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河蟹看门自然不能给河蟹丢脸，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比如，你到北京来，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肯定得带些生活必需品吧？于是，当你过崇文门安检的时候，就被不幸地告知：你偷税漏税了！
于是你被当场气晕。
当然，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来，你肯定会轻装上阵。然而，当所有人都这么干时，关吏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因此，那些恨不得连衣服都脱了、企图蒙混过关的人都会被请到一个小黑屋里，饿上十天半个月才让出来，身心备受煎熬，基本上后半辈子都不敢逃税了。
站在关吏的立场，就是一品大员进京，该交的税也得交，何况你一小民？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就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百姓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理。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1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蹦跶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教育局局长）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郭氏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
袁甲三因剿捻（发源于安徽的农民暴动）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酱油，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不过，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情何以堪。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七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世凯是家族里的红人。因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军根据地。捷报传来时举族欢腾，这个似乎预示着荣耀和祥瑞的婴儿后来被取字“慰庭”。
对袁家子弟而言，宽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执兵刃，参加家乡组织的团练，建立军功。
捻军的势大造就了一个遍布刀光剑影的狼族。一次，袁保庆率军抢回被捻军占领的项城地盘时，心狠手辣地将俘虏全部处斩。
诸如此类杀伐决断的场面，充斥着袁世凯美好的童年记忆。他五岁就站在袁寨碉楼上观赏抵抗捻军的保卫战，熏陶渐染出的是一颗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和对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坚实心体。
小朋友们玩耍时，袁世凯最爱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此举不得不令人对处女座男生重新审视。
捻军队伍全灭后，养父袁保庆带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可谓悉心调教、视若己出。
可惜，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从家里偷银子找拳师拜师学艺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他甚至还在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前提下还曾自觉组团参观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请假，然后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等王志清路过时，袁世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
见到这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就跑。袁世凯则拍手大笑。
对于种种此类劣迹，袁保庆从不加以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势同水火，袁世凯以养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两边讨好。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袁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都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13岁，显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了五个人的名单中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国藩给子侄的家书里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来看，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曾国藩自从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却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7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19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26岁从耶鲁大学毕业—华丽的简历伤不起。
右愤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容闳拿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19、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兄，《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右愤见右愤，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兄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授容闳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硬顶：“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空气凝滞了。奕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见状大呼，说恭亲王要打她。一帮宦官拥了进来，将奕拉扯出去。
奕能打破满汉分歧，选贤任能，却无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议政王一职本非常设，早在乾隆年间就被废除，却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变”中作为政治回报戴到了奕的脑袋上。
然而，彼时的超擢此时看来是何等碍眼。慈禧宁可断送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绝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亲王重臣的反对声中，奕保住了军机大臣之职，却被慈禧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滥俗的迪士尼动画一样，年老的国王看中了两个皇子，稳重的皇四子奕伫和聪慧的皇六子奕。
随着国王日渐老迈，表面的祥和已无法掩盖暗藏汹涌的帝位之争。
一天，圣躬违和的道光急召两个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求教于师。
奕的老师卓秉恬让奕抓住机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伫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论才气奕伫不敌奕，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伫传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诚。”
奕伫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欢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练成的。就像保罗·纽曼七次被奥斯卡提名却直到60多岁才捧得小金人一样，奕伫苦练的演技，终于在 “南苑狩猎”一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
道光命诸皇子校猎，显然是为了考察武功。临行前，杜受田又在奕伫耳边密授机宜。
到了围场，大家都很High，奕伫却席地而坐，不仅不发一矢，还约束随从不得捕猎。
当天，奕捕获最多，正顾盼自喜，却发现奕伫又坐在那儿装，便走过去询问。奕伫一句轻描淡写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打发了。
到了晚上，道光见奕伫两手空空，问他何故，奕伫开始大飙演技：“现在是春天，鸟兽生育的季节，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
道光大喜，连夸奕伫有“君子之度”。
这是一个迷恋道德表演的国度，爱新觉罗家重复的无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实效而轻虚名”著称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选了貌似德胜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则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奕伫在崇尚简朴不事张扬的道光面前扮猪吃虎了。
以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反击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伫变成了咸丰。
咸丰无愧其死后“文宗”的庙号，扎实的基础教育让他当个翰林院修撰不成问题，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深植于最高领导人心间终非国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强清者虽远必诛”的左愤样当不了饭吃还反受其辱（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愿签订城下之盟跑到热河躲起来还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跟洋人周旋。
问题是不怕他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还有振作的希望。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同“俊”）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对奏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召见时关照道：
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