，在国内大抓基础建设的同时，皇帝陛下积极开展对外军事行动，大败不服管理的吐谷浑，使帝国触角直抵西域，史家公认，帝国之盛，极于此矣。
第七年，皇帝陛下在东都召开藩国大联欢，并对拒不到场参加的海岛属国流求用兵，克之！
第八年，积极开展军备，广招兵，深积粮，准备对高句丽用兵。
第九年，皇帝陛下亲率二百万大军（实数一百多万，算民工要超二百万）进攻高句丽。
第十年，再征高句丽，如果不是国内突发政变，说不定已经拿下高句丽。
第十一年，三征高句丽。
跟前面两位无所作为的皇帝相比，这位皇帝可谓勤劳勇敢，政绩彪悍。但熟悉历史的同志大概也猜出来了，前面两位皇帝是汉文帝跟汉景帝。
汉景两朝统治期间，国泰民安，被世人称为文景之治。
而后面这位皇帝，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杨广兄弟，杨广统治的隋朝被认为跟秦未一样的□□，杨广的名字也常常跟夏桀商纣著名暴君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后来者的反面教材。
这说明，皇帝也分无作为的好皇帝跟有作为的坏皇帝。
借用教科学的话，杨广对内穷奢极欲，对外穷兵黩武，虽然也干了不少好事（修长城运河），但不惜民力，把百姓逼上了梁山。古往今来，挑战百姓忍受力极限的帝王中，杨广称第二，估计没人敢认第一。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各地一百八十路起义军中，除了活不下去的农民起义军外，还有四十多起地主武装，可见杨广先生实在生猛，把农民逼上梁山外，硬把本是同盟的地主都给逼得要跳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