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
中国的术数文化之渊源也深且远矣。史言汉之京房、唐之李淳风、宋之邵康节、明之刘伯温，皆知阴阳、察乎天变，世称奇士。对于耽于幻想的艺术家来说，术数文化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河图洛书，易之六爻，象数之变，深不可测。时至今日，在格非、苏童、余华等新起作家的小说中仍然不时呈现各种术数文化的形象。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之为文化传统的有机成分之例证吧。同时这三位年轻作家都有较深的西方现代文学的造诣，因此他们对于术数文化的精神感应不能不有别于前人。他们据此手造的心象也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伟瑰怪之观。以下尝试论之。
蛇精格非
近来有的研究者试图将“术数”一词做两种含义解：一为权术、策略，二为阴阳五行推演之术。对此我并无异议。然这些研究者似乎有将此两种含义分离开来加以解释的倾向，这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其实自术数文化的源头《周易》始，即有将权术兵谋之道与宿命论统一起来的传统。《周易》的卦象一半讲先天之秘（天数），另一半讲后天之秘（人谋）。至集诡秘学大成的《鬼谷子》，此种倾向则更趋明显。《鬼谷子》正文是讲人谋的，而《鬼谷子命书》即讲天数。
《鬼谷子》中有“螣蛇”一喻，似特能移来证实此理。有的研究者释“螣蛇”为神蛇能兴云雨而游于其中，并能指示祸福。螣蛇所指，祸福立应，诚信不欺。陶弘景则以为蛇能委曲屈伸，意亦能委曲屈伸。其实此两种解释合之始能双美。蛇之明祸福者，鬼谋也；蛇之委曲屈伸者人谋也。兼谙鬼谋与人谋、天数与权略，此乃中国术数文化的精深处。故“螣蛇”者，实可谓之术数文化之象也。
而格非恰恰就像这样一条神蛇。格非是喜欢蛇的。在他的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蛇的暗喻：“父亲和那个女人像两条水蛇一般缠绕在一起”[56]，“他的一只脚刚刚跨出浴缸，一条大蛇扬着菱形的扁头挨着他的脚背游走了。它那美丽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沿着靠墙的一根木棒爬上了洗脸池，碰翻了上面的玻璃杯”[57]，“他想起妻子因为生病每天都要吃一副蛇胆，但他不知道这条蛇是怎么钻到浴室里的。是它自己从蛇笼里钻出来游到浴室里，还是妻子……”[58]，“蛇在我的背上咬了一口”[59]。
“蛇在我的背上咬了一口”，可说是格非小说的基本意念。格非的蛇会咬人，而且极其狡诈。这说明他感兴趣的是术数文化中的诡秘学成分，并得委曲屈伸的权术之道的精蕴。在他的小说中，“蛇咬人”的意念外化为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暗杀事件。比如他的小说《大年》，便是写一个在普通人欢天喜地的春节里布下的暗杀阴谋。在“大年”的红火气氛的反衬之下，谋杀者的诡秘阴冷显得格外突出。至于《敌人》中的赵龙、《迷舟》中的萧，也都是因为没有洞见他们至亲好友和蔼的微笑之下藏着的蛇之真形，结果无一例外成了刀下之鬼。
也许正因为深藏着这一种关于蛇的意念，格非眼中的世界是诡秘的。“萧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诡谲双目的光芒”，“尽管这位昔日的媒婆已经失去了往常秀丽的姿容，但她的诡秘的眼风依然使萧回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模样”。在类似的句子里格非重复着“诡秘”“诡谲”等字眼，这表明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基本解读方式。
而这也恰恰就是暗含杀机的术数文化对于世界的解读方法。《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术数文化之“术”，适与兵家相通。就此而言，术数也是一种诡秘学。宋人高似孙论《鬼谷子》曰：“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60]则已将此一文化的诡秘特征阐释清楚。唯因术数文化乃阴符之道，所以术数家窥视世界的眼睛不能不是诡谲的、怀疑论的。《韩非子》曰：“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矣。”此种感受正与格非相近。《敌人》不就是一个父之亲而犹不可信的实例吗！
