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杜甫辗转投奔了新皇帝李亨，并得到了左拾遗的职位。左拾遗是言官，专门给皇帝提各种建议，虽然官小职轻，但如果做好了，一样可以成为皇帝重用的大臣。
事实证明，杜甫在诗歌方面是天才，在仕途上却是庸才。他没有仕途中人的察言观色，也没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当皇帝决意修理宰相房琯时（房绾带兵收复长安失败），他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为房琯鸣不平，这一下触了李亨的霉头，也把杜甫自己的仕途彻底断送。
自此，杜甫的仕途一片漆黑，再也看不到一点光亮。
自觉无趣的杜甫从此无意于仕途，过上了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一次不再是“裘马轻狂”的远游，而是拖家带口的逃难，即便安史之乱于公元七六三年结束，杜甫的流浪却从没有停止。
他的足迹到过秦州（甘肃天水），到过同谷（甘肃成县），到过成都，一度他有意在成都长久地住下去。
可惜，杜甫注定与苦难相连，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里，他前后不过住了两年的光景，这两年是杜甫后半生难得的好时光。
在这两年里，他参观了诸葛亮的武侯祠，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在这两年里他感受了春夜喜雨，写下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如果时光就这么延续，该有多好！
现实对杜甫就是这么残酷，一直对他有所资助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突然暴卒，杜甫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这时他想起去投奔好友高适，命运再次跟杜甫开了个玩笑，高适也去世了。
雪上加霜的是，杜甫草堂的屋顶也被大风卷走了。一代大诗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公元七六五年五月，杜甫再次开始迁徙，这次迁徙他从成都迁往了夔州，在夔州一待就是两年多。在夔州待着不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钱，寸步难行。
夔州的日子依然艰难，杜甫还在写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公元七六八年，杜甫再次迁徙，从夔州前往江陵。本来跟从弟（叔父的儿子）约好在江陵见面，然而到了江陵，从弟却躲了起来，不肯见面，杜甫再次陷入断粮的境地。
迁徙，接着迁徙，杜甫在迁徙中渐渐走近了生命的终点。
在杜甫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迁徙途中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龟年，唐代著名的乐手，与杜甫有着数面之缘，当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现在“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当年的青年诗人与青年乐手，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曾经的那些风流，早已无可奈何地随花落去，从此他们都是靠记忆活着的老人。
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
公元七七〇年，杜甫因遇洪水，受阻于耒阳城外的一个小岛，十天没有吃上一顿饭。耒阳县令听说杜甫被困，前来营救，并送来了白酒和牛肉，他的举动让困顿的杜甫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与此同时，生命的悲剧不期而至。
《新唐书》：县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旧唐书》：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郭沫若先生分析说，杜甫可能死于食物中毒，隔夜的牛肉变质食用后可能导致中毒。
杜甫弥留之际，最大的愿望是归葬首阳山，那里有他的祖父杜审言，他想陪伴在祖父身边。
这个小小的愿望搁置了四十三年，杜甫的儿子们一直没有能力完成他的遗愿，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终于帮祖父完成了遗愿。
