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在不少领域开花结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力地推进了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历史进程。本章对近五年来的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略作回顾，以期为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入提供参照与借鉴。
一、对古典诗学接受思想的挖掘与探讨
对古典诗学接受思想的挖掘与探讨，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大力开拓的一个领域。研究者们广泛联系我国古代文论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与探讨其中文献所蕴含的接受美学思想。这一方面所出成果不少，主要有：钱文彬《浅析诗味论的接受美学蕴涵》（《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邓新华《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王慧玉《王充文学接受思想初探》（《文学前沿》，2004年第1期），伍晓阳《从“虚静”到“妙悟”——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陈昕《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美学”》（《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李欣人《〈周易〉与接受美学》（《周易研究》，2005年第3期），高曼霞《论刘勰的接受美学观》（《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王毓红《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吴结评《中西文论对话中的接受美学——知音与读者反应批评》（《求索》，2005年第6期），云国霞《简论中国古代“接受”理论和“知音”理论》（《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付莉《论司空图“韵味”说的接受思想》（《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志良《〈戏为六绝句〉：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丁淑梅《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与文学鉴赏“知音”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张思齐《论辛弃疾的接受美学思想》（《齐鲁学刊》，2006年第6期），张超《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齐鲁学刊》，2006年第6期），李有光、张正明《以心会心——中国美学接受论整合研究》（《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林妙君《〈文心雕龙·知音〉与接受美学思想比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付以琼《孔子的文学接受美学思想》（《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条：一是对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不同文论家的文学接受思想进行探究，这主要体现在邓新华、王慧玉、高曼霞、张思齐、付以琼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不同文论篇什中的文学接受思想进行论说，这主要体现在李欣人、李志良、林妙君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我国古典诗学命题中所蕴含的文学接受思想进行探讨，这主要体现在钱文彬、伍晓阳、付莉等人的论文中；四是从通论性或比较性的角度论说我国古代的接受美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陈昕、王毓红、吴结评、云国霞、丁淑梅、李有光、张正明等人的论文中。上述四条研究路径各有特色，体现出对我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多维面开掘与论说的特征。
在第一个方面，如：付以琼《孔子的文学接受美学思想》（《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孔子诗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认为文学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读者才能最终获得实现，而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才能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使文本结构的潜在意义具体化为现实，最终实现对文学作品作政治伦理化的解读，产生社会效应。同时孔子已充分认识到情感因素在沟通读者与作品方面的作用，并注意阐发读者“悟”的接受方式。因此可以说，孔子诗论是我国从读者角度讨论文学的最早理论之一，体现了中国早期接受美学思想的萌芽。在第二个方面，如：林妙君《〈文心雕龙·知音〉与接受美学思想比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认为：《知音》篇论述了文学鉴赏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指出了鉴赏与批评在文学审美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它实际上已从接受实际和理论层面上论述了自己的接受美学思想，较早期西方接受美学更具思辨眼光。在第三个方面，如：伍晓阳《从“虚静”到“妙悟”——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认为：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接受思想与接受经验，老子的“虚静”观、孟子的“以意逆志”论、朱熹的“涵泳”说、严羽的“妙悟”说，等等，它们科学地揭示了文学欣赏的一系列美学规律，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的大致轮廓。在第四个方面，如：丁淑梅《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与文学鉴赏“知音”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提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潜存着丰富多彩的文学接受意识和接受批评实践，以刘勰的“知音”论为代表，从郢书燕说到误读造妙、从入出有道到得意会心、从想象自得到知音见异，通过历时态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来把握和生成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活动内在地契合了接受理论的实质与内核，具有东方式的独特理论批评价值。
二、对古典诗学接受的综论性研究
对古典诗学接受的综论性研究，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这一领域研究的特点是从大处着眼，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入手，对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作出论说。
