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20日
首先，我说明一下“转向”的背景。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对日本而言是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自1867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约莫四十年间，日本国民都生活在必须攀登“文明阶梯”——如果说真有这种东西的话——的使命感之中。这类虚构之物，相信只要身为“国民”，不管身处何国，都可感受其存在；并且，我们可以说这类虚构之物，长期以来，在国民的想象力中不断地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明治时代开始，“文明阶梯”这一虚构物，对日本国民的想象力始终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日本对俄的战争，乃在没有败北的状况下结束；其在政治、军事上的一大事业成就，可说是凌驾拿破仑和希特勒。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这项大事业的背后必定多士济济，有具备国家领导能力的人在掌舵。
日本自废除锁国政策大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便被推翻，在新的国家政策推行以来，培育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即不以封建制度下的身份来判断人的价值。参与推翻德川政权运动的青年们，创造出一种默契，亦即在跨出藩国界线、脱离藩属之后，彼此都平等相待，视彼此为志同道合之士。这些依自己意志斩断与藩政府关系的武士们，把做了同样决断的武士视为同志。这些“脱藩浪士”们之间所展现的同志关系，影响力极大，甚至令那些愿为同样目的献身，但选择留在藩内没有脱藩的武士们，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类似的氛围。
在反德川政府的运动中，被捕杀的人不计其数。在运动进行时，没人能够预测谁可以活下来成为新政府的领导者。运动的倡导者在权力实际转移之前，几乎都为理想捐躯了。例如，吉田寅次郎、桥本左内、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其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被视为实现这些先烈的构想、成功地推翻德川幕府并建立新政府的重要人物，也先后在明治维新后十年间相继死亡。西乡隆盛发动叛乱兵败自杀，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杀，木户孝允则是抑郁而终。明治维新之初的重要领导者中，只有岩仓具视一人长寿，挺过维新之初兵荒马乱的年代，成为当时活跃于日本政坛的重要政治家。但除了他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者，都在明治维新后十年内相继凋零。也因此，在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这些志士们短期间依然保留着一种敏锐的自觉，清楚地意识到，参与推翻幕府运动中的精英分子都已不在人世。
这份谦虚的自觉，和为免沦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协力守护日本的共同意识相结合，赋予幸存的日本后继领导者，某种勤勉质朴的特质。他们拼命学习赶上西方文明的方法，即使在日俄战争方兴未艾之际，日本的国家领导者对国家面临的处境仍未丧失冷静的判断力。他们清楚知道，必须趁日本的国力和英、美国民的同情心尚未耗尽之前，尽快结束对俄战争。他们并未被打败俄国的幻觉所欺骗。正因为领导者们都有这种共同的自觉，陆、海军的最高司令官才赞同内阁尽速签订和约，即使这和约只能为日本带来些许的表面利益。这些领导者不怕违背日俄交战之时，所酝酿出的舆论动向而做出决断。在此，我不以明治维新为起点，而谈及幕末到日俄战争这段时间领导阶层的气氛，主要是想凸显明治时代的领导阶层，与承继其后的大正、昭和时代领导阶层的对比。而刚刚所列举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政治及军事领导阶层的各种特征，在昭和时代的十五年战争开始前，便已消失无踪。
日俄战争结束后，还活在世上并成为新政府领导者的维新志士，认为已经赶上西方的先进国家，原本紧绷的神经因而缓和下来。他们自视为“华族”[1]，自封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作为庆贺。日俄战争期间的陆军次官，能受封男爵；按这标准，军司令官能受封子爵，陆军大臣则能受封为伯爵。然而，有资格受封最高位阶的人却都已经死了。明治初期以来功勋彪炳的领导者，虽有少数几人在这时肉身犹存，但他们的状况，犹如杰柯博士原本的身体中住着另一个海德先生一样[2]，体内住着不同的人格。他们往后就是不断努力地宣扬明治维新的丰功伟业，在反复的陈述中，他们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愈显得伟大。从实用观点来看，这个方法对他们攀升贵族阶级的阶梯帮助甚大。
1945年日本战败后，曾有所谓短暂的后悔时期。在这短暂的后悔时期结束时，日本的舆论出现了要求一一恢复往昔制度的呼声。这些要求几乎涵盖了每项往昔的制度，但明治以来持续至战败为止的华族制度，却是少数的例外。据我印象所及，战后的三四年间，报纸上从未出现过要求恢复华族制度的社论或读者的投书。[3]明治时代以后，制定的身份制度没发挥多少作用；至少在这一点上，整个战后时期的舆论是完全一致的。
