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在国会发表演说的当天，法西斯民兵部队攻占了余下反对派及其报纸的总部。[1]反对派领导人遭到围捕，被投入监狱[2]，而对他们的殴打也卷土重来。及至夏天，这一事态发展到顶峰，法西斯党人毒打了国会自由党领导人乔瓦尼·阿门多拉，而此前他就曾经遭受法西斯党的殴打。几个月后他因伤去世。[3]
墨索里尼明白，梵蒂冈持续不断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他继续寻找途径，巩固和教宗的盟友关系。他已经安排孩子和妻子受洗，还给孩子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和坚信礼，现在他已经快要没有仪式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心向天主教了。不过他实际上还有一项仪式可办。7月，他告诉塔基·文图里，他要和雷切尔办一场宗教婚礼，时间大概定在9月。
耶稣会士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能够取悦庇护十一世。可是当9月过半，仍然没有听到任何风吹草动时，他询问墨索里尼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绝非怀疑您真诚的善意，”他在写给墨索里尼的纸条上解释道，但如果婚礼能够安排在之后的几周里，他建议道，“那么它肯定能给圣父以及许多真心投靠阁下的杰出人物带来特别的宽慰。”
延迟的原因很可能出在雷切尔身上，因为她对教会的厌恶深入骨髓。几年前，墨索里尼坚持让雷切尔受洗，就几乎是拖着她来到仪式现场的。墨索里尼在任何地方都主宰大权，唯独在家里是个例外，于是墨索里尼决定先斩后奏。1925年12月29日，雷切尔正在米兰寓所的厨房里烹制干面条，女佣告诉她，贝尼托将弟弟阿纳尔多以及一位神父带到家中。他们希望她能去客厅聊一聊。她丈夫通常不和神职人员共进出，这一反常现象使雷切尔提高了警惕，她说待她忙完的时候，自会去客厅。墨索里尼等到不耐烦，终于冲进了厨房。“我们要出发了，雷切尔。你已经折腾够了。别逼我用强力。”雷切尔可不会轻易受人胁迫，她选择无视丈夫的话语。墨索里尼只好鼓起勇气走到她身后，脱掉她的围裙，把她架到水槽前洗了手，然后又将她领进客厅。趁她逃跑之前，神父赶紧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4]
局势的进展再一次回到墨索里尼的掌控之中。他又开始巡视全国，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墨索里尼的演讲总是强劲有力，充满军事隐喻，洋溢着牺牲和信仰的感触。[5]他有一种神秘的天赋，懂得在恰当的时机提高音量，而且有人指出，他演讲时音域很广，“小到蟒蛇的嘶嘶声，大到狮子的咆哮声”。[6]
可是墨索里尼很快就要处理自身队伍的问题。那个号称“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罗伯托·法里纳奇正在给他制造麻烦。一年前，当墨索里尼宣布独裁不久后，他曾打过一个老谋深算的赌，为了监视法里纳奇，墨索里尼将他任命为法西斯党总书记。
法里纳奇可不是一个易于驯服的人。1926年3月，当杀害马泰奥蒂的凶手接受审判时，法里纳奇执意要高调处理这起案件，使得两人之间的角力达到了顶峰。此时离这起凶杀案已经过去两年，墨索里尼绝对不想提醒人们，这起暴行曾经发生过。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报道，他将审判安排在罗马东北方的一座小镇基耶蒂（Chieti）。在审判几天前，墨索里尼在一份指示中写道：“审判期间，我们必须避免任何戏剧性的因素，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国内外舆情的波动，所以不可以吵闹，也不可以有任何政治引申。”
令墨索里尼颇为惊慌的是，法里纳奇决定加入辩护律师团队，并且命令基耶蒂的法西斯党头目给自己安排一场盛大的接待仪式。他这番哗众取宠的姿态令墨索里尼愤怒，因而随即给他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在我看来，你抛开了曾经的所有承诺，令这场审判……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我要非常严肃地批判你，而且党内正弥漫着极大的不安情绪……我警告你，审判结束后，不能有任何集会和庆祝活动，我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7]
这场审判的法官是个法西斯党人，而辩护律师中又有法西斯党总书记，在他们的帮助下，五名被告中有两名被无罪释放。杜米尼（墨索里尼的亲信）和两位同仁被判过失杀人，不出两个月便重获自由。墨索里尼尽管对判决结果感到满意，却对法里纳奇非常愤怒，很快就撤掉了他党总书记的职务。[8]
墨索里尼想要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越发将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的恺撒大帝，似乎注定要让意大利重返古代的荣光。在这番宣传行动中，他的情妇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充当了重要的搭档。她帮墨索里尼撰写的准官方传记在1926年出版，书名毫不避讳地用拉丁文题作《领袖》（Dux）。[9]这个拉丁词的意大利文变体“Duce”意思也是领袖，它会越发频繁地在媒体和公众场合中同墨索里尼联系在一起。[10]