其所发表论文主要有：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述略》（《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马丽娅《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王运涛《儒学人文精神在经典文学中的传承及其当代意义》（《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杨金梅《接受史视野中的古典诗歌研究》（《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张成恩《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10期），马大勇《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刘欢萍《韩国诗话对中国先唐诗文的接受与批评》（《北方论丛》，2008年第4期），钟友循《中国古代文学对佛教的接受形态及其效应》（《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晓霭《试论礼乐文学的文化传承价值——以宋代为范例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周固林《浅谈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接受的影响》（《安徽文学》，2009年第2期），等等。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古典诗歌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接受以及对其中独特文学内涵的传承弘扬等，所观照的视点都比较宏观，着眼点也主要在其社会现实价值及当代意义。这一领域研究契合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论题，在一定意义上将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与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有机结合了起来，是值得倡导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外，其研究内容还涉及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综论性考察、对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文体间的互动接受及我国古代诗文在异域的传播接受等。
三、对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的考察
对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的考察，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着力开掘的领域。其所出成果甚多，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显示出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
1.对具体诗人接受的考察
在这一研究维面，近五年来所考察过的接受对象主要有：屈原、陆贽、曹植、陶渊明、鲍照、寒山、刘希夷、柳宗元、李贺、贾岛、许浑、刘禹锡、李商隐、司马光、苏轼、黄庭坚、朱淑真、耶律氏、江盈科、钱谦益、李贽、纳兰性德、秋瑾，等等。
其所出成果，在论文方面主要有：李灿朝《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云梦学刊》，2003年第1期），刘中文《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马歌东《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以唐诗的秀句传承及其域外影响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邓莹辉《论苏轼对屈原精神的承继与新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陈望南《文学接受进程中的钱牧斋》（《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孙代文《试论杨廷理与柳宗元的传承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9期），刘梦初《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历代接受现象及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王明辉《王国维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刍议》（《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崔日义《〈陶渊明诗话〉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张静《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余霞、黄艳红《宋前贾岛接受的选本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罗春兰《“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钟嵘〈诗品〉对鲍照的接受》（《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黄敏《朱淑真接受现象论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贾立国《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陈晨《审美与功利交感下的比兴寄托——从苏轼诗词接受看“比兴寄托”》（《兰州学刊》，2006年第2期），邱美琼《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接受》（《集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黄庭坚诗歌在清代的接受历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的文化语境》（《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尚永亮《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以义堂周信对杜甫的受容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洪迎华《刘柳诗歌明前传播接受史研究》（《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李静《朱淑真诗词在宋代传播与接受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杨国安《狂捐：承传与变异——论从李贽到鲁迅的思想文学传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王红《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跨民族中的创新：清代广西壮人对杜诗的接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崔雄权《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东疆学刊》，2007年第2期），陈水云、陈敏《纳兰性德文学接受述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区鉷、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米彦青《论黄仲则诗歌艺术对李商隐感伤诗美的接受》（《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张廷银《从家谱文献看民间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批评》（《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伍联群《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陈磊《辽耶律氏诗词文学接受史杂考》（《新西部》，2007年第18期），杨再喜《论唐宋时影响柳宗元文学接受的三个因素》（《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杜牧的“韩柳”并称论与柳宗元的文学接受》（《时代文学》，2008年第11期），李海英《试论秋瑾被广泛接受之原因》（《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张进《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唐都学刊》，2008年第2期），杨鉴生、王芳《刘履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与评价》（《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贺国强、魏中林《诗学接受·文化心态·地域风神——同光体江西派的三重视阈》（《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郑礼炬《明初翰林院江西籍作家传承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刘艳萍《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延边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雷恩海《论韩愈对陆贽的认同与接受》（《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彭梅芳《初盛唐文艺审美趋向——以刘希夷诗歌的接受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余飞《历代司马光诗歌接受述论》（《作家杂志》，2008年第10期），徐永丽《试论韦庄对许浑诗歌的接受》（《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试论南宋江湖派对许浑诗歌的接受》（《现代语文》，2009年第2期），陈中琴《略论姜夔对道家审美意趣的接受与表现》（《现代语文》，2008年第6期），黄仁生《四百年来对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书屋》，2008年第12期），等等。在专著方面主要有：孙微《清代杜诗学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等等。