《鬼谷子》称：“……名实当则径（诛）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据顾广圻训：“径者，为显诛也，下文乃隐诛之。”如此看来，格非对于暗杀情节热衷，不无得此“隐诛之术”的传统之启发吧。
格非之与侦探小说家的不同就在于此：他的诡秘具有一种文化的神韵。而且还是一种相当深远的文化。
将诡秘的阴谋氛围与阴阳五行的宿命论推演结合起来，则是格非小说的另一意蕴特征。《迷舟》中出现一位算命先生，他的预言“当心你的酒盅”正中了萧的最后结局。老道的先知犹如一线灵光，透露出命运的帷幕后潜藏着的深秘境界。故事的发展正是按照此种阴阳五行的诡秘推演进行的。《鬼谷子命书》有偈曰：“遇贵还须得意时，平生刚志与松齐，登山履险云山远，绿树逢春发旧枝。鸿雁过溪双远影，百岁荣华见一儿，更问双蛇平地起，牛羊两路必登梯。雪落纷纷三十九，天晴日暖双蛇走，长安路远遇危桥，劝君莫饮春前酒。”此与格非的《迷舟》神韵相似乃尔！“平生刚志与松齐”，适与萧师长少年从戎、英武好战的经历暗合。“登山履险云山远，绿树逢春发旧枝”，简直就像是直写他深入险地侦探敌人虚实，不意却与旧情人杏重逢，重温鸳梦了。至于“雪落纷纷三十九，天晴日暖双蛇走”，又同《迷舟》江南云山潇湘秀丽中暗伏杀机的描写颇为相近。如果用格非喜欢的生肖“蛇”作暗喻，那么小说中萧之命运的两位克星——杏的丈夫三顺与萧的警卫员，正可谓之“双蛇”。而“长安路远遇危桥，劝君莫饮春前酒”，则与老道对萧的忠告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的比较并不仅仅局限于微观上的偶合，更主要的在于文化情韵上的大气相似。也许鬼谷先生极为看重人谋，故讲天数时才有会这样一种诡谲的叙述语调。在读《鬼谷子命书》时我曾几度拈花微笑。看来荣格先生的“集体无意识”之说不虚。格非者，灵气所钟之异才也。他不仅处事有机心，且禀赋颇高，能闻天籁，所以有此诡秘的叙述语调就非咄咄怪事了。
格非的小说常常在我深心掠过一种幻影：日暮黄昏，在江南乡间的老屋深处，突然一双绿幽幽的蛇眼探出，为如血的残阳迷惑，咝咝一笑……
格非之为“蛇精”，一方面是因着遗传的因子，另一方面他的“蛇胆”之中又有一种反叛的成分。鲁迅曾谓“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此“蛇精”之第二义也。他以自身血缘的感受，悟出了术数文化带毒的成分。他的《敌人》中星相家关于赵龙大限的预言，竟成为赵龙生身之父赵少忠谋杀亲子的有用手段。命相的推测终于沦为杀人阴谋。其实，在术数文化的传统中，“数”随时可以拿来为“术”所用。史言蒯通使相士说韩信“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即是命相数理之学转化为政治权术的典型例子。历史上以术数有意无意杀人者不可胜计。而如格非写出利用命相之学实现杀子阴谋的乃是一名道貌岸然的父亲，这就把历史的幻象骇人地聚焦了。且看：“……赵龙在那扇房门被重新关上的一刹那，看到了对面那排阁楼的墙上映衬出来的熟悉的身影，他在慌乱之中划亮了块火石，在那道一闪即逝的光亮中，他看清了父亲那张苍白脸。那道火光在顷刻之间划过他的心底，照亮了过去噩梦般的不真实的日子，许多天来，在他眼前飘来荡去的那个模糊的幻影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弥漫在屋子里的烟草的气息使一切都虚恍如梦。赵龙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液都被冰冻住了，当那个黑影悄悄朝他走近的时候，他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正把他的躯体一片片撕碎。”
赵龙者，恐怕即是格非的幻身吧。他用那双“蛇精”独具的法眼，窥见了在阴阳五行的黑暗迷阵深处被血光映出的怪象。此殆亦即所谓“敌人”者。
灵龟苏童
《史记·龟策列传》云：“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又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止，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苍夏黄，秋白冬黑。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在中国术数文化的传统中，“龟”也是一极重要的象征。与“蛇”相较，龟的隐喻似乎更多地承担了“先知利害，察于祸福”的象征义，而在“术”的运用上则较为逊色。
其实这也就是苏童与格非的微妙区别所在。格非的小说不仅意境诡奇，且透出一种成了精也似的灵慧心计；苏童对权术与计谋的熟谙程度远逊于格非，但他却常流露另一种“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的神光，而这一种先知的异禀，又是格非所无的。这也就是我之称他为“灵龟”的缘由了。
