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吴少红在专案点上纠结的时候，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则发疯一般寻找着黄一平。万般无奈之际，他甚至动用了秘密手段查询全国所有的进出口岸，以印证黄一平到底是否出国。
那天夜里，吴少红从家里被任潮涌电话骗出来，秘密带往专案组。途中，办案人员用他的手机给其妻发了一条短信：“夜里突然接到省里电话，有急事需赴省城处理，办妥即回。”
恰好这天是个周末，后边两天是双休，家里人真以为他去了省城，甚至连他有没有换衣服都不曾在意，因此给专案组赢得了两天的宝贵时间。
等到周一上班，专案人员按照黄一平的交代，指令吴少红分别给家里和局办公室打了电话，说是在省里有急事脱不开身，大概还要两天时间才能回来。
也是事有凑巧，前边吴少红电话刚刚放下，后边于树奎就有急事要找他。
“让吴少红马上来见我！”于树奎吩咐县委办主任冯肖兵。
冯肖兵不敢怠慢，抄起电话就打，却传来服务小姐熟悉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如此反复拨打了三四次，冯肖兵有些恼火了。他想，这个吴少红平时不这样嘛。再说，他也不是不懂县里的规定呀。
在海北，于树奎早有规定：市里几大班子成员以及直属部门主要负责人，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如果有出国、进入信号盲区或在外参加重要会议不准开机等特殊情形，必须预先告诉所在位置或别的联系方式，否则视情况作擅离职守处理。于树奎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若干年前，一位局长在外省嫖娼被拘留，人间蒸发了四五天，回来时谎称进入山高林密地区考察，手机没有信号。后来，那边公安寄来拘留回执，恰好落到与局长不和的一位副局长手里，事情才真相大白。
冯肖兵的电话打到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回话：“吴局长早晨刚来过电话，说是在省城有个重要活动，要一两天才能回来？”
“到省城？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过去？”冯肖兵问。
“不知道。吴局长就说了两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估计是双休天从家里离开，也没听说省里有什么会议之类。”主任回答。
冯肖兵再打电话问吴少红妻子：“嫂子，你知道老吴去哪儿了？”
“说是去省里了。我就奇了怪了，周五晚上还在书房看碟片，我们先睡了。周六早晨起床一看，他人不在，却给我手机上发了条短信，后来保姆告诉我，说是半夜穿着睡衣就走了。那之后，手机就一直打不通。今天早晨匆匆来了个电话，说还要在省城呆一两天，没容我这边开口，他那边又匆匆关机了。冯主任，你是他的领导，等他回来倒要好好替我问一下，搞得这么神秘，是不是会情人去了？” 吴妻与冯肖兵很熟悉，说话也随便。
听了吴妻说的情况，冯肖兵感觉有点纳闷。按常规，吴少红这样的机关正职，离开海北好几天，即便不向县里请假，也应该同家里、局里说明缘由呀。再说，什么事情这样紧急、神秘，连睡衣也没来得及换呢？
冯肖兵嘀嘀咕咕着进了于树奎办公室，将刚才了解的情况细细说了。
于树奎近期非常警觉，听了冯肖兵叙述，稍加思索，感觉其中好像有问题，说：“赶紧让交通局同省里联系，看看吴少红有没有在那边。如果不在省里，一定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走的。另外，找一下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让他立即来见我。”
大概十分钟不到，交通局那边电话就来了，还是刚才的办公室主任，说：“同省厅联系过了，那边没有人见过吴局长，也没有什么会议。任潮涌副局长十多天前到美国考察，按照计划应该前天回来。刚才同市局联系，他们已经按时回来了，可是任局长今天没来上班，手机关机，家里人说他还没到家。”
两个局长同时失踪，又同时联系不上，这让于树奎感觉非常不安。他马上指令冯肖兵：“你马上联系一下县公安局找个可靠、懂行的人，查一下吴少红离家那晚的情况，越快越好！”
冯肖兵找了分管治安的局长，让他亲自到县城凤凰小区跑一趟，将那边监控三号别墅的录像调出来，时间段是上周五晚上十点至周六凌晨，然后连同播放设备一起带到县委办来。
不长时间，公安人员带着设备来了。冯肖兵示意播放监控录像，没费多少工夫就查到吴少红离开家的镜头：那天夜里十一时左右，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悄悄停到吴少红家的三号别墅旁边，大约五六分钟之后，吴少红穿着睡衣表情轻松地走出来。车门打开时，吴少红似乎犹豫了几秒钟，后来被车里伸出的一只手拉了进去。几乎关门的同时，车子发动快速开走，里面的人没有露面。
“看来吴少红与任潮涌出事了！”于树奎反复看过录像，支走旁边的公安人员，非常肯定地对冯肖兵说。
“出事？什么事？难道有人绑架？”冯肖兵不解。
“不是绑架。我估计，可能是经济问题，弄不好还是出租车的事情。看来上次他们到省城东方公司调查，包括之前到汽车生产厂家去查，不是偶然之举，我们被市里的那个检察长骗了。”于树奎眉头越拧越紧。
“抓我们的人，按规矩应当先和我们通气呀。再说，抓的是两个局长，更加应该预先和县委打声招呼嘛！”冯肖兵很生气。
“你懂个屁！你以为人家开着军牌车辆，半夜三更瞒着你悄悄抓人，是冲着吴少红、任潮涌那两个小毛贼？人家就是冲海北县委我于某人，还有上边更大的领导，幼稚！天真！”于树奎低吼道。
“那怎么办？要不我们干脆报警查询，先弄清他们的下落。”冯肖兵额头上马上开始流汗。
于树奎想了想，说：“报警不行，容易把影响搞大。这样吧，先向市委值班室报一下，就说我们有两位局长失踪了，请他们帮助寻找。记住，这事一定要直接向副秘书长黄一平报告。”
冯肖兵当着于树奎的面，反复拨打黄一平的两部手机，也是全部关机，一直没能联系上。
原来，自从主办海北出租车一案后，黄一平关掉了原来的两部手机，重新更换的专用电话卡，除了办案人员，只有廖志国、朱玉、何长来等极少数几个人掌握。就连妻子汪若虹、女儿小萌都不知道这个号码，更加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在做些什么。每隔一两天，他会于深夜打个电话回家，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以及都有什么人找过自己。
冯肖兵与黄一平夫妇熟悉。电话打到市卫生局办公室，汪若虹按照丈夫事先的交代，回答道：“一平离家十多天了，说是出国考察，要很长时间哩。”
“出国考察？廖书记没去？”冯肖兵问。
“嗨，他的那些破事儿，我懒得管。”汪若虹回答。
“这样吧，弟妹，如果你同他联系上了，请务必给他传个话，就说海北县委于书记找他有急事。”冯肖兵再三叮嘱汪若虹，并让她记好这个电话号码。
冯肖兵不放心，又把电话打给市委办几个哥们儿，对方都说黄秘书长离开好多天了，好像是出国了。
“算了，找不到黄一平，那就再给纪委书记何长来打个电话，试探一下。”于树奎指令冯肖兵。
何长来听了冯肖兵的汇报，并未表示丝毫惊异，只是淡淡道：“这个事情我知道一些，具体情况我再了解一下，你等我电话，一会儿给你答复。”