墨索里尼还混合了法西斯和天主教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近似于基督的人物。在突尼斯（法国殖民地）的意大利学校，学生们念诵的祷告词将会以各种形式回响在意大利半岛上：
我相信伟大的领袖，他是黑衫军创始者，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守护人，我们的救世主由一位善良的教师和一位勤劳的铁匠所哺育……他已经降临罗马……[11]
墨索里尼尽管沐浴在阿谀奉承之中，却仍然保持着警惕心理。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长期担任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的议员，曾经谈及墨索里尼的两副面目。一副面目下的墨索里尼豪爽而冲动，听凭本能的指引，另一副面目下的他则“卑鄙而小气，跟常人一样有嫉妒心，很会撒谎和欺骗，随意做出根本无意信守的承诺，为人卑劣，奸诈不忠，情感冷漠，无法对他人保持忠诚和爱意，会轻而易举地抛弃最忠诚的追随者”。[12]事实上，在整个政府里，博塔伊是少数没有被墨索里尼撤换的要员。即便是在执政早期，墨索里尼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构成威胁，与他形成竞争关系；一旦他身边的大臣出现受民众欢迎的迹象，他们便会很快被委派他职，远赴非洲或者巴尔干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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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墨索里尼而言，1925年是凯旋之年，它对教宗来说也是一段值得骄傲的时日。为了将天主教徒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教会四周，他宣布1925年为圣年；自从教宗博义八世（Boniface VIII）宣布1300年为首个圣年以来，这已是第二十三个圣年了。圣年期间，教会鼓励天主教徒向罗马的圣地朝圣；教区神父和主教（无论是来自美洲抑或欧洲中部）也会带领信徒来到梵蒂冈和不朽之城的各座教堂。庇护十一世对这个圣年的成果十分满意，以致后来他又宣布了两个圣年：分别是1929年和1933年至1934年，前者是为了庆祝他晋铎五十周年，后者则是纪念耶稣复活一千九百周年。
1924年圣诞夜，教宗出现在圣彼得广场上，取下了圣门上的封条，令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向四方敞开，这一举措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百万的天主教朝圣者从世界各地赶来，而教宗也进行了三百八十次演讲。他演讲时通常都不带稿件，有时候会大致写下演讲的主题，却鲜少会将演讲的具体内容写下来。他独具特色的演讲依然语速缓慢、用词审慎，时不时地停下来，从右到左俯视面前的教众。考虑好接下来要说的话时，他又会抬起头，稍稍偏向右侧，然后继续演讲，通常都会重复刚刚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仿佛是要确认那句话确实说得很好。[13]
这一繁重的日程确实令教宗不堪重负。圣年才开始几周，罗马的警察局局长便收到一份机密报告。报告表示，尽管教宗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但是教宗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他曾经是一个沉醉于户外项目、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如今却只能困守于梵蒂冈狭小的天地里，而每天频繁的会面、接见以及仪式都给他施加了沉重的负担。教宗尤其想念山林间新鲜的空气，所以即便在冬日里，也坚持让卧室的窗户敞开着。教宗助手韦尼尼神父认为教宗常常面露疲惫的神色。也许他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因为他常常跟韦尼尼说，夜里有老鼠在他的卧室里横冲直撞。[14]
庇护认为，罗马朝圣之行是天主教徒最虔诚的一种表现。[15]使徒宫的大厅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双膝跪地等候着，希望能够在教宗走过时亲吻到他的戒指，如果特别幸运的话，还能够从他手中获赠一枚纪念章。[16]身穿红袍的枢机、各色教宗侍从，以及颈戴轮状皱领、肩披披风、下穿及膝短裤、手持长剑的宪兵队，将身穿白袍的教宗簇拥在中间，这番景象很容易令人生出敬畏之心。[17]巨大无比的房间上方是绘有穹顶壁画的天花板，四周的墙面装裱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此外还有衣着古雅的教宗侍从，令访客感到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
教宗通常每天都要接见几百位朝圣者，他们之中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男性穿着礼服，没有礼服的人则穿着朴素的深色西装。女性穿着黑色带袖长裙，头上包着黑色的蕾丝纱巾。教宗在贵族卫队、教宗侍从以及典礼长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的护送下进入大厅，走到高出地面的宝座前，面对人群坐下来。朝圣者的领头人首先开口，发表一番奉献赞美之辞。教宗用他缓慢、审慎、精确的方式予以回应，通常都会提及朝圣者美丽的故乡以及当地天主教众的虔诚。然后他又称赞一番领导朝圣队伍的高级神职人员。最后，当他以降福收尾时，所有朝圣者都会双膝跪地。