上述成果，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条：一是由点到线，通观性地考察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诗人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这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陈望南、陈友冰、崔日义、黄敏、贾立国、邱美琼、陈水云、陈敏、张廷银、陈磊、李海英、彭梅芳、余飞、黄仁生等人的论文中；二是由点到面，选择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诗人在后世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段的接受情况作为考察对象，这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灿朝、陈友冰、余霞、黄艳红、邱美琼、洪迎华、李静、伍联群、杨再喜、徐永丽等人的论文中；三是由点到点，选择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诗人对前代某一诗人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刘中文、邓莹辉、彭梅芳、孙代文、刘梦初、王明辉、张静、罗春兰、邱美琼、杨国安、米彦青、杨再喜、张进、杨鉴生、王芳、郑礼炬、雷恩海、徐永丽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我国古代诗人诗作在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传播接受及异域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马歌东、尚永亮、王红、崔雄权、区鉷、胡安江，周晓琳、刘艳萍等人的论文中。上述四条研究路径，从纵横两个角度，将我国古代诗人接受个案研究拓展、延伸与深化了开来。
2.对具体诗作、诗集接受的研究
对具体诗作、诗集的接受研究，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维面。这一方面所考察过的接受对象主要有：《诗经》、《楚辞》、《焦氏易林》、《古诗十九首》、曹植的咏侠诗、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杜牧的《清明》诗、黄庭坚单篇诗歌作品、南园诗歌，等等。
其所发表论文主要有：郭芳《论〈诗经〉接受的二重性》（《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宁宇《明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理论学刊》，2004年第6期），宁宇、苏长忠《朱熹〈诗经〉接受中体现的美学理想》（《岱宗学刊》，2005年第2期），张爱民《唐代文学家对庄子的接受》（《潍坊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汪超《苏轼正面接受〈文选〉现象浅议》（《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论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与接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贾立国《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陈彝秋《权德舆对楚骚的接受与中唐文学思想的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杜凤侠《论颜延之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的贡献》（《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邱美琼《黄庭坚单篇诗歌作品的早期流播》（《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郭建勋、毛锦裙《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求索》，2006年第10期），张肖伟《〈古诗十九首〉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陈永正《南园诗歌的传承》（《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宋志玛《试论谢灵运对楚辞的接受》（《柳州师专学报》，2008年第2期），张振龙、张晓庆《从用典看曹植对〈诗经〉的接受及其文艺思想》（《求索》，2008年第5期），李金坤《一曲〈清明〉千古新——杜牧〈清明〉诗接受方式之脞论》（《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刘银昌《隋前〈焦氏易林〉的传播与接受》（《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期），王书才《从萧统和刘孝绰等人对〈文选〉作品的接受看〈文选〉的编者问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张海沙《唐宋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与运用》（《东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等。
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也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条：一是由点到线，通观性地考察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诗作或诗集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这主要体现在郭芳、陈永正、李金坤、贾立国等人的论文中；二是由点到线，选择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历史时期对前代某一诗作或诗集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主要体现在张肖伟、汪超、邱美琼、郭建勋、毛锦裙、宁宇、刘银昌、张爱民、张海沙等人的论文中；三是由点到点，选择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一诗人或诗论家对前代某一诗作或诗集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主要体现在王书才、张振龙、张晓庆、汪超、杜凤侠、陈彝秋、宋志玛、苏长忠等人的论文中。这一方面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视点甚小，挖掘较深，这使其研究显得切实而细致，体现出“见微知著”的特征。
3.对具体诗体、诗作群体、诗歌流派接受的研究
对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具体诗体、诗作群体、诗歌流派接受的研究，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维面。这方面研究所考察过的对象主要有：建安文学、齐梁文学、南朝文学、韩孟诗派、元和诗歌、晚唐体诗、宋诗、温州本土诗风、桐城派、幽怨型诗学，等等。
