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勋先生新著《艺苑切磋——凤樵序跋笔谈选》一书与读者见面了。它汇集先生近十余年来“出于朋友之情，师生之谊”所写序跋之文及部分笔谈，整理编辑成书，于1996年7月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最近得先生赠书，不及他顾，一睹为快。通读全书，咀嚼涵咏，深感“言之有物，有感而作，并非一般应酬揄扬之文”，实为一部“借题发挥”、内涵丰富的很有特色之序跋笔谈选。
汇编目的，正如张文勋先生在著作“前言”中所云：“我写序跋之文，自定了一条原则，即每写一篇，总是要借题发挥，讨论一点问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期互相切磋，互相勉励，共同研讨，各有所得。”“出版此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序跋所介绍的作家作品，向海内外展示我省学术文化的成就，虽不能窥全貌，亦可见其一斑。”于此可见出先生之心旨。《艺苑切磋》特点，亦如施惟达先生在书后“跋”中所言：“既有理论问题的阐发，有切中肯綮的具体评论，又往往知人论世，娓娓道来，使人备感亲切。”
全书的编排，按内容的偏重与不同分为四辑：民族文化、文艺美学、文学研究、诗文书艺。所涉及范围与论题既有对民族文化与特色，多民族文化交流、渗透、建构的概括与探讨；又有对文艺理论，特别是对古典美学及文论的进一步透视与辨析。既有对文化、文学子题研究的学术性深入阐发，又有对文学发展，特别是云南当代文学发展、现状、成就的热情评论与批评。纵览全书内容，杂多而不烦乱，条分缕析，结合自身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贯穿以张文勋先生鲜明之学术观点、学术思想于其中。如此，不仅使该书具有学术研究的本体论意义，亦有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笔者认为：它具张文勋先生数十年治学之功力，厚积薄发，确是一部很有特色之书。
在学术思想上，《艺苑切磋》特色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对西南民族文化研究的热情提倡与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张文勋先生认为：“西南各民族文化，是统一的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她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不仅体现在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之中，也体现在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以及审美意识，艺术趣味等等各个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进行考察和研究，正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识于此，张文勋先生提倡从民族审美的“大文化”角度来透视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结合体，“需要我们作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思维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宽民族文化、文学的研究领域与路子，使其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中考察与印证出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审美特色。为此，他热情地为《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民族文化学论集》、《文苑纵横》等书作序或写后记。在前篇序中，张文勋先生认为，对茶马古道的文化探秘不能停留于“只是对茶马文化表层现象的描述与初步的理论探讨”，而应不断地考察与研究，并作深层地开掘，“使得茶马古道文化成为一门有特色的专门学问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此基础上，张文勋先生进一步提出对于民族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就某个问题（例如总体特征的把握）从宏观上作理论阐述，也可就某一文化现象（例如铜鼓文化）从微观的角度作深入剖析；我们也可以就某一民族的文化（例如白族文化，彝族文化等）作综合的考察，还可以就某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例如南诏文化）作断代史的研究。”（第8页）（1）强调应把对民族文化、民族审美的探讨具体落到实处，从“大处”建瓴，从“小处”着眼，加强“田间作业”，力避文化与文艺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大而空”偏向。同时实际上，张文勋先生更身体力行，撰著《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一书，“把中国古典美学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中作历史的、宏观的系统研究。（2）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一书，从整体上概括出云南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的特色。（3）在《〈滇文化散论〉序》与《大理文化研究之我见》等文中，张文勋先生又强调要对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层地把握。对地域文化之历史资料，应组织力量进行整理研究，“不应作为一种猎奇边供玩赏之后就搁置起来”。对地域文化中之民俗风情；也不能停留于—般的介绍和记录，而应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去研究。这充分表现出张文勋先生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切切期盼，寄予厚望之心。
在对文艺美学的探讨研究上，张文勋先生总是能结合自身创作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实践与经验，从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入手，有的放矢。提倡“文论研究要进一步扩大，注意发掘民族特色”，要“开拓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要“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传统美学”……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对于文艺与审美，张文勋先生认为：“即是要把我国传统的文论、诗论、画论、乐论，等等，从文艺美学的层面上深入到文化层面去透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认识我国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及其本质特征”（见《〈文化与审美〉序》一文，《艺苑切磋》第114页），为此，他鼓励、教诱后学：“探寻我国早期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与审美，就是要从中找到文化与各种审美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文化与审美之间的中介，从而对各种审美意识，审美心态，审美兴趣，找到合乎逻辑的文化学的解释”（见《〈文化与审美〉序》一文，《艺苑切磋》第116页）；“我们只有从我国悠久的深层文化背景中，去寻求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才能理解它在我国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中所具有的不可被代替的地位”（见《〈裂变的光芒〉序》一文，《艺苑切磋》第110页）。