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一、源流：由《死水微澜》到《红高粱》
“新历史小说”是笔者对近年来旧题材创作现象的一种暂且的提法。新历史小说由新写实小说派生而来，不过是涉猎的领域不同，新写实题材限于现实时空，而新历史，则将时空推移到历史领域，但它们在创作方法上有相似之处。“新历史”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它限定的范围是清末民初到一九四〇年代末，通常被称作“民国时期”，但它又有别于表现这一历史时期中重大革命事件的题材。因此，界定当代新历史小说的概念，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
从文学史的源流看，党史题材和非党史题材的根本区别，不在取材，而在创作的观念与视角。“五四”新文学以来，就有以历史视角写民国史的先例，其代表是沈雁冰与李劼人。沈雁冰从事创作向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意地将故事置于特定历史事件下，力图表现出时代的壮剧。从《霜叶红于二月花》到《腐蚀》，编年式地用艺术画卷刻画了现代历史进程的每一个大事件，贯穿于故事的，是根据特定的政治意识来整合历史题材，创造出典型历史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而李劼人在一九三〇年代创作的《死水微澜》等系列历史小说，通过袍哥、教徒、土粮户、新旧官僚、普通市民、知识分子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的命运遭际，展示了甲午事变到辛亥革命期间四川地区的民间风俗的演变。当然不是说李劼人的创作不带政治意识，但他的创作方法更多是接近了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描写支配人物行为的各种欲望：心理的、生理的，以及这种种欲望与政治、社会、宗教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才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社会风俗剧。沈雁冰与李劼人的创作，可以概括为文学史上历史题材的两种流派。大致地说，沈雁冰的创作通过描写政治事件突出了政治意识，而李劼人则通过描写民间社会而突出了民间意识。
新历史小说再度崛起，是以《红高粱》为标志的。在此以前，江苏两位作家赵本夫与周梅森似乎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赵本夫当年发表两篇《刀客与女人》首次刻画了一个土匪的传奇经历，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而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系列写民国时期的人物冲突，第一次有意摆脱历史概念的束缚，在人物的形象里注入了丰富的人性因素。这两位作家的尝试为历史小说摆脱教科书的定义而成为生动的人性见证，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莫言的《红高粱》完成，则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现代史题材的创作观念与视角。《红高粱》以土匪司令余占鳌的传奇，正式进入了非党史视角的叙述方法，突出了民间社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民间社会概念的出现，为历史小说还原到李劼人的传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新历史小说强调民间意识绝非摒除政治意识，它旨在以更大的空间自由注入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使大多数的民众意识都包含到政治范畴中去，以至使历史从教科书的抽象定义中解放出来。
二、民间概念：新历史小说的俗文化走向
民间的概念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中有着悠久传统。五十年代以后，小说家在创作现代历史题材时，有意无意地用政治意识对它作了改造。这就出现了一批“政委——民间力量”为模式的故事题材，如《铁道游击队》中李正对刘洪等车侠的改造，《杜鹃山》中柯湘对雷刚的改造；或是另一种以对抗的形态出现的剿匪题材，如《林海雪原》等。这两类题材由于涉及政治集团以外的民间武装，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都比较能够引起读者的普遍兴趣。但近年来新历史小说创作中，民间力量不再是被改造或被围剿的对象，它独立存在于小说提供的艺术空间，拥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审美原则：一种更接近民间原始正义观念的意识形态。
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不妨对现代戏曲《沙家浜》和《红高粱》作个比较，这两个作品的原型结构几乎是重叠的，每个主要人物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对应者：春来茶馆老板娘阿庆嫂和烧酒铺女掌柜戴凤莲，土匪司令胡传魁与余占鳌，新四军郭建光与八路军江小脚，“国军”代表刁德一与冷麻子，甚至连群众的受难者中，也有沙老太与罗汉大爷相对应。在这种对应关系中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差别。《沙家浜》的创作及其成为样板戏的改编，明显地渗透了政治意识对民间题材的改造。在戏中，政治的二元对立分化了民间社会力量，阿庆嫂和胡传魁的身份被打上截然相反的政治烙印，于是整个故事被改编成一个典型的党史题材，原有的民间色彩只是作为传奇因素保存在剧情里。在这个戏再度被改编为样板戏的过程中，政治意识对民间社会题材作了第二次改造，即突出武装斗争，于是白区地下抗日政权的戏被大大删去，最后一场戏改成了新四军正面袭击，不但强化了政治意识，同时也强化了党史意识。在这样一种参照下，我们不难看出《红高粱》提供的高密乡艺术场景，正是做了还原民间的工作。在这个作品里，国共双方的武装斗争都被处理为幕后戏，成了民间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而正面却描写了一支土匪队伍的抗日活动。由于余占鳌身兼土匪司令与抗日英雄两重身份，作者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在角色身上添加原属于民间文化所有的活泼的原始生命力。杀人越货，娇妻美妾，种种粗野、猥亵和暴力的因素都由此而生。或可说，《红高粱》还原了一个民间文学的主题模式，它把《沙家浜》中最具有艺术活力的民间主题从重重政治意识的外衣中剥离出来，加以弘扬。某种程度上它复活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路的创作传统。