相反，明治中期制定了与此稍有不同的身份制度，也就是基于学校入学考试制定的身份制度。尽管近来持续有学生进行抗议，这项制度现在仍然受到国民普遍的支持。这项入学考试制度，原本是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在日本创设出来的。但是，明治时代以前，这项入学考试制度并没有开放给所有阶层的人。考试制度和学校教育结合，而且开放给社会上所有阶层，是明治时代以后才有的。也因为这个理由，现在的日本仍旧广泛信奉考试制度，以及据此运作而来的学校制度。
明治时代以前，初等教育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据说，明治初期，男性的识字率约为40% ~45%，女性则为45%，而且这些人也具有算术等实用知识。这是德川时代的教育遗留给明治时代的资产。这种教育是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并非与选拔考试的教育制度结合。[4]
明治以后，新政府所采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打算将明治以前的教育制度加以延长，而是改采以欧美制度为蓝本所创设的新教育制度。他们设置东京帝国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只要能通过不断的选拔考试，任何国民都有希望能进入就读。这制度也成了刺激全体国民的向学心，让日本追上西方文明的有效手段。
诚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Philip Dore）在《学历社会——新文明病》[5]中所述，日本政府早在1880年就已经使用考试制度选拔公务人员。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任职公务人员不需经过考试，并且保证一开始就能担任较高的职位。这样的制度对产业也造成影响。1910年以前，非政府的绝大多数的私人企业，都已养成只从大学毕业生中录用新进人员的习惯，报社也跟着建立这个惯例。就这一点而言，日本比产业革命发祥地的英国还更先进。
多尔还举出一个例证，1955年《日本绅士录》里所登录的人士中，有70%是大学毕业或专科学历。而在英国同类的名人录里，1958年企业界董事中只有21%具有大学学历。英国前两百名主要公司的负责人当中，只有24%为大学毕业或专科毕业。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政府官僚、产业界及新闻媒体等各个领域的领导阶层，仍然是由大学毕业生所占据，当中又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为中心。这种现象并未因为始于1931年的十五年战争失败而有所改变，也没有因为其后美军占领日本而改变。
为了理解“东大新人会”的重要性，必须了解上述的现象。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带给日本大学生极大的影响。翌年的7月23日，日本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米价上涨，因而造成“米骚动”。[6]暴动始于距离日本首都很远的乡下，再扩展至大都市。这场暴动并非由政治人物策动的，而是始于地方人士自发性的抗议行动。因为日本人自己体认到“米骚动”是群众力量的展现，意味着日本开始进入新的时代。
因为日本有艰难的入学考试制度，所以能够通过公立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从公立高中毕业后，进入帝国大学并不困难），都觉得已经取得进入帝国大学的资格，不久后将成为日本未来的领导人。十八岁左右就能达到如此成就，说来或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却是如此。通过旧制高中考试的十八岁日本少年，觉得整个人生中最困难的竞争部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六年的学校生活可以用来描绘日本未来的蓝图。俄国革命和“米骚动”，对置身在这段期间的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的构思能力影响极大。
就在这时候，被视为日本民主思想的代表——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教授吉野作造，接到要他与右翼运动领导者同台辩论的挑战书[7]。此时的吉野似乎身陷于危险的处境中。然而，公开演说的当天，会场聚集的听众多半是大学生，他们都明显地支持吉野的论点，使暴民们无法威胁吉野教授的安全。吉野教授的学生们觉得日本已经出现新的历史浪潮。
演讲会举行后半个月左右，正逢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又一个月，亦即1918年12月，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赤松克麿、宫崎龙介和石渡春雄创立了“东大新人会”。组织纲领是由赤松起草，内容如下：
一、吾人配合世界文化之势——人类解放的新趋势，并努力促进之。
二、吾人致力从事现代日本之合理改造运动。
这项运动从东京大学扩展到其他大学，甚至扩及即将于两三年后成为帝国大学学生的高等学校里。[8]
学生运动很快地就超越了他们老师所主张的温和的民主主义原则。吉野作造认为，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一种规范，所有社会文化的习惯中都含有这种规范，因此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作用。不只在所谓的文明国家，纵使在不算是文明国度的国家也能发挥作用。由此看来，吉野教授的观点和东大新人会成员的观点并不相同。
在当时的日本，吉野教授正致力于废除国会的贵族院与天皇的统帅权。如果这个目的能够实现，那么派驻在殖民地的陆军部队指挥官们，就无法获得未经选举而出任国会议员的人士支持，借机擅自发动未经宣战的战争了。