苏童的短篇《蓝白染坊》即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篇小说中的一切事件是由三个小男孩寻找无缘无故失踪的一只黄狸猫引起的。随着他们的找寻，小说中浮出了一个与失踪狸猫相同色泽的浊黄世界：“他们发现城北到处在挖防空洞，许多隆起的土堆在雨中倾圮，火山般喷发出冰冷的黄泥浆，流着淌着，画出一条巨大的黄龙。……绍兴奶奶脑子里立时浮出一生中与此相关的记忆。浊黄不是好颜色。凶兆在雨中跳来蹦去……”“黄龙”者，乃是中国历史上神秘宗的著名暗喻。史书载“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即此义也。为暴力与破坏到来的凶兆。
而男孩们接着进入的，却是一个古老宁静的“蓝白染坊”：“小浮掰着指头算了算祖母的年龄。她快九十岁了。她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每年都在红木箱底压一块家染的印花布。如果老祖母在九十岁这年里寿终正寝，来家人会遵从她的意愿在祖母的身子底下铺上九十块印花布。九十块印花布会裹着一颗古怪的魂灵，送她进入天堂中的另一个染坊。飘飘扬扬飞上天啊，蓝花白花盖满天空。”蓝白相间的染坊象征着一成不变的秩序。在这个古老的封闭系统中，生命不会受到意外的挑战，一切都循着伏羲六十四卦的先天图像缓慢地运转。
而当浊流涌进这个超稳定的“蓝白染坊”时，表明熵值已增至极限，天下大故难以避免了。小说将近尾声之时三个男孩又在水泥墙上发现了一条奇特的红布带子：“红布带子挂在一盏白炽灯下，将一团红影投在死水里，像一朵红花吸引着三个男孩的视线。”红，即为传统术数中“血光”之暗示也。浊黄与蓝白的殊死斗争之结果是死水中的红影之浮现。于是不久便在老街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事件。人们这才终于悟出“整个雨季的不同寻常，前前后后都潜着预兆和演示啊”。
这篇小说中神秘的色彩变化：浊黄→蓝白→暗红，即构成了预言的实现过程。大凡这些色调，又都为中国术数文化的古老想象所浸淫过。苏童大抵也是凭借幽冥中的天启在潜意识中获得这类构思的。所以没有比用“灵龟”更确切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特殊天赋了。
在小说的尾声，苏童否定了他的预言在确定时空中的应验可能：“故事中的三个男孩怀着渴望和茫然的心情等待着世界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他们没有等到，在等待中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这种否定似乎令人扫兴，却是颇具深意的。苏童在这里割断了神秘象数与具体历史过程之间的对应关系，这证实了他并非一位现代巫师。他的小说只是一种文化寓言。其中涵括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基础——神秘学。而对于其应验的可能性持一种“述而不作”的暧昧态度。苏童的真实意图大概在于希望读者避免具体历史背景的比附，而进入一种中立性的审美观照状态，对存在于中国古老历史中的超理性力量产生洞察。换句话说，在解码时应把话语系统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苏童倒是深得中国术数学的大本《周易》之精神的，《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本来就是追求一种具有永恒意义上的文化超验性。
至于苏童的前期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则更精细地研究了术数文化对于历史过程的参与方式。
1934年是个大劫之年。而原因之一就在于祖父陈宝年娶了祖母蒋氏。“枫杨树的狗女人们，你们知不知道陈宝年还是个小仙人会给女人算命？他说枫杨树女人后要死光杀绝，他从蒋家圩娶来的女人将是颗灾星照耀枫杨树的历史。”陈宝年做出这样的推测的根据，据说并非本于相术法理：“陈宝年没有读过《麻衣神相》。他对女人的相貌有着惊人的尖利的敏感，来源于某种神秘的启示和生活经验。”