也许是《红高粱》这一开端决定了以后的偏向，在新历史小说中土匪的故事竟大受青睐，使这一路创作带有浓厚的俗文学走向。或许是土匪不像侠客那样的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生活，无论是逼上梁山式的过去，还是打家劫舍式的现在，都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纵然是放纵的理想境界，也未能超脱普通人的想象力之外。更何况性与暴力这两大民间社会伦理要素，在土匪的故事中无论怎样渲染总不会过分。作者们既然有意要拒绝政治意识对历史的过分渗透，有意要还原出民间社会的本来面目，那么，他们就不能不同时也还原出中国民间社会变化中与生俱来的粗鄙形态。在这里“土匪的故事”只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符号，其实不一定指那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它的某些特点同样可以涵盖非土匪类题材：黑社会的械斗内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秽生活方式，农村都市中的贫困与粗俗，等等。长篇小说《米》中逃亡农民五龙的发迹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题材可以有多种叙述的方式。在苏童的笔下，它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民间社会的文化画廊。在五龙身上，除了对家乡刻骨镂心的怀念这一点上残存些许人性中的温情与诗意，其他一切都被沉浸在农民式的粗鄙形态中：仇恨、恶毒、粗俗、下流，以及作为一个枭雄应有的狡黠与腐烂。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出现淫荡的字眼与污秽的意象，这一切唯有在这个亚土匪类的题材中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一种粗鄙形态的文化心理，在新历史题材中找到了合理的自由空间。
这并非是说，民间社会题材注定要与粗鄙文化形态乳水难分，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作家是否有一种以知识分子心态介入历史的自觉，同时也是否有控制自己借民间社会这一自由空间来放纵自我的能力。即使是土匪故事，当然也有不俗的作品，比如李晓的《民谣》，题材是俗文化的题材，表达也是俗文化的表述，但贯穿在叙述中的，却是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这还不仅是揭示了一个人心之薄世道之险的老生常谈，作者写马五的死与周围人们的漠然，几近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这种几乎出于本能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正是一般同类作家所缺乏的，尽管对后者说，感性画面的组合和传奇故事的编织都是相当驾轻就熟的事情。
三、激情消解：新历史小说的精致化
文化的粗鄙形态并非一无所取，它至少包含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原始热情，不但成为支配角色行动的内在动机，而且也往往诱出了作家对历史的潜在激情。民间社会本来是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在文学题材上也是多方面的，但令人注意的是，一旦新历史小说脱离了土匪或亚土匪类题材，转向比较精致的文化形态时，这种与粗鄙文化同在的原始的创造激情也随之消失。这或许是新历史小说自身的特点所致，它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分支，同样是激情消解的产物，新写实小说用相当冷漠的口吻叙述了人类生存的处境。而新历史小说，则用同样冷漠的态度处理了历史的进展，所以，一旦失去了民间社会自身固有的热情作衬托，作家们便很少再投入人为的热情，去解释那些过去了的历史。
民国史一旦从党史题材中分化出来，就注定要还原出一个黯淡的本来面目。清末民初的巨大社会变动并没有在辛亥革命中最后完成，旧的文化传统在民国时期留下了长长的阴影，新历史小说既然选择了民间社会成为主题的描写对象，那么，就无法回避这个没落的影子。它所描写的文化形态愈精致，角色的激情也愈趋于消解。《妻妾成群》中表现得最好的一个内容，就是女学生颂莲，以她受过的新教育同作为姨太太的旧生活方式之间的自在冲突，这冲突过程其实也正是激情消解的过程。可惜的是，这部分内容在改编成电影时完全被放弃。
也许正是为了同现代生活保存一定距离，才有了新历史小说的尝试，作家们才选择了民间自在生活，用民间社会的演变来重构历史。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可以说是新历史小说的精品。通过这一个个秦淮人家的兴衰故事，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国共分裂、抗日战争、南京屠城，以及国民党南京政权垮台前夕的风雨飘摇，这一幕幕民国史上的重大时间投射到民间社会，就像是一块块小石子抛进沉沉的死潭，激不起强烈的涟漪。小说画面上反复出现的是中国民间面对各种天灾人祸的可怕惰力和忍耐，是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依附其上的知识分子的沉落。从《状元境》到《半边营》，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重写民国史”的雏形，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以民间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史。
或许说，精致地描写一种文化的式微，本身就需要激情，而且这种激情曲曲折折地也会与当代生活发生关联。我在读“夜泊秦淮”系列作品，尤其是《半边营》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仿佛听到这样一个声音，犹如契诃夫戏剧中出现的一个美丽诚恳的声音：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不能那样生活了！但是，古典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所发出的责备，是针对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与生活，他的激情毫无疑问转化成为时代的声音，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直面人生的良心，然而新历史小说所达到的最强烈的激情，仍然是面对了一个早已成为过去的旧岁月。
如果说，新历史小说表现的粗鄙文化形态多少迎合了通俗文学的感性满足，所缺的是知识分子对生活的严肃思考，那么，它的精致文化形态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热情的转移。两年前，我在《钟山》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新写实小说的通讯里，借用了当年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评，来表示我对一种激情消解现象的忧虑。两年过去了，我的忧虑依然存在，尤其是现代生活的步伐突然加快，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似乎更应该保持对生活的激情与思考。因此，尽管新历史小说的成功带来了旧题材热的再度兴趣，我还是真诚地希望：病树前头万木春。
原载《文汇报》1992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