为了彰显祖父的成就，杜嗣业特意邀请当时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撰写墓志铭，一向崇拜杜甫的元稹欣然接受，提笔为自己的偶像写下了墓志铭。
杜甫是不幸的，他写得出名垂千古的诗篇，却举不起生活的重担；他一下笔就是千古名句，一生却受困于柴米油盐；他生时寂寞，死后却享盛名，生前死后境遇天差地别。古往今来或许只有一人可以与之相比——孔子：活着困顿如丧家之犬，死后却是万世之师。
然而，幸与不幸，都是生活的给予，或许正是个人的苦难，增加了杜甫诗篇的厚度，杜甫个人的不幸，或许正是中国文化之大幸！
谁让你是诗圣！
祸患萌芽
史朝义身死，河南、河北回归，李豫以为王朝中兴大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在天下一统的虚假繁荣背后，王朝的祸患正在萌芽。
翻看唐朝历史，我们会发现，唐朝中后期最大的祸患可以概括到两点：宦官掌兵和藩镇割据。
如果上溯祸患源头，就在公元七六三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时。
宦官掌兵，从李辅国发端，安史之乱平定时，李辅国已经作古，走上历史前台的是程元振。
比起飞扬跋扈的李辅国，程元振有过之无不及。
公元七六三年正月，就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同时，程元振算计了一个人，他把这个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被程元振算计的人叫来瑱，时任宰相、山南东道节度使。
来瑱被程元振算计，说起来事情很小，就是没有满足程元振的胃口。
来瑱镇守的山南东道总部设在襄州（湖北襄樊），经济比较发达，这样来瑱就成了程元振眼中肥得流油的鸭子，总想借机咬上几口。
然而，程元振并没能如愿，外号“来嚼铁”的来瑱根本没有搭理他，任凭程元振如何暗示、明示，来瑱就是装糊涂，不肯满足程元振的胃口。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来瑱一下子把程元振得罪到家了，等待他的是程元振的“秋后算账”。
程元振一直在找机会，找了许久，他找到了。
机会来自李豫对来瑱的厌恶。
李豫对来瑱厌恶，跟来瑱的小动作有关。
由于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干得顺风顺水，来瑱便想在那里一直干下去，不料朝廷有意将他调回长安另有任用，来瑱便耍起了小动作：指使手下官员上疏“强烈”挽留自己。
眼看来瑱如此得人心，朝廷也不忍心违背“民意”，便让来瑱继续留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长时间，来瑱的“小动作”就被朝廷察觉，进而引起皇帝深深的厌恶：居然敢假借“民意”违背圣意。
这次“违背”命令之后，来瑱还有一次。
后来，李豫有意调来瑱到淮西战区出任节度使，没想到又被来瑱拒绝了，理由居然是“缺粮”：“淮西缺粮，请允许我等山南东道的小麦收割后再到任！”
李豫被来瑱的理由给雷住了，居然用“缺粮”搪塞我！
不久，李豫更加恼火，来瑱居然又一次指使属下上疏挽留自己！
两次事件叠加到一起，李豫对来瑱充满了厌恶，这一下让程元振抓住了机会。
程元振趁机参了来瑱一本：口出狂言，冒犯圣躬！
这一本已经够来瑱喝一壶了，不久，原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又参了一本。
淮西节度使王仲昇曾与史朝义的部队作战，不幸被俘，靠着对史朝义卑躬屈膝保住了一条命，洛阳光复后，他被解救，重见天日。
巧合的是，王仲昇与程元振关系甚笃，更巧合的是，当年王仲昇率军作战时，来瑱本来有与他协同作战的责任。
巧合碰撞到一起，王仲昇重重参了来瑱一本：来瑱与叛军联合，故意见死不救，导致我全军覆没，本人被擒。
明明自己作战不利，却把责任都推到来瑱身上，王仲昇一下把自己洗白了，却把来瑱洗黑了！
来瑱有口难辩，在劫难逃。
公元七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安史之乱平定的同时，原宰相、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被剥夺所有官职，流放播州（贵州遵义）。
来瑱以为自己会在播州终老，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奢望。
走到半路，传诏使节追了上来——赐死！
来瑱的死讯很快传遍全国，各道节度使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们都知道，来瑱无罪，即便勉强算有罪，也罪不至死。现在死宦官程元振搬弄是非，整死来瑱，怎能不让他们兔死狐悲？