女人作为阴性文化的隐喻，经常成为重大历史变动的首难者。《周易》“坤”卦有“履霜坚冰至”的著名爻辞，即为阴性文化反叛阳性文化之势已经养成的意思。《文言》释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61]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可谓千古不易之论。《周易》此处表现的正是一种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坤道并非实指女性，而是被《周易》价值体系评价为“阴”属性的被统治阶级。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则是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熵增至极值，旧社会体制面临四海土崩之势。
陈宝年对于1934年的准确预测正是来之于类似的“神秘的启示和生活经验”之上的。在他娶蒋氏之时，枫杨树的“履霜坚冰至”之历史情势已经造成。而蒋氏与其说是一个确指的生活中的女性，毋宁说她是一种正在大地（坤母）腹中形成的阴性反叛力量的化身。她据称婚前曾是“财东陈文治家独特的女长工”。干起活来有一种天马行空似的超人才能。她身上有“牲灵味道”。大凡这些描写已经透露出她作为坤母中积郁的愤怒之载体的信息。蒋氏的第一次分娩，可谓是此种愤怒转化为阴火的预演。“而蒋氏的眼睛里跳动着一团火苗，那火苗在整个分娩过程中自始至终地燃烧，直到老大狗崽哇哇坠入干草堆。”苏童不愧为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如此准确地把握着这一脉阴火的流向。“父亲坠入干草的刹那间血光冲天，弥漫了枫杨树乡村的秋天。”这是蒋氏第一次露出她阴性文化之愤怒火神的真容。
“十年后”终于发生了在统治者看来实属“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故。1934年瘟疫的幽灵徘徊在枫杨树。当蒋氏呼天抢地大诟天地时，一名黑衣巫师的话倾倒了马桥镇：“西南有邪泉，藏在玉罐里，玉罐若不空，灾病不见底。”于是乡亲们终于悟出了灾祸之源在乎马桥镇上最有权势的财东——陈文治。他的传世珍宝白玉瓷罐中原来藏着妖法。这一神谕极大地刺激了曾做过陈文治女长工的蒋氏的想象：“祖母蒋氏在虚空中见到了被巫术放大的白玉瓷罐。她似乎听见了邪泉在玉罐里沸腾的响声。”
李约瑟博士曾以历史学的视角考察过中国巫术的作用，他注意到了巫术与革命的联系。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巫术经常具有相当强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捩时刻，术数文化经常成为农民暴动和农民革命的重要心理诱导因素。苏童在这里正是相当逼真地再现了这种神秘学→心理学→历史学交互作用的独特进程。
蒋氏代表着被压抑至极限的阴性文化对于阳性统治秩序的反叛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被巫术的神谕催发，便顿时化为巨大的现实力量。于是1934年的枫杨树爆发了一场农民暴动。在灾民火烧陈文治家谷场的戏剧性造反场面里，十年前蒋氏的冲天血光似乎得到了作为事变先导因素的应验——她被奉为火母。
苏童称：“当我十八岁那年在家中阁楼苦读毛泽东经典著作时，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枫杨树乡亲火烧陈家谷场联系起来了。我遥望1934年化为火神的祖母蒋氏，我认为祖母蒋氏革了财东陈文治的命，以后将成为我家历史上的光辉一页。我也同祖母蒋氏一样，怀念那个神秘的伟大的黑衣巫师。他是谁？他现在在哪里呢？”其实，黑衣巫师者，无非就是中国术数文化的精魂。每当旧王朝彻底腐败濒临崩溃之际，必有衣冠皆古的异人出现，发出震撼人心的神秘预言。苏童的慧眼似乎已看到了这种以超理性力量形态出现的天启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世称革命之国。而苏童此处之谓“革命”正与《周易》“革”卦义旨暗合。“革”卦兑上离下，兑为水离为火，故曰水火相息而更用事。《周易》把此卦形态化为“泽中有火，革。”[62]崔憬释曰：“火就燥，泽资湿，二物不相得，终宜易之，故曰泽中有火，革也。”[63]蒋氏本来代表的是“履霜坚冰至”的阴性力量。冰霜者，近水之象也。然按照五行相生之理，物极必反，阴极阳生，故易水为火。这一伟大的气运转捩，必化为革旧鼎新的天下大故。陈家谷场的火烧场面，正是易象水火相革的奇观之重现。
故《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又可谓是对《周易》神秘外壳包裹着的中国历史重要规律的现代解码。苏童蛰居南京多年。金陵，古帝王州也。其山川久阅历代沧桑，或能借他一种学究天人、知往鉴来的特异灵气吧。如此看来，“灵龟”之号，更是不无根据的了。
神猴余华
