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嘛，这跟中国啥关系没有，不过是几个强盗分赃不均打起来了。中国虽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骨子里并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尊重，在他们的眼里，中国还是那个脑后拖着辫子、满口之乎者也的没落帝国，即使跟着欧洲学有所成，终究不过是换了件马甲，人家还是认得出来的。至于国力，还是落后欧洲太远。换句话说，就算中国想把一战跟自己扯上点关系，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
但是政治这玩意儿，一般老百姓还真说不清楚。它不像数学公式那样一加一肯定等于二，绝不会等于三（算错的情况下不算）。一战的两大集团打了四年，到了1917年，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候实力已经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谁也不能先退出，要不这些年白干了。
我们看欧洲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欧洲的战争往往没有什么大规模，充其量几千人、万把人在那里比划着放枪，看谁运气好，谁武器更先进，谁就会获胜。像八国联军侵华时，八个国家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多人，最少的荷兰只来了几十个人。
按说近代史上欧洲国家对外征战频繁，大仗小仗多了去了，为什么欧洲很少发生像中国那样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战争？不是人家不愿意，答案只有一个：人。欧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这点跟中国倒是正好相反。不过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凡事都有例外，一战就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双方投入的兵力前后达到百万人，开创欧洲有史以来之先河。这样打了四年，双方的人员损失都已经到了极限，哪一方熬不住随时都会崩盘。这时候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向中国要人。
此时的日本已经加入了协约国，还有另一个即将加入的美国，两方同时开始策划中国参战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他们出钱，让中国出兵、出劳力。
虽然目标一致，不过两方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都想让中国按照自己的路数行动。显然，他们真正较量的，不止是参战本身，更重要的是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要知道，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不小，还有东亚其他国家的市场，都是两国全力争取的。于是，在他们的活动下，中国参战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后来的结果看，显然日本还是比美国更了解中国国情，因为最终段祺瑞政府全盘接受了日本的主张，向日本借款募兵，对德宣战。这是后话，且先不表。
就当时而言，中国要不要参战，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国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对德宣战，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投机取巧获得战胜国的地位。而另一种就是不参加任何一方，静观其变，万一哪方获胜，将来中国不至于处境尴尬。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势力中英法还是明显要强过德国的，所以也可以考虑跟德国断交但不宣战，保持事实上的中立。两派的代表人物，主战的是段祺瑞，主和的是黎元洪。虽然黎元洪明知自己斗不过段祺瑞，平时没事总让他三分，但在宣战大事上，他认为事关国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肯轻易妥协。
于是在参战问题上，府院之争终于上演了升级版，而中国政局三大势力之一的国会当时的态度是支持总统黎元洪的。为了能让对德参战案得以通过，段祺瑞软的不行用硬的，甚至动用了督军团向国会施压，没有效果。实在没辙的段祺瑞居然拍拍脑瓜子想出了一个歪招，他授意自己的手下大将们四处活动，张罗来了一大帮不知哪里来的阿猫阿狗，组成一个所谓的公民团，在国会开会期间包围了国会所在地，强行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案。这一招袁世凯用过，据说效果还不错，但段祺瑞毕竟不是袁世凯，人家的看家本领不是那么好学的。
5月10日，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上午10时，国会附近象坊桥一带聚集了不少以街市流氓组成的光怪陆离的“请愿团”，有称“海陆军人请愿团”的，有称“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的，还有的打着学界、市民请愿团的名义，他们带着各种请愿书和传单，见人就发。
下午16时，议员们进入会场，公民团又强发传单给议员，如有不接或接迟了的，便遭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议员遭殴打。接着，又有所谓公民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称不通过参战案，议员们不准出院门一步。这和民国二年袁世凯要选自己当总统时的情景几无两样。愤怒的议员们要求将委员会改为议员大会，要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询。当时情况非常混乱，又饿又累又气的议员们一直被困至晚上7点半，段祺瑞方乘汽车来到会场。