其所发表论文主要有：王玫《论两晋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建安文学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建安文学在十六国及北朝的接受状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易小平《从典丽到风骨：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唐都学刊》，2004年第5期）、《声律风骨兼备：盛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易小平、孔艳侠《品人辨体：南朝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刘磊《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傅明善《沿袭，反拨，回归——论宋人对晚唐体的接受过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赵平《南宋诗人群体的兴起与温州本土诗风的传承》（《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凌朝栋《论北宋初文臣对齐梁文学的接受——从〈文苑英华〉对梁代文学的选取态度谈起》（《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张静《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侯敏《昭君情结与中国幽怨型接受诗学》（《三峡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未鹏《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吴怀东《“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尚永亮《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肖波《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的重要拐点——论陈子昂对建安文学的传播接受》（《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
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也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条：一是由点到线，通观性地考察具体诗体、诗作群体或诗歌流派在后世的传播接受情况，其主要体现在刘磊、赵平、侯敏、尚永亮等人的论文中；二是由点到面，择取不同历史时期对前代某一诗体、诗作群体或诗歌流派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考察，其主要体现在王玫、易小平、孔艳侠、凌朝栋、陈未鹏、吴怀东、傅明善等人的论文中；三是由点到点，对后世某一具体诗人对前代某一诗体、诗作群体或诗歌流派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考察，其主要体现在张静、肖波等人的论文中。这一领域研究在新世纪之前还较为少见，其研究的勃兴，标示出我国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研究的不断丰富与多维面展开的特征。
4.对古代文学思想观念及诗学范畴与命题接受的研究
对古代文学思想观念及诗学范畴与命题接受的研究，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个案研究中出现的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维面。这一维面研究以前所出成果也不多，其勃兴，标示出我国古典诗学接受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其所考察过的对象主要有：先秦美学思想、《庄子》、孟子“知人论世”观、儒家文艺观、诗可以怨、韩愈“不平则鸣”论、“西昆体”诗学思想、黄庭坚诗论、张耒诗学观念、严羽诗学、王夫之诗论、“清”、“怨”、“意境”诗学范畴，等等。
其所发表论文主要有：姜晓云《“清”与“怨”的历史传承与钟嵘〈诗品〉》（《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任群英《司马迁文学思想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与超越》（《红河学院学报》，2004第1期），张鹏飞《刘勰对孟子“知人论世”观的传承》（《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张爱民《宋代文论家对〈庄子〉的接受》（《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大桥《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5年3月），曾睿《论南朝萧氏父子对儒家文艺观的接受》（《创作评谭》，2005年第12期），戴舒芩《接受之维的“意境”美》（《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郭艳华《论杨万里晚年对张耒诗学观念的传承》（《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王友胜《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论述略》（《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阳建雄、刘晓林《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诗歌理论的传承》（《名作欣赏》，2007年第12期），何世剑《论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1期），查金萍《试论宋人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赫维《李白〈古风〉对先秦文学美学思想的传承》（《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年第2期），傅蓉蓉《论黄庭坚对“西昆体”诗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齐鲁学刊》，2008年第3期），邓心强《从“妙悟”看严羽对古代文学批评的传承、新变与推进》（《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等。
上述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由点到点，择取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或文论史上某一诗人或文论家对前代某一文学思想观念或诗学范畴与命题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主要体现在任群英、张鹏飞、张爱民、曾睿、郭艳华、王友胜、阳建雄、刘晓林、何世剑、查金萍、赫维、傅蓉蓉等人的论文中；二是由点到线，通观性地考察某一文学思想观念或诗学范畴与命题在后世的传承接受与发展创新情况，这主要体现在姜晓云、王大桥、戴舒芩等人的论文中。
值得提及的是，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题的承传研究，试图从古代文论自身承纳接受与发展创新角度来拓展文学接受研究与古文论研究，使古代文论承传接受研究更为系统化。自2004年以来，已发表以“承传”为题论文20多篇，如：《中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集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批评的承传》（《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历代文学纪事的承传》（《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古代诗话汇编的承传》（《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中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承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古代文学评点体例与方式的承传》（《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诗文评点体例的承传》（《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论情景论的承传》（《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4期）、《中国古代文论兴感论的承传》（《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中国古代诗歌比较批评的承传》（《辽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学摘句批评的承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论纲》（《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的承传》（《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中国古代文学言意构合论的承传》（《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较为系统地从我国古代文论的创作论、审美论、批评论、批评方法、批评体式五大方面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在传承接受与发展创新情况予以清理考察，并拟在近期内出版《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一书。应该说，它在研究范围上拓展了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将对古典诗学接受的探讨进一步切实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开来。