英国通俗作家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是贵格会的教徒，曾于1925年的圣诞夜在圣彼得广场经历了圣年的闭幕仪式，他的一番描述记录了这个圣年在情感上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他写道，梵蒂冈城的宗教仪式在世上绝无仅有，最壮观的莫过于跟随教宗的队列。教宗的贵族卫兵穿着中世纪的服饰，腰上的剑柄光彩夺目，他们就像引座员一样忙前忙后。卢卡斯感觉自己穿越回中世纪，不仅仅是因为枢机、高级教士、神父和修士的服装，更是因为他们的面容和表情。他感到这些事物似乎都没有改变。
“有些神父穿着紫衣，有的穿着黑衣，有的穿着带帽的修士服；有那么一两个人蓄有胡须；有些人则身裹朴素的白衣……很多人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几乎没有人面露欢快、无忧无虑的神色；许多人都显得很焦虑。然后是枢机……然后是高高在上的圣父，他的座椅由两名红衣仆人抬着，两旁还跟着两位手执高级羽毛扇的仆从，教宗尊贵的头上戴着一顶华丽的教宗冠，他动作轻柔、从右到左地挥着手，将福祉赐给众人。”[18]
教宗发布通谕《那些首先的》（Quas primas），为这个圣年完成了收尾工作。他讲道，只有皈依罗马天主教这一唯一真正的宗教，人类才能得救。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教宗一样，他谴责了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诸恶之源，散播了“人权”这一极为有害的观念。[19]他以如下忠告结束了这篇通谕：“统治者与君主一定要将公众的荣耀与服从供奉给基督。”任何不遵从这句话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因为基督“将会对这些渎神的无礼行为予以最严厉的报复”。[20]
教宗还通过这篇通谕宣布了一个新的天主教节日“基督君王日”，意在与不断传播的世俗主义作斗争，这种思想在他看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瘟疫。天主教徒以极大的热忱接纳了这篇通谕以及由它带来的这个新节日，新教徒却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路德会（Lutheran Council）对这篇通谕大加鞭挞，认为它是“最糟糕的宗派主义”，并且“与相当多的基督徒群体为敌”。该会呼吁世界各地的新教徒抵制教宗的新节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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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对自身职责的威严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拒绝用电话同人交谈，也拒绝跟任何宾客合影。他非常频繁地接见公众，日程非常紧凑，却不总是愿意接受私人的会面请求。有一次，当国务卿告诉他，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希望得到他的接见，他直言自己并不乐意。当时他心情还算愉悦，便补充了一句：“不过有一个大家常用的借口我没法用，你总不能跟他说我不在家吧。”[22]
在罗马的神职人员眼里，与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相比，庇护十一世为人冷漠而又粗率。[23]在教宗的一次日常散步中，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年事已高的园丁因心脏病发作跌倒在地，其他园丁和教宗的一位护卫都赶忙上前帮忙。有人告诉庇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庇护却自顾自地继续散步。这一事件使得梵蒂冈各界都对教宗议论纷纷。[24]
秘密警察的线人从梵蒂冈发来了卷帙浩繁的报告，为围绕教宗的诸多暗斗提供了珍贵的洞见。自掌权以来，墨索里尼便组建起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由于线人们各怀私心，所以他们提供的报告必须谨慎阅读；即便如此，他们的报告仍然为那些年间梵蒂冈城内的事务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深刻见解。[25]
庇护十一世大发雷霆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一位蒙席曾向一位线人透露，每当必须要去晋见教宗时，他都会颤抖，“他要遭受的屈辱如此深重”，以至于不得不始终双膝跪地。这位线人还写道，教宗对加斯帕里的态度也十分恶劣，不过幸运的是，这位枢机“脸皮很厚，总是假装没有注意到教宗对他的羞辱”。[26]
比利时大使道出了他对教宗的看法，在各国驻梵蒂冈大使之间差不多算是一种共识。庇护十一世是一位学术渊博的人，但比起因为间谍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庇护十世，他并没有那么痴迷于教理和戒律。不过他在固执方面却完完整整地继承了庇护十世，连一点外交手腕都欠奉：“他这人做事总是一以贯之。他致力于最崇高、最恢宏的理念，却不理会那些规劝他更为耐心的意见。”这位大使记述道，庇护十一世最为突出的个人特质便是，他坚持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27]