余华是浙江海盐人。此地虽无山川形胜，却有天下闻名的钱塘潮。惊涛拍岸，大有乾坤日夜浮之气势。也许正是这荟天地日月之精气的奇观，时时给海盐一带带来宇宙的信息，于是奇士异人应运而生。易学大师杭辛斋、天算名家李善兰、武侠小说宗师金庸都可说是余华的乡贤。至于一般熟谙术数文化的学者就更多了。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为余华观察术数文化提供了便利。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余华却非一位八卦教的忠实信众。莫言称这位小说家为“狂生”[64]，看来乃是实情。余华一副猴腮，骨相古怪，一眼望去可知是缺乏“信力”之辈。而从余华的文字看，他对术数文化的伦理价值的冷峻观察，更证实他生就一副孙猴子式的火眼金睛。
对术数文化的消极成分的批判，其实在有见识的中国古人那里就开始了。班固《汉书·艺文志序》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刘基《司马季主论卜》称：“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悉是从大历史学家大政治家的雄伟气魄出发，对术数造就的“泥于小数”的拘谨人格模式的批评。逮至近世，钱锺书论曰：“当代一法国文家，惜忘其名，尝曰：‘有史以来，世人心胸中即为梦想三端所蟠踞：飞行也，预知未来也，长生不死也。’图谶既可逞预知未来之痴想，复得称‘王侯崛起’之倖心，宜其如春草之火烧不尽而风吹复茁耳。”[65]已直斥预知未来为“痴想”。此则是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出发，对术数文化的证伪批判。但术数作为一种人文文化，必然具有属于实践理性范畴内的伦理功用，而对此做出精当的评判，则是前人所难以胜任的。
余华的中篇《世事如烟》似乎正是试图承担起对于术数文化的实践理性意义的伦理学审判的。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年逾九十的星命学家。他居住的老屋似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一旦人们踏进算命先生“充满阴影的屋子”，便从此丧失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在这里余华表现了比格非更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他不仅看到了算命先生本人即是一种阴谋中的“敌人”，且进一步具体揭露了算命操作过程与控制他人意志的攻心术的同步性。3、4、6、7、司机、灰衣女人等都是他的巧妙圈套中的猎物。在算命先生的导演之下，一幕幕相互推诿厄运的不见血的残杀连连发生。小说中人物之所以大多用阿拉伯数字取名，也许就象征着他们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已被完全剥夺，仅仅成为算命先生的“造命游戏”中的一些代数符号。
这篇小说的深刻还在于揭露了算命先生本人的人格堕落。而这种堕落的根源来之于术数文化的无爱性。他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去了五个儿子的性命，又每星期“采补”一位少女的精气延年益寿。这不仅使他沦为事实上的杀人者和强奸犯，也使他除了动物性的性交而外别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感情经历。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虚，他不由自主地对4产生了爱欲。然而破戒的结果使他至高无上的人生目的——长寿化为乌有，他不能不被桃花运克死。这证明了在术数文化的体系中只能追求生命的数量，而任何寻找生命质量的行为都是注定要落空的。这是余华站在实践理性的法庭上对术数文化的伦理功用提出的严厉指控。
术数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决定论的，因此又必然与自由意志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余华另一篇重要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的主要意蕴。
所谓“四月三日”，正像格非《敌人》中的腊月二十八日那样，似乎象征着生命难以逾越的大限。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格非小说中的凶日出于星命学家的预言，余华此处的“四月三日”却是根据一个患迫害妄想症的青年人的臆想假设的。他预感到“明天”——四月三日存在着巨大的阴谋。一切人（包括他的父母亲）都将参与其中来暗害他。