吉野作造温和而实际的目标，在学生运动以意识形态为本位的基准看来，未免太过温和而无意义。东大新人会的成员们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会结合起来，后来，有部分成员成为共产党员。这群新人会的成员对于20世纪20年代，组织共同阵线阻止军国主义的议题并不感兴趣。吉野辞去东京大学教授的职位后，全心投入翻印再版对明治文化的形成具有影响的重要记录的事业。
不久，新人会的创始人和创始成员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转而趋向国家社会主义。新人会创始人赤松克麿，192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又脱离共产党，1930年出任社会民众党的总书记。此后，他开始阐述天皇的责任，认为天皇的责任就是保护国民的利益。这种观点导引他把“九一八事变”[9]的发生，和建立“满洲国”的举动正当化。他已经在替日本寻找可以和定为国策的侵略中国政策并存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了。
另一位新人会的创始人宫崎龙介，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的时期，即以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公爵的密使身份进行活动，劝说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合作。
新人会创始成员之一的麻生久，曾以30年代社会大众党重要领导人的身份，推动工会的领导人与倾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军官结合。在其他创始成员之中，以佐野学（1892-1953）最为重要。他二十七岁时，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东大新人会。1933年，他四十一岁，担任日本共产党的委员长，同时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与同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的共同声明。[10]
佐野学与锅山贞亲撤回他们之前所有的主张：废除天皇制、赋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内所有民族的自治权等；并且，他们也撤回了原本所有论点的总结——反对日本政府的“九一八事变”政策。他们改口说，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对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表示尊敬，以发展日本的社会主义。
他们的共同声明立刻引起极大的反响。共同声明发表于1933年6月7日，其后一个月之中，所有未决犯中有30%与共产党有关（1370人中有415人），34%的已决犯（393人中的133人）改变了政治立场。[11]三年内，有74%的已决犯（438名中的324名）声明“转向”；另外，坚守不“转向”立场的，则有26%（438名中的114名）。[12]
共同声明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日本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佐野学，并没有提出退党申请，即起草否定以往立场的声明。此一共同声明的特征，在伴随着共同声明发表而来的混乱与愤怒中，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它却能表现出东大新人会所隐含的逻辑，也完全契合十八岁少年心性的框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正如刚通过最困难的入学考试而当上人民的领导者那样，并且是用民主又公平的方法被选拔出来的。他们有一种信念，只要是依据这个方法所选出来的领导者，即使在心中政治上的意见有所转变，仍然能继续担任领导者。从结果来说，追随者表现出来的反应，也显示他们接受领导者所默认的前提。
佐野与锅山的共同声明发表后，“转向”一词变成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这个词汇被一般民众纳入日常生活用语之中。不过，这句话在被如此广泛使用之前，还有一段历史。幸存的明治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在《前卫》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的文章，阐述前卫分子必须回到无产阶级的群众中。山川的看法是说，前卫分子必须对人民群众为日常生活中部分要求与特殊要求所展现的斗争，表示更高的敬意。相对地，在德国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回到日本的年轻教授福本和夫，则批判山川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山川倡议的方向转换本身就应该被转换。按照福本的理论，共产主义者应该自觉本身的思考方法，并使之转向，以此对同时代的社会能有所行动。于是“方向转换”被缩写而产生“转向”一词，意指人要自觉其自身思索的过程，并给予符合自身思想水准的新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下，“转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种顺从社会习惯行动的惰性思想。[13]