梵蒂冈官方报纸近几年曾报道过一封发现不久的信函，它对教宗坚韧性格的印证如果说不上令人瞠目结舌，也足够让人惊讶了。1919年，当他作为本笃十五世的大使被外派华沙时，阿契尔·拉蒂曾经写信给梵蒂冈图书馆的助理，要求助理派人将他遗忘在书桌上的文件带给他，“顺便捎上放在那里的小型左轮手枪和子弹”。当米兰陷入混乱之中，革命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拉蒂买来了这把枪，并放在安波罗修图书馆的书桌里。当他升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之时，这把枪也跟随他来到罗马。当华沙面临红军入侵的威胁时，他不希望自己手无寸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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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国际外科医生大会上发表过欢迎辞之后，墨索里尼现身于罗马的阳光下。一群激动的法西斯党人看到他们的领袖如此出人意表地现身，便举起他们的臂膀行法西斯礼，而墨索里尼也不假思索地将头稍稍后倾，举臂回应。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一声枪响。一位精神异常的爱尔兰中年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举着手枪向他头部射击。幸亏他向党人回礼，没有将额头前倾，才让子弹只是擦过了他的鼻子，流了些鲜血而已。
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仍然坚持要按原计划，于当天（1926年4月7日）晚些时候在一场法西斯党集会上发表讲话，于是他出现时鼻梁上便绑着厚厚的白色绷带。他在结束语中影射了这次刺杀事件，成就了他的传奇语录：“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29]第二天，他飞赴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据说动身离开时，他开玩笑说自己去非洲之前就已经给鼻子打过孔了。[30]
意大利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引领着信徒做感恩祷告，他们告诉这些信徒，天主会保护他们国家领导人的安危。在这起刺杀事件几天之前，庇护十世的姐姐曾将她弟弟的小瓜帽当作礼物送给领袖。很多人都相信，这位后来位列圣品的教宗再度创造了一个奇迹。[31]
墨索里尼需要许多个奇迹才能够熬过那一年，因为他巩固了独裁统治，使得反法西斯人士心灰意冷，认为只有置他于死地才有希望结束这种局面。9月时，一位二十六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将一枚自制的炸弹抛向了墨索里尼的汽车，而这位领袖又一次如有神助，保全了自身的平安。炸弹被右侧车门弹开后引爆，炸伤了几人，而它的袭击目标却毫发无损。[32]
最具有戏剧性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0月31日，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博洛尼亚为一座新建的体育馆主持落成典礼，当他乘坐汽车驶过市内人潮涌动的街道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这发子弹差一点点就打中它的目标，它击中了领袖为了仪式而专门挂在胸前的饰带。人群中好几人扑向杀手，并当场将这位十六岁的男孩杀死。意大利全国上下的法西斯党人十分愤慨，他们将余下的反对派媒体夷为平地，并且殴打那些支持反法西斯派的人士。[33]
得知墨索里尼没有受伤，教宗算是松了口气，他马上告知墨索里尼，领袖“由于耶稣基督的特殊保护而安然无恙”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34]独裁统治的时机现在已然成熟。11月5日，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批评政府的人士将被流放到国内偏远地区。许多人将离开他们位于城市的家，被流放到偏远的小岛和山村，受到警察的监视。这条新法颁布四天后，余下的反对派代表都被逐出了国会，只有法西斯党成员能够继续持有政府职务。到1926年末，只有法西斯党工会见容于意大利法律，而任何性质的罢工都遭到了禁止。市长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中央政府委任；媒体审查愈发严格；政府专门设立了一处特别法庭，用于根除余下的反对力量，死刑也得到了恢复。[35]意大利王国从教宗手中抢走罗马时废除了死刑，半个多世纪后，这一刑法再度回到了这座城市。[36]
注释：
[1] 有些人在民兵部队里十分活跃，很有组织性，而有些人则只是递交了加入民兵部队的书面申请，考虑到这些人之间的区别，法西斯民兵（即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确切数据目前还无法获知，不过活跃成员应该远远超过十万人，而总数也许是活跃人数的两到三倍。
[2] Milza 2000, pp. 386–387.