何长来之所以如此说，是要向廖志国请示并同黄一平商量，应该如何答复海北方面。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长来电话直接打给于树奎，说：“吴少红和任潮涌两个人，因为涉及一桩特别重要的案子，目前正在市里接受调查。这个事情，因为情况特殊，没有预先和县里打招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于对有关同志的保护。等到事情有了明确结果，市里会向你们通报。”
于树奎什么也没有说，悄然挂了电话。
冯肖兵在旁边听得清楚，汗水流得更欢了。他看于书记脸色铁青，还是鼓起勇气趋前问：“是不是再联系一下苗书记和贾部长，请他们帮忙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不行！绝对不能和他们联系。这个事情，人家未必会告诉苗书记、贾部长他们，或者即使告诉了，他们这时也不便透露。这样，你赶紧想尽一切办法，了解一下黄一平是否出国了。如果真出国了，也要弄清去了哪个国家，是从哪里出去，何时返回。现在看来，我们只能通过他做廖志国的工作了。快！”于树奎情绪相当烦躁。
冯肖兵通过县公安局的特殊渠道，很快查遍国内几乎所有机场、港口，并没有发现黄一平出境的记录。于树奎得到消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他知道，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来了。如果判断没有错误的话，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不仅事关那批出租车，而且是廖志国在亲自掌控。黄一平作为其最信任的秘书，既然不是什么出国，那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了此事的查处。只有找到黄一平，才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也才有可能从根子上解开这个死结。
等到冯肖兵离开后，于树奎想了想，还是分别给苗长林、贾大雄打了电话，通报了这边刚刚发生的事情。电话那边两位听了，表示大为吃惊。因为此前对海北出租车事情，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现在廖志国以此大做文章，不禁令他们感觉到刀剑逼近的寒意，正由脑后不知什么地方慢慢袭来。
42
“告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关于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律不得对外泄露。交通局那边，就说他们两人被县里委派出差，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于树奎吩咐冯肖兵。
当晚，于树奎冒着瓢泼大雨，独自悄悄前往阳城，亲自到黄一平家拜访。眼下，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成为他眼下最为急迫的头等大事。
关键时刻，于树奎着急找黄一平，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无奈之中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目前情况看，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定是与那批出租车的事情有关，廖志国当是幕后总策划。这次，廖志国以此事作为突破口，动作如此神速，思虑如此周密，说明早就有准备，而且不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所指恐怕也不单是自己这个小小县委书记。从任潮涌出国时间推断，他被拘押已经十几天，想必对方一定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否则就不会有接着抓捕吴少红的行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现在，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比之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地点、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双规”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甚至失魂落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内，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就于树奎对吴、任二位部下的了解，如果办案人员手段狠一点，他们绝对撑不过三五天，尤其那个花花公子一般的吴少红，更容易说出全部真相。当然，从对吴、任二人的秘密抓捕看，办案人员行事谨慎，知情面控制得如此之严，说明廖志国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至少不希望很快闹得满城风雨。由此推测，他们那边目的性很明确，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最大可能是以此逼迫这边投降认输。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为自己下一步的努力留有了余地。但是，这类事情的处置非常讲究时机，必须抢在事情公开之前解决，且必须尽量避免进入法、纪程序，否则，一旦局面失控，就是对手希望息事宁人，恐怕也难以做到了。因此，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实际上是在争取更多机会、更大余地。
其次，于树奎猜想，廖志国拿海北出租车这样敏感的事情下手，既然不想让很多人知情，一定会依靠自己最亲近、信任的人。这个人，黄一平自然是首选。在阳城，于树奎熟悉的秘书不少，自己也用过很多秘书，包括现在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即使作为廖志国的对立面，他也愿意承认，廖志国能够遇到黄一平这样优秀的秘书，并使之如此俯首听命，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过去，无论海北人代会的检察长选举，还是海北县委副书记的选用，都有黄一平的影子在其间隐隐晃动。这次的出租车事件，与之相比重要很多，又岂能少得了这个头号智囊！由此来看，只要找到黄一平，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于树奎比任何人都清楚，黄一平作为廖氏铁杆亲信，在绝对忠诚并听命于廖志国的同时，也能对廖志国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于不经意间实现，却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