但细究这种迫害妄想症的根源，却可以发现这个年青人的心灵上投射着术数文化的阴影。据说近年来国内的精神病例致疾因素中，神秘宗（气功和命相文化）的影响有上升之趋势。这中间的具体情况极为复杂，有待专家研究。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宿命论的恐惧完全可能发展为迫害妄想症，至少余华《四月三日事件》的主人公即是如此。
似乎值得庆幸的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他”最后终于逃出了“四月三日”的大限。他搭上火车逃跑了：“然后他转过脸去，让风往脸上吹。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同样也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此刻离那个阴谋越来越远了。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
这也许算作自由意志对于决定论的一次微弱的胜利。所以说是微弱的，是因为“他”的逃跑是在神经错乱的状况下完成的。因此这种对于命运的反抗还缺乏坚实的理性基础，还不能算做完全意义上的自在自为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沉浸在迫害妄想症中的青年“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说是余华本人的精神映像。余华的本心中藏着一股试图反抗命运的“猴气”，但同时又对冥冥之中可能存在的决定论力量感到无限恐惧。这种灵魂的分裂状态导致了他的癔症。余华的反抗只能体现自由意志的相当有限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于东方决定论的世界观无法提出建筑在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在他的《世事如烟》中，他虽然对术数文化的伦理功用提出批判，但对这种文化本身可能产生的超验神迹则似乎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处处予以默认。因此他对术数文化的批判远不是彻底的。换句话说，在他改变这种基本评价之前，不可能真正地克服对于决定论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余华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主人公“他”正好一模一样，他们都有对“四月三日事件”发出挑战的胆略，然而却并没有真正跳出对宿命论体系的恐惧而获得精神的彻底解放，“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这句阴沉的预言同样适用于余华。
在东方的神话体系中，神猴的命运似乎一直不佳：与龟蛇相较，猴修成正果、位列仙班的几率要小得多。而作为反抗者，又非道术高深如如来佛者之可敌。即如有《西游记》中孙猴子之神通者，最后也还不是被人套上紧箍咒乖乖地做了唐僧取经的保镖嘛。余华是不是会重复这种猴的两难处境呢？
在结束了对上述三位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与术数文化的渊源关系的考察之时，我不能不对他们优异的中国文化禀赋表示敬意。格非、苏童、余华之辈不但远远称不上什么大学问家，而且恐怕连线装古书也很少沾手吧。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却相当逼真地传出了一股来自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道山深处的灵气。
同时这也应该归功于江南文化的深厚传统。这三位作家都是在江南的灵秀山水熏陶下成人的。江南历来出神童、少年才子，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矣。中国自古文星绚烂，亦必得山川形胜江海日月之助，良有以也。
《隋书·儒林传》曰：“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此不仅可以使人体味格非、苏童、余华之所长——“得其英华”；也足为这三位作者戒：他们日后若要求更远大的发展，则必须兼取北学之长，多读书而穷其枝叶。否则一俟先天之气用尽，学无隔宿之储，纵是蛇精、灵龟、神猴化身，也难保不坠入凡尘、沦为俗物！况术数学千年妖阵，非一日之功可破；如无深入道山、研习科学、融汇中西、学究天人之志，是断不能够臻于九九大成之数的。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