在学生间成为流行语的“转向”一词，后来被依《治安维持法》设置、对危险言行进行调查的思想警察所采用。《治安维持法》在1928年修正公布。思想警察为改变激进派大学生的观念下了功夫，还出版如何技巧协助“转向”的手册。转向并不能只靠逮捕入狱和加以拷问。根据池田克检察官所写的手册，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转向诱导术手册”就是这样进行的。被置身在这种技巧下受到诱导的青年，虽然以前依循福本和夫定义的转向之路前进，但现在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体现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而觉得作为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然崩溃，于是朝着思想警察所定义的另一个路径转向了。[14]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因为他们全心奉献的对象——人民，却支持与他们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标。此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这种孤立感使他们决定转向。[15]1942年警方做出的统计，刊载于1943年政府内部秘密的刊物上。统计上显示，转向者所自述的转向动机可区分为以下几类：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国民自觉的占31.90%。[16]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被纳入日本日常用语，并广泛使用的整个历史经纬。主要的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转变是可能发生的。这个现象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其二是个人或团体在面对压力时，他或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反应。对这种现象来说，强制力的作用和自发性，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依据这种具有引导性的记述的定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不囿于价值的判断，详述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间，所发生的转向现象。[17]
此一“转向”的概念，有必要从一系列的同类词中加以区别。首先，我认为“转向”一词，大致意为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这时所展现的强制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另有所谓的“悔悟”，这是指源于个人选择与决断所产生的思想变化。再来有所谓“意识形态的变化”，这名称是在研究与“转向”为同一现象时，将关心的主轴置于研究意识形态变化方式为主的术语。还有所谓的“脱离”，这术语将同一事件视为相同的现象，但主要用于研究个人与党派的关系中。
研究“转向”时，那些从稳健的自由主义转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有时候很难引起注意。从我的观点看来，这种变化在日本战时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应该视为“转向”加以研究。今天我所提到的都是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士，因为讨论那些人的经历，脉络比较清晰而容易了解。有关来自其他思想的转向事例，以后再进行讨论。
至于“背叛”——这个词带有明显的贬损意味。有人向警察密告自己以前的同志时，就用这个字眼，这种场合或许可以称作背叛。然而，如果我们将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发生的转向现象，一律都以“背叛”的恶名统称的话，我们就会丧失从谬误中发掘真理的机会。我认为研究“转向”的价值在于，错误中包含的真实部分，比真实中包含的真实对我们更为重要；当然，前提是真实中真的存有真实的话。如果我们能对错误中包含的真实，更用心地加以深入定义，我们就能具备通过错误探寻真理的方向感，如此便更能掌握真实的真正核心。
我不断地问自己下面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生中，有人能不经历“转向”的吗？导引这些人“转向”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如何将他们的“转向”正当化？经历过战争后，回顾“转向”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思考的？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我们研究1931年至1945年间的日本时，是极为重要的。
注释：
[1]“华族”为日本于1869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诸侯的族称。依1884年的《华族令》规定，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爵，对国家有贡献者也予以列入，成为有特权的社会身份。此令于1947年废除。
[2]两人都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品《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中的主角。
[3]本书正文与注释中出现的书目，其原文和出版信息皆条列于书末的参考书目中，正文与注释中不再注记。——编注