当时喧哗声立时皆无，“公民”们闪出通道，待段祺瑞步出汽车，立即摆旗呐喊，掌声雷动。段面含微笑进入会场，一些请愿者乘机拥入会场，会场一片大乱。议员们为安全自卫计，把段扣住，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内之奇景。挨了打的国民党议员激愤之下，揎拳捋袖，嚷道：“公民可以打得议员，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说着就往休息室冲，要揍段祺瑞，幸得众人拉住。受段之命赶来处理请愿团之事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并不认真行使职责，只一味“温语劝谕”，直至嚣张的“公民”们向院内乱掷石块砖瓦，把日本记者中野打伤了，因为害怕酿出外交纠纷来，吴炳湘才调来马队将这些“公民代表”驱散。
“公民请愿团”大闹众议院是出并不新鲜的丑剧，这个公民请愿团组织得太没有水平，所有的国会议员都能看出他们的成色，就连街头看热闹的大妈大婶都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查明，此系段祺瑞的亲信傅良佐联合靳云鹏、王揖唐等人，利用国务院参议陈绍唐、陆军部咨议刘世钧、张光卿、刘文锦等人，花钱雇来乞丐、流氓和无业游民制造的事端。真相大白后，全国舆论哗然。
这下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反还激怒了议员们，就连一些私下里支持段祺瑞的政客都觉得段祺瑞玩得实在过分，这要是让他得逞了，以后哪还有他们说话的份。所以，问题不是主要的，面子才是根本。毕竟议员们好不容易谋得一个议员席位，多少也想让自己的位置物有所值，谁也不愿意做个花瓶摆设。于是国会一下炸了窝，会是开不成了，议员们个个群情激奋，怒气冲冲，可是该怎么办呢？议员们想到了办法：找总统。
黎元洪正为这事犯愁呢，他太了解段祺瑞了，这个人的强势性格让自己吃够了苦头，有话无处说，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对外还得装出一副政府十分团结的样子。
现在有这帮议员找上门来，哭鼻子抹眼泪的，各个都要讨个说法，否则就要辞职。好，瞌睡碰上枕头，黎元洪也就顾不得什么面子问题了，以前为了大局我一再忍让你，现在你搞出这么多花样来惹了众怒，而我有这么多议员支持，还怕你作甚。一横心，一咬牙，豁出去了！
黎元洪马上宣布重开国会，正式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位。当然，他罢免的方式可能有些问题，也许是不合程序规定吧。于是段祺瑞只好下野，避走天津。在离开北京前，段祺瑞发表了通电。这个通电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宣称自己不会在罢免文书上签字，总统用这种不合法的方式罢免自己的职位，以后政府发生什么事，跟我老段无关，别说是我闹的。
引狼入室
罢免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但是他忘了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不还没得意几天，黎元洪就发现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得罪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的人。首先要找他算账的就是各地的军阀们，个个跟死了亲爹似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要反对黎元洪。更要命的是，按照宪法他必须重新找一个总理接任，可是放眼北京，居然找不到一个人肯出面组织政府，接替段祺瑞留下的职务。这下才真傻了眼！也是，怎么干都可以考虑，偏偏最不能考虑的方案让他采用了。段祺瑞在台上时，黎元洪还不太能看清他的实力，一旦下了台才发现，这个人的势力滔天，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和喽哕。都说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可是轮到自己时，还真就不好找。堂堂的一国总理大印，愣是没人接手。而且按当时的情形，自己的小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那帮不要命的丘八给灭了。带过兵的他可是深有体会，这帮人什么事干不出来。早在武汉那会儿，自己就被革命党人从桌子底下揪出来过，逼得自己造反，不答应脑袋立马搬家。
此刻，下野天津的段祺瑞并未门前冷落鞍马稀，他自己为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也更加频繁地与拥戴他的军阀们、研究系和交通系的政客们、亲日派等各种势力接触，策划推翻黎元洪。以倪嗣冲为首的督军们在段的支持下相继宣布脱离中央。聚集天津的督军代表们为协调行动，还于6月2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为总参谋。段祺瑞甚至还想趁热打铁就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待赶黎下台后，就举徐为大总统，但是此举引起北洋集团内部的诸多纷争而使计划流产了。
此时的黎元洪急切地盼望能抓住一个武力依靠，以稳住免段之后的政治局面，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张勋。如果这个人能出面并跟自己站到一边，那还是有几分胜算的。
张勋何许人也？张勋，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谥号忠武，江西省奉新县人。清末时担任过云南、甘肃、江南提督。此人也算得上一号人物，在满清时期就是朝廷重臣。当然，历史记住他的名字，不是因为他的官位有多高，也不是他有什么经国安邦的才能，而是他的政治思想——忠君！如果要给民国人物写一份简历，那么张勋的简历大概可以这样写：
张勋，男，汉族
籍贯：江西
曾任职：云南、甘肃、江南提督（满清时期），长江巡阅使（民国时期）
主要工作经历：带兵打仗
任职期间重大项目：复辟
项目运作结果：失败
其实这张勋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北京的动静，看到黎元洪的处境，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赶在这个时候致电黎元洪，表示效忠，黎元洪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乱了方寸的他根本顾不上深究张勋的用意了，立即打电报要他“迅速来京”。 6月6日，张勋通电全国，自称“奉命入京调停国事”。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马、炮兵等10营约5千人由徐州启程北上，自津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