[3] Fornari 1971, pp. 101–111.
[4] 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写信时打的草稿，日期标注为1925年9月18日，收于《公教文明》档案中一系列未经整理列出的文档中，发表于Sale 2007, pp. 364–365。在国家中央档案馆的墨索里尼档案中，我并没有找到这封信的原件或者任何复印件，所以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这封信确实送到了墨索里尼手里。弗兰齐内利（1998, p. 45）给出了婚礼的日期。米尔扎（2000, p. 401）表示雷切尔·墨索里尼对于迟来的受洗仪式毫无热情。婚礼的描述出自R. Mussolini 1974, pp. 123–124。
[5] 他于1925年6月21日在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演讲就非常典型：“那些领导革命的人，他们肩负的责任犹如那些指挥战争的将军”，《1925年6月21日讲话》，
[6] 转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28。
[7] 强势的领袖并没有吓住法里纳奇，这一点在这位法西斯头目第二天的回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上午，您的信使为我送来了您日常的‘发火信’，”法里纳奇写道，“我兑现了我在罗马做出的承诺，可是您却说我将它们都抛开了，这令我非常震惊……这场审判已经变成政治事件了吗？它早就是一场政治事件了，不然我怎么会来到基耶蒂。”
[8] Fornari 1971, pp. 119–125, 135.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国务院文件中包含一批1934年的文档，为马泰奥蒂一案提供了十分有趣的事后观。这起凶杀案的罪魁祸首阿梅里戈·杜米尼曾给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位律师发去一个加密包裹，他告诉这位律师，自己正有生命危险，他点名意大利警察总长阿尔图罗·博基尼正是威胁他性命的首要敌人。他表示，他必须让他的敌人们知道，一旦他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包裹里的文档就会被公之于众，有了这个筹码，他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位律师根本就不知道杜米尼是谁，于是就询问了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当时得克萨斯州的参议院议员。在这位议员的请求之下，美国驻佛罗伦萨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了一份报告，写明了杜米尼在马泰奥蒂谋杀案中的身份。国务院认为领事的这封信函过于敏感，不可以转发给那位得州律师。于是国务院跟议员简要说明了情况，并让他谨慎地告知这位律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NARA, M1423, reel 1, Arnold Cozey, San Antonio, to Joseph Haven, U.S. Consul in Florence, March 1, 1934; et seq.
[9] 乌尔索（2003, pp. 160–165）认为，萨尔法蒂在引入罗马帝国英雄和大搞领袖崇拜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在国内出版一年前，这本书曾用另一个标题在国外出版。
[10] Duce读作“杜切”。
[11] 转引自Falasca- Zamponi 1997, pp. 64–65。
[12] 转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78。
[13] O. Russell, Annual Report 1925, April 21, 1926, C 5004/5004/22, in Hachey 1972, pp.74, 77–78, sections 3, 14–18; Chaline 1996, p. 162; Agostino 1991, pp. 44–45; Morgan 1939, p. 205.
[14] ACS, MI, DAGRA, b. 129, Vice Questore, Borgo, al Signor Questore, 21 gennaio 1925;Venini 2004, pp. 24–25.
[15] 教宗曾在罗马建城日（4月21日）宣告：“除非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除非你是一个罗马人，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天主教徒。”参见Baxa 2006, p. 116。
[16] 数以千计的朝圣者得以亲吻教宗的手，于是在圣年年中，梅里·德尔瓦尔枢机担心教宗会因此染上传染病，就建议他以后佩戴手套，教宗则应允了这项提议。A.C.雅各布森，医学博士，《保护被虔诚朝圣者亲吻的双手》，《华盛顿邮报》，1925年11月15日，第8版。
[17] 教宗宪兵队共有一百人，其中有五名士官，他们同瑞士侍卫兵一同掌管梵蒂冈的治安。
[18] Bosworth 2011, p. 180.
