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如果你打算把中国的历史与任何其他伟大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个比较的话，你应该把目光转向加拿大或美国。无论在中原，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的利害关系，远不是政治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处女地的征服，在这条征服之路上，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族群。这场奋斗中最艰苦的部分，便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抗争：清理蛮地荒土，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到处开拓耕地。然而，法裔加拿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300年时间就把整个北美大陆置于他们的犁锄之下，而中原的农业征服，却耗去了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这场征服，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黄土地和中原的边界之内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在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中，倮倮和苗族的那些“土著居民”依然在阻挡着汉人农民的蚕食。
毋庸置疑，早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中原的殖民者就结成了紧凑的团体，蜂拥着越过中原的边界，到那些“蛮夷”当中去开垦新的耕地，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些蛮夷，要么同而化之，要么战而胜之。这个过程，跟汉人的耕地在19世纪对蒙古草原的蚕食或者20世纪对满洲森林的侵蚀比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汉人这次最早的扩张，南至长江流域（这里当时几乎完全被森林所覆盖），北至山西的黄土梯田，西北至陕西的渭河流域，这块土地同样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在接近长江的地方，汉人接触到了那些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尽管他们无疑跟自己同种同族），这些部落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在汉人榜样的带领下，他们也逐渐采用了农耕的生活方式。
在西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这一地区扎下脚跟的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先民部落——周人，他们象征性地把自己置于一位农业神人“后稷”的保护之下，担负起了清理、耕种这片富庶的冲积平原的任务。这一地区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覆盖着细腻的灰黄色黏土，后来的陕西首府西安城（或称长安）就是在这里建起来的。这是一块盛产玉米和稷粟的土地，足以和加拿大相媲美。古代史书带着有所克制的热情说到在这里定居的周人家族的最初的首领们，他们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开始耕种”。他们将拿出一套“屯垦”制度，以便能够不断抵抗周围的戎狄。中国西部荒野的移民们，过着所有处于同样位置的殖民者一样粗糙的生活。他们开辟耕地的顽强决心，不仅损害了在梯田毗邻地区放牧的半游牧部落，也让他们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代史书记载，他们曾一度在野蛮人的猛烈攻击面前被迫撤退，然后，再一次从黄土高原下来，迁往渭河流域，“将士扶老携幼”。
作为边境的保卫者和高原的开拓者，周人的首领们在他们严酷的工作中习惯了战争的艰辛困苦。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位（史称“武王”）得益于商纣王的威信扫地，纣王因为残暴和荒淫受到百姓的憎恨。武王领导了一次反叛，大败纣王的大军。纣王逃回王宫，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杀了：“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1]武王高奏凯歌，进入都城。“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2]
这次胜利，是边境居民及西部高原流域的粗野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宫廷和中原富足的耕种者的胜利。周人就这样登上了王座，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在地处高原的渭河流域坚持了几近300年的时间，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归功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中原。这个时期的艺术（公元前11世纪及公元前7世纪），以比前一时期风格更粗糙的青铜器为特征，最近，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3]对这一点做出了无可怀疑的鉴定。这些青铜器带有线条的韵律，是一种简朴、有时笨重的几何图案[4]。如果这些迹象靠得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周代统治者们的物质文明，似乎标志着某种回归，从商代那些奢华而炫目的艺术创造中向简朴粗拙回归。
一次灾难终结了周人的势力。公元前771年，他们的都城遭到了西部犬戎的突袭和劫掠。在行军中，王朝放弃了他们的驻地，退守到中原门户洛阳地区，这是那个时期中原的中心。他们发现那里要安全得多，但是，他们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战士品格，国王们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实权落入了封建诸侯之手。
注释
[1]《史记·殷本纪》卷三。
[2]《史记·周本纪》卷四。
[3]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汉学家，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
[4]原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青铜器，比如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