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维多利亚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大臣们、报界、民众都一起找她的麻烦，指责她的所作所为，并且对她表示出冷漠无情和傲慢。她告诉马丁先生，她受到了世人的误解，她伤心地向他抱怨，认为人们对她的抨击是不公平的，并且说“沉重的工作和烦恼，10年来的孤独无助，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健康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些几乎让她陷入了绝望状态”。情况确实很糟糕，仿佛她的一切都是失败的，仿佛女王和国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女王在19世纪70年代就逝世的话，世人肯定会认为她是一个失败者。
三
然而，她却承受了不同的命运。共和主义运动的爆发，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紧张局面的回光返照。自从颁布《改革法案》以来，自由主义的浪潮就开始平稳地延续了，等到格莱斯顿先生重组内阁的时候，这股浪潮达到了顶峰。但是在内阁重组结束前，这股浪潮就开始消退了。这股浪潮的消退，来得很突然、很彻底。1874年的议会大选改变了整个政治格局。格莱斯顿先生和自由党人垮台了，而托利党却第一次在英国获得了毫无怀疑的优势地位，显然，这次托利党是由于迪斯雷利的卓越才能和魄力才成功的。迪斯雷利已经不再是军队的指挥官，而是一位凯旋的英雄，在一片胜利声中，他在内阁中重居要职。维多利亚也像对待英雄一样，欢迎了她的首相。
接下来的6年是激动人心、惊喜不断、繁荣昌盛、多彩的6年。迪斯雷利，这个令人惊奇的人物，在经历了非凡的抗争后，在他70岁的时候，将自己少年时代荒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知道如何准确地猜测女王的心思。于是，他奇迹般地成了这位女王的仆从和主人。女人的心思在他面前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他的全部事业就在这本奇妙的书上，似乎书越奇妙，他也就越能从容应对。不过，比肯斯菲尔德夫人和疯狂的崇拜者穿着木屐鞋、身材很胖的乔治·威廉姆斯小姐，都已经过去了，取代她们的是一位更加杰出的人物。迪斯雷利凭借老练的手段审视着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没感到过茫然失措。他洞察着环境和性格的错综复杂的影响，明白地位的骄傲和本身的矜持的结合，了解在感情的流露背后，还有奢华和新奇的气质，他深谙一个充满智慧且充盈着女性成分的人，在这个神秘的地位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脸上带着笑容，把维多利亚尊称为“仙后”。他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模棱两可的名字可以准确地表达他对女王的幻觉。斯宾塞的典故让人很愉悦，它唤起了人们对安娜的美好联想。但是，他使用这个名字却有更多的含义，它暗示了一种具有魔力和神话特征的小生物，暗示了一种与她的性格十分不协调的矜持。他决定，从今往后，只为她一个人效劳。能够做到公允是很罕见的，但是在政治家那里，公允大概就更罕见了，然而这个精于世故的人却具有很高超的公允品性。他不仅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还知道他必须做的事情。他在听众席上就像在戏台上一样，细致地注意到每一个有趣的局势、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他自己的完美表演。
笑容出现，然后又消失了。他以东方人的庄严和顺从，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就开始他的工作了。他从刚开始就知道，同“仙后”这样的人打交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反格莱斯顿而行之。这样的方法正好是他的拿手戏。高谈阔论、训诫和阐述并不是他的习惯，他喜欢在政务活动的路途上撒些鲜花，把严肃的论据压缩成一句愉快的话，把自己的想法以友好的神态传达给别人。他很具个性。他发现，这样的个性是打开“仙后”心灵的钥匙，因此，在交谈中，他从不允许自己失去这种个性。他总是以一种亲切温馨的方式谈论各国的大事要事。她始终是皇家妇人，是受人崇拜敬畏的女主人，而他是忠诚的、谦逊的朋友。一旦他们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但是为了保持这种关系顺利平稳地发展，他必须谨慎小心：轴承需要经常涂油。迪斯雷利从不怀疑润滑剂的作用。“你听过有人叫我马屁精，”他对马休·阿诺德说，“这是真的。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奉承他，当你与王室人员打交道时，你必须奉承。”他说到做到，总是不断地拍马屁。他声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荣誉，也没有任何报酬可以与陛下的宠信相提并论，我的全部思想、感觉、职责和喜好都是为女王而存在的。我希望在我的余生中，可以一直为女王效劳，如果不能再为女王效劳的话，我将靠回忆活下去。”“人活在世上，”他对女王说，“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一位神圣的人保管，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思想永远由女王保管。”她不仅是他的靠山，而且还是他在政府中的支柱。“如果女王生病了，”在一次严重的危机期间，他写道，“他必然也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是依赖着女王而存在的。”“他为她而活，”他郑重声明，“而且，只为她一个人服务，如果没有她的话，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了。”在女王生日时，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夸张的贺词，“今天，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有必要为女王的政治影响而祝贺，为她帝国的广阔，为她海军陆军的强大而祝贺。但是他不能，他还有别的事情。他只能想起他奇妙的命运，这命运让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仆从。主人的慈爱、智慧和意志，使他只能勉强地承担起这重担。愿全能的上帝能够赐福于这个众多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女王！”在他的手中，泥刀似乎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成了门外汉无法认清其奥秘的工具。