更要命的是，程元振对来瑱下手，选择在来瑱进京朝见之时，而且赐死来瑱之后，朝廷居然没有公布来瑱的任何一条“罪状”。
如此一来，各道节度使就从来瑱身上得出一个结论：别轻易去长安，免得被程元振无缘无故害死！
这个结论非常要命，以至于当李豫身陷险境需要节度使带兵勤王时，崤山以东的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响应！
归根结底，程元振惹的祸！
进一步归根结底，宦官掌兵惹的祸！
如果宦官没有掌兵，没有那么得宠，自然不能轻而易举地残害大臣。
只是这个祸患就如同大唐王朝的病牙一样，已经长进了王朝的口腔里，虽然隐隐作痛，却也无法自拔。
这个世界上无法自拔的除了爱情，还有自己的牙齿！（牙医是不是除外呢？）
说完宦官掌兵，再来说藩镇割据。
唐朝最终亡于藩镇割据是不争的事实，而藩镇割据的发端则是在安史之乱平息之后。
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治下的范阳、平卢、河东已经有了割据的苗头，只是割据态势并不稳固，李隆基一纸诏书就能把河东战区从他手中剥离，因而谈不上真正的割据。
真正的割据，从安史之乱平息时开始，始作俑者是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既对唐朝有功，又对唐朝有过，他先后两次参与收复两京，但也是他，为唐朝种下了藩镇割据之祸。
这一切都是仆固怀恩私心作祟。
命运安排，让仆固怀恩跟郭子仪、李光弼都有过交集，他深知两位名将的能力，也目睹了两位名将的起起伏伏，正是看到郭子仪、李光弼的仕途浮沉，仆固怀恩联想到了日后的自己。
自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朝廷用你时可能把你捧得比天还高，不用你时就会把你摔下深谷，巨大反差已经屡见不鲜，郭子仪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想来想去，仆固怀恩打定了主意，他要留一个后手，以备不时之需。
他的后手居然是将“大燕帝国”的降将就地留任。
原本薛嵩、张忠志等人向唐军投降后，郑陈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已经进入叛军大营准备接手整编，这时仆固怀恩的命令来了：停止接收，降将各就各位！
这个命令意味着，李抱玉、辛云京的整编计划泡汤，而薛嵩、张忠志等得以全建制保留，这一保留就留出了王朝祸患。
然而，仆固怀恩已经被私心蒙蔽了双眼，他一心想为自己留后手，根本顾不上王朝之祸。
在仆固怀恩的布局下，降将田承嗣、李怀仙全部得到留用。
至此，河南、河北大地战火熄灭，硝烟散去，然而祸患却累积了下来。
薛嵩、张忠志（李豫后来赐名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每人都手握数州地盘、数万兵马，他们名义上服从唐朝管理，实际却有非常大的主动权，已经与昔日的郡守、县令不可同日而语。
说白了，他们手中有地有兵有资本，于是，叛乱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简单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薛嵩，他没有给祖上丢脸，数年后他在任上病逝，以这种方式跳出了藩镇割据的漩涡。薛嵩死后，将士们逼他十二岁的儿子薛平继任，薛平假装答应，却连夜护送父亲灵柩返乡，把位子拱手让给了叔叔薛谔。薛谔继任数年后，遭遇驱逐，幕后指使的黑手是田承嗣。不过这样一来，薛仁贵一脉彻底远离了藩镇割据，终究保全了薛仁贵千古不衰的名声。
对于仆固怀恩的布局，李豫并非不知，只不过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起了糊涂，他不想再打仗了，他只想要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
安史之乱的八年，是李豫成长的八年，也是充满磨难的八年。这八年中，他跟父亲一起焦头烂额，一起拆东墙补西墙。八年下来，打得民生凋敝，也打得心烦意乱，只要能早点平息战火，他就不再讲究方式方法。再者，河南河北之地，“燕国”经营多年，虽然“燕国”已经覆灭，但基础尚存，一般的唐朝政府官员很难在当地弹压住，用降将原地治理，是形势使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就这样，在仆固怀恩私心作祟、李豫得过且过交织下，藩镇割据作为权宜之计走入唐朝历史，进而种下隐患。虽然初期相安无事，但自隐患种下之日，病毒的发作就进入了倒计时。
李豫以为自此天下无事，孰知，林欲静而风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