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对古典诗学接受个案的考察还扩展到文论史领域。这方面所出成果有：陈蜀玉《中、越文论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未醉《朱熹文学思想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何旺生《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的接受史》（《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前两文从异域的角度考察我国古代文论的横向传播接受，后文则择取当代典范文论家研究的接受作为考察对象，探究其接受的维面与历程，是甚富于典范意义的。如：何旺生《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的接受史》（《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认为：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郭绍虞的评价与接受，大体表现为三种视角和维度，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评说，对作为学术史的郭绍虞的言说，对作为方法论的“郭绍虞经验”的研究。这三个维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融会，共同构成了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的接受史。该文以我国当代文论史上一个典型个案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是有启示意义的。
四、对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反思
对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反思，是近五年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正在不断拓展的一个领域。此前，曾有朱立元、陈文忠等人撰文从学科建构的角度论及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其论对新时期以来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不小的引导作用。
这一领域所出成果主要有：沈茂生《接受的缺失：古典诗词鉴赏的文化沉思》（《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刘上江、刘绍瑾《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刘绍瑾、汪全刚《陶渊明接受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理反思》（《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陆颖《接受美学与文学史》（《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年第10期），陈友冰《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解国旺《接受美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略论》（《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冯雷《重写文学史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等。
上述论文，或联系具体诗人诗作的接受情况予以延伸论说，或就某一时段文学研究的问题展开探讨，或就文学史的重写问题予以阐说，或从总结二十余年文学接受史的历程着眼，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反思的视点与特征，体现出各异的理论意义。如：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接受史模式作了大量的探索：革新“集注”、“集说”传统，实现传统学术方法的现代转型，以新颖的视野开辟学术生长点，接受史与创作史互补，建构文学史体系的现代格局；丰富学术思维，接受史意识成为学者的自觉意识。接受史研究是为了沟通古今审美经验，让古典走向现代。接受史作为与创作史前后衔接的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新维度，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更紧邻文学史料学的学术研究史，在主体范围、对象性质、功能任务和研究态度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又如，陈友冰《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提出：近年来，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所引发的思考：相对于探寻古代学者和作家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接受，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当代学者和作家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创作上的接受；应当重视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以及政治人物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尤其是时代风尚、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所引起的学界趋奉方面研究；要重视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是学者们对中外作家或研究方法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应当重视非纸质文字乃至非文学资料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该文将文学接受个案引申开来，对我国当前的文学接受研究提出了不断拓展与扩大研究空间与维面的要求，由国内而域外，由古典到现当代，由仅限于文字材料的考察到非文字材料的考察，由较为单一的文学接受模式研究而到多向度、多维面的立体接受研究，等等，作者为未来的文学接受史研究提出了方向，显示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
总之，近五年来的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相较于新世纪之前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与对象上得到不断拓展，在研究层度得到不断拓深，很多研究成果已能从创作史、批评史、效果史研究的综合角度来加以探讨，克服了以前不少研究中所出现的单一化倾向，所考察的维面更为丰富，考察接受过程更为细致与深入，这有力地标示出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向前迈进。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在不少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如对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进一步挖掘与探讨，对具体诗人诗作接受个案的进一步考察，对不同诗学内涵承传接受的综合性研究，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待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深化其研究内涵，加快其研究进程，从而，将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全面推广与深化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