这样的献礼让人高兴，但是它们只是朦胧的宗教语言，于是迪斯雷利决定把这些甜言蜜语变成更加实在。他谨慎地鼓励女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持有一种偏激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本是维多利亚的天性，且由于艾伯特的原则和斯托克马尔的理论变得更加厉害了。他表示他相信宪法中的一条理论，即应该在内阁会议中确定女王的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点儿模糊不清。因此，当他强调应该有“真正的王权”时，他很有可能在心里想，那个王权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因为王权的拥有者并不听他的花言巧语。然而，他这种含糊的言辞却激励了维多利亚。他很巧妙地把作为女人的维多利亚和作为女王的维多利亚结合起来，把英国政务的处理权放在她的身上；仿佛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能够表达出私人的崇敬之情。在他重新上任第一次被接见时，他向女王保证，“无论女王希望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竭尽全力。”当内阁讨论《公众崇拜管理法案》时，他告诉“仙后”，他“唯一的目标”是“实现女王陛下在这个问题上的愿望”。当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成功时，他暗示说，这件事唯一的胜利者是维多利亚。“问题解决了，”他得意洋洋地写道，“你得到了它，陛下……400万英镑！而且差不多马上就能得到。唯一能够办理这项业务的商号是罗斯柴尔德。他们行为端正，而且利率低，埃及总管的全部利益都是您的了，陛下。”他无所顾忌地奉承着。他以首相的权威给女王写信，建议女王说，她拥有宪法赋予的解散内阁的权力，他甚至劝女王应该这样做，如果她认为“女王的政府太固执或者说由于软弱不能达到女王的期待”。这让格莱斯顿先生很惊讶。他不仅随时向女王汇报内阁事务的进展情况，而且还向她透露有哪些内阁成员参与了讨论。德比勋爵——前任首相的儿子、迪斯雷利的外交大臣，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难道这不会导致她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大吗？”他大胆地向他的上司写信说，“难道不是对公众的期望的漠不关心吗？我只是提个问题，应该由您判断。”
对于维多利亚，她接受所有的事情——恭维、奉承、伊丽莎白式的特权——对于这些她从不怀疑。在她经历了丧夫后长期的忧郁生活以后，在被格莱斯顿的原则弄得寒心以后，她开始喜欢迪斯雷利的忠诚，就像花儿喜欢阳光一样。这种变化不可思议。她不用再为那些难懂的事务细节而冥思苦想好几个小时了，因为现在她可以让迪斯雷利给她解释，他会以最简洁、最有趣的方式解释。她不用再为令人担忧的新奇事物而担心了；当她发现，她被一位虔诚的绅士看做拥有渊博知识的希腊人的化身时，她不再不安了。拯救她的人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拿破仑三世身上的气质曾吸引过她，但是现在迪斯雷利先生身上的气质同样让她着迷。她就像是一个慢慢品酒的人，平时过着清醒的生活，如今就像不懂世故似的狼吐虎咽地吞下带有特别味道的诱惑。她沉醉于此，着迷于此。她相信他告诉她的一切，重拾自信，她又拥有了快乐，他在她的面前编制了奇妙的东方幻景，让她眼花缭乱，而这本来就是她的梦想。在这种影响下，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矮胖的身材，穿着黑丝绒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一副威严的架势。在她的脸上，青春时期的魅力已经消失了，但是脸上的肌肉还没有被岁月消磨得失去光滑，悲伤、沮丧的情绪依然可见，但是已掩盖在自负的神情和骄傲蛮横的脾气下。只要迪斯雷利先生一来，她的表情就会立马发生变化，脸上就会绽开笑容。为了他，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听了他的鼓励，她不再过着隐退的生活了，她以半官方的身份来到伦敦，访问医院，出席音乐会，宣布议会开幕，检阅军队，在奥尔德肖特颁发奖章。这种公开的活动与她内心里的关注比较来说，有点儿微不足道。当接见他的时候，女王总是激动不已。“我只能这样描述我被接见时的心情，”有一次他给朋友写信时这样说，“我真以为她要拥抱我了。她笑容满面，一边闲谈，一边像小鸟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当他不在场时，女王一说起他来就滔滔不绝，流露出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迪斯雷利告诉布拉德福德夫人，“从奥斯本回来的人说，‘仙后’只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首相。据他说，政府必须把我的健康作为一个内阁议题，这是她的主意。看来约翰先生对她说的话很惊讶，不过你是应该习惯这样的感情的。”她经常派人给他送礼物，在圣诞节的时候，总会从温莎送给他一本带有插图的画册。但最珍贵的礼物是那一束束的鲜花，那是她和她的侍从们从温莎的树上摘下来的，它们表达了女王热烈的感情。他宣称，在这些花中，有他最爱的报春花。他说，它们是“春天的使者”，是“大自然的宝石和美玉”。他很喜欢它们，他说，它们就像“奥斯本农牧神和树神的礼物”。他告诉她，“它们展示女王您的权威已经到达那座具有魔力的小岛上了。”吃饭的时候，他的周围放着这些鲜花，他告诉他的宾客，“这些都是女王今天早上从奥斯本给我送来的，她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