在对意境理论的探讨研究上，张文勋先生早在1983年为蓝华增所写的《〈说意境〉序》中，就提出：“我们今天研究意境问题，就必须对意境的形象性作出科学的解释”。同时提出对诸如“意境”、“兴趣”、“神韵”等古典美学术语的理解，“既要明其同，又要知其异，哪怕是极微小的差别，也应加以辨析”。此主张深为学界同行所赞同。在十年后为徐啸虎所写的《〈唐宋词意境新论〉序》中，张文勋先生直接阐明了自己对意境的几点认识：“没有审美主体的艺术创造，也就无所谓艺术意境的存在，也就无所谓风格流派的种种差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意境是不可重复的”；特别是“应该说，词的意境是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是各种感官功能的综合，是完整的审美对象。因此，它给人的审美感受也是综合的、整体的，而不是离析的、局部的。它所唤起的审美心理活动，也是直觉知识和理性知识的统一，是感情和理智的统一，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统一”；等等，确是中的之论。在《〈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后记》等文中，张文勋先生认为：“可以说，抽去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由于它们的影响而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要谈中华民族文化，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撇开儒、道、佛三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去研究我国古代美学，也是很困难的，至少是不完全的”；“于是儒、道、佛各家的意识、思想和文化学说，在互相斗争而又互相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特殊文化结构，形成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无形的精神网络”。张文勋先生强调对中华文化主体基因及其构架的深入探讨，强调中华文化何以具有如此鲜明民族特色及其之于文艺审美的独特魅力，他是学界较早注重从主体文化及其构架角度发掘民族审美特色的学者之一。
在“文学研究”、“诗文书艺”两辑中，张文勋先生之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满腔热忱地提倡要“多层面地透视文学现象”，“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地域文学”，“应重视地方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特别是要“注重云南自身文学的研究”。对于《滇云诗词》的出版，张文勋先生认为是独特文化之瑰丽体现，在《〈八荒风情抬遗〉序》中，肯定“行必有呤咏，居必有文章”的审美提升人生之境界；在《〈宁静的思绪〉序》中，更提倡“流水行云皆自在，于平淡处见真淳”的创作境界与人生体悟，也藉此充分体现出张文勋先生自己几十年之学问人生。对《瞿碧君诗集》的出版，他高唱“诗本情性，无分男女”；于诗集《离离草》的问世，称赞为“穷困不浸其志，蹇厄不伐其性”；见《三春集》之联袂，更颂扬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创作旨趣与人生桑榆。纵观两辑所收序文，毫无理论来、理论去的学究之气，而是在朴素无华的分析、比较、阐释与评论中切磋艺道，奖掖后学，有创见，有新意。这之中，需要特别述及的是张文勋先生对云南文学发展寄寓厚望，他在为杨红昆所写《〈落叶集〉序》中语重心长地说：“我特希望我省应加强文学评论工作，重视文学评论队伍的建设，消除偏见，坚持真理，立足云南，面向全国。为云南文学走出困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开路的清道夫作用，起到保健医生的催生婆的作用。”在《〈边地文学启示录〉序》中，张文勋先生称赞扬振昆：“他结合云南地方民族特色，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对促进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张文勋先生为云南文学的50年显著成就而自豪，为云南文学的现实状况而焦虑，希冀云南文学特别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的真正崛起，憧憬着云南文学的深层次自醒。“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浮在生活表层，随波逐流的弄潮儿，而是要一头扎进几百米深的海底的潜水员。”（见《〈落叶集〉序》一文，《艺苑切磋》第159页）充分表现出对文学现实特别是云南文学现实的关切，其言其行具有巨大的现实触动力与感召意义。确实，立足于云南浓厚的地域文化优势，关注“自己土地上的现实、人的命运、自然与社会与人的冲突”，（见《〈落叶集〉序》一文，《艺苑切磋》第160页）这才是云南文学的真正出路所在。云南不乏优秀的作家、诗人，老一辈中如彭荆风、李乔、晓雪等，青年一辈中如于坚、海男、汤世杰诸人，及时地对云南文学创作予以评论、总结、反馈，把他们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是云南文学评论界、文学研究界义不容辞的一份职责，这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艺苑切磋》同时给我们学术研究、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启示与反省也是多方面的。例如，作为一个学术成就卓著的老学者，张文勋先生总是在文章中联系自己切身的治学之道，首先十分强调社会科学“田间作业”的重要性，强调要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学术上重考据、实证、校释之风，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辨析、思考，强调停留于表层的描述难以把握对象的实质。在《〈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序》中，张文勋先生对李子贤“长期重视田野作业实际调查，重视科学理论的提炼和探索，同时，又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的研究法，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学风”，此主张对于当前文艺研究确有切实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特别是伴随着当前文艺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研究的方兴未艾，文艺研究中不少理论文章或似天马行空，面目难辨，或流于过分的理论之抽象艰涩、不知所云，“玄”得骇人，这是应该力避的。对于文学研究，张文勋先生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从对作品及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入手，而后才可言及其他。在《〈元明清文学探要〉序》一文中，张文勋先生借评价郭兴良的文学研究路子，重申：摆脱一般的重复故事情节，分析思想艺术的模式，注重从对作品的审美感知，从美学的高度去作理论的探讨，其研究才可能具有相当的深度。最后在《艺苑切磋》所收文章中，张文勋先生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学术及文学研究态度论述学术之性质、相关之理论和文学的多元价值及其诸系统等问题，这本身也是对一些不良学术研究及文学批评偏向的有力匡正，值得我们进一步谨记与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