[4]日本以米价暴涨为导火线而发生的民众暴动。1918年始于富山县的鱼津而漫及全国，民众袭击投机米商，政府出动军队予以镇压。
[5]吉野作造曾发表论文肯定民众运动和拥护言论自由。1918年《大阪朝日新报》针对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多次批评政府。8月26日的晚报头条中使用了“白虹贯日”一语，被政府视为鼓动内乱，因此对报社多人进行起诉、免职等处分（白虹事件）。右翼团体浪人会暴力袭击《大阪朝日新报》的社长，吉野对此发出批评，浪人会因而要求吉野于11月23日举行公开演说。——编注
[6]日本称“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编注
[7]有关战后日本人对于华族制度一致的舆论，笔者得自于苇津珍彦（见苇津氏，《尊王攘夷是？》，收入鹤见俊辅编《传承战后史2》，1969）。苇津珍彦的《时光的流逝》（1981），收录苇津氏自战败以来在《神社新报》续写的时论。其中一篇谈及华族制度，他总结战后七年间的舆论这样写道：“作为明治宪法的支柱，而在社会条件中被消解的著名事例之一，就是华族制度。明治宪法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贵、众两院的制度上；没有华族制度的前提，贵族院就无法成立。然而，在战后得知所谓‘斜阳族’〔译者按：语出太宰治的小说《斜阳》，指没落的上流阶层〕真相的国民们，终究不会同意华族制的复辟。其他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也难使它复活。纵使修订宪法时坚决强调明治宪法优点的人，现在也不再主张应恢复原来的条文，顶多只想恢复其优点，以制定出新构想的制度。”（《讲和生效后的困难问题，宪法全面改定论的预期》，1952年4月7日号）。
[8]罗纳德·多尔（1925-2018），《学历社会——新文明病》（原著：1976；日译本：1978）。有关明治以前的论述，有多尔的前著《江户时代的教育》（原著：1965；日译本：1970）。
[9]关于东大新人会，是出自1969年1月19日，约90人的旧东大新人会成员，集合参加纪念新人会创立五十周年聚会时的发言记录（石堂清伦、竖山利忠编，《东京帝大新人会的记录》，1976）。另有美籍历史学家亨利·德威特·史密斯（Henry Dewitt Smith）发表的《资料的丛林——追踪新人会》（《劳动资料》1968年1月号），文中论及“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共同研究·转向》所收录笔者的论文《后期新人会员》，他的调查指出，我在文中列出的55人中，至少有14人不是新人会的成员，两人身份不详。史氏根据这调查写成《亨利·德威特·史密斯二世：日本第一位激进分子》一书，于1972年出版。后出版日译本：《新人会的研究——日本学生运动的源流》（1978）。
[10]对于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等的共同声明已“把自己的转向视同为党的转向，在领导上显露出这种病态”，藤田省三作如下表示：“他们开始活动时，身兼1927年纲领的支持者，以及负责实行该纲领的领导者的身份；但他们在转向之后，还试图要领导党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个人的转向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可是转向的方式及形态应该受他们所处的公共立场所制约。他们应该在转向的同时辞去他们领导人的地位。至少必须在事后提出退党声明，然后才能提出天皇制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藤田省三，《以昭和十五年为中心的转向情况》，《共同研究·转向》中卷，1960）
[11]内务省警保局编，《昭和九年关于社会运动的状况》，1935。
[12]池田克，《左翼犯罪的备忘录》，收入中央公论社编，《防范科学全集》第6卷《思想犯篇》（1936）。
[13]“转向”一词的诞生，出自藤田省三，《以昭和八年为中心的转向情况》，收入《共同研究·转向》上卷（1959）。
[14]池田克、毛利基合著，《思想犯篇》，《防范科学全集》第6卷（1936）。池田克（1893-1977）于东大法学院毕业后，1917年历任候补司法官、司法省刑事局长，在1946年7月被〔盟军〕解除最高法院检察次长职之前，为思想检察官系统中的核心官僚，十分活跃。战后开业担任执业律师。1954年11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至1963年退职（《现代人物事典》，1977）。
[15]转向的主因是因为大众的孤立。吉本隆明的转向论中有精辟的分析，见吉本隆明的《转向论》（1959）。
[16]司法省保护局，《关于思想犯保护对象的诸调查》，《司法保护资料》33，1943年3月。
[17]本多秋五，《书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共同研究·转向〉上》，《思想》1959年7月号。该书评指出，“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转向研究因为摆脱以往对转向负面评价的判断，因而获得了新的视野；同时也指出正因为这种观照方式而失去观察力。辻信一的《转向论的新地平线》，含有对身体的自我意识（亚洲人第二代、第三代的）观点。同样从身体论来讨论转向，指出“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共同研究的缺失的有松本健一的《转向论的基础是什么——关于鹤见理论与吉本理论》（《现代之眼》1981年3月号）。这篇文章把转向论置于市川浩、津村乔、菅孝行等提出的脉络中。该期《现代之眼》刊有菅孝行、松本健一、冈庭昇、中岛诚、饭田桃、笠井洁、高桥敏夫等人参加的研讨会讨论记录《现代转向论是可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