[19] 马丁纳（Martina）神父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1978, pp. 226–227）认为教宗在《那些首先的》中表达的观念过分抱残守缺。另参见Bouthillon1996; Verucci 1988, pp. 35–37; Chiron 2006, pp. 233–234。
[20] 《那些首先的》英语译文收于：
[21] 《路德会教徒反对教宗的节日通谕》，NYT, March 21, 1926, p. 12。
[22] 塞尔迪斯（1934, p. 128）表示教宗确实说过这番话，尽管它听起来像是由他人捏造的。
[23] 比阿特丽斯·巴斯克维尔，《教宗如何度过他的24小时》，BG, November 1, 1925, p.C5。
[24] 这一事件的描述来自“梵蒂冈一位出名的线人”，他还补充说，教宗是个“麻木的自我主义者”。ACS, MCPG, b. 155, 20 marzo 1926. 《波士顿环球报》登过一篇对庇护十一世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但是该文作者同样指出，“在那些更亲近本笃十五世的教士眼中，庇护十一世多少有一点冷漠”。巴斯克维尔，《教宗如何度过他的24小时》，p. C5。
[25] 这些由墨索里尼的线人撰写的报告，现今收于罗马的国家中央档案馆。这些线人中，有很多都会提供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者因为个人恩怨而抹黑仇人。这一法西斯情报网所提供的讯息，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关于梵蒂冈权力斗争、背后中伤、个人冲突和丑闻的庞大图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多彩。在新近增加的警察机构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莫过于“监视和镇压反法西斯组织”（OVRA，奥夫拉），这一组织是一种精英型的政治间谍机构。Fiorentino 1999; Canali 2004a. 有关1925年至1926年间引入的其他镇压措施，有很多文献，尤其参见Milza 2000, pp. 394–396; Gentile 2002, p. 153–154; CC1926 IV, pp. 459–465, 560。
[26] ACS, MCPG, b. 155, n.d. [1926]. 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的报告里写满了各种抱怨，都是高级教士们抱怨教宗专横的性格，以及受到的粗鲁对待。1927年10月28日的一则报告非常典型：“一位经常有机会晋见教宗的蒙席告诉我，日子一天天过去，教宗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强横，令人不敢跟他说话。” ACS, MCPG, b.156.
[27] 大使欧仁·贝恩，1925年2月10日，转引自Ruysschaert 1996, pp. 252–253;Beyens 1934, pp. 286–287。
[28] 切萨雷·帕西尼，《配枪的图书馆馆长》，OR, 19–20 novembre 2007, p. 5。
[29] De Felice 1968, pp. 200–20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26–327. 吉布森虽然试图刺杀墨索里尼，但她原先的刺杀对象显然是教宗。
[30] Baima Bollone 2007, p. 53.
[31] 《墨索里尼被奇迹所挽救！》，《法西斯政府报》，1926年4月9日，第1版。
[32] 这次袭击几小时后，塔基·文图里便来到基吉宫，向墨索里尼递交了教宗恭喜他身体安康的私人信件。ARSI, TV, b. 7, fasc. 431, 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Pizzardo, 11 settembre 1926; De Felice 1968, p. 202.
[33] De Felice 1968, pp. 204–208.
[34] 转达这一消息的是塔基·文图里。DDI, series 1, vol. 4, n. 473, Grandi, Roma, a Mussolini, a Forlì, 1 novembre 1926.
[35] 审查在此之前便开始了，但是力度没有这么大。1923年7月15日通过的法律规定，如果报纸出版的内容破坏了意大利、国王、教宗或者天主教的声誉，那么警察就有权力开除报纸的主编，并且没收付梓的报纸。参见Talbot 2007, p. 27。
[36] 《公教文明》对这一举措表示了赞许，尽管《罗马观察报》没有对此做出评论，它却报道了司法部长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在这段讲话中，该部长表示天主教会对这一举措持赞成态度。CC 1926 IV, pp. 459–462; Rogari 1977,p.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