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敏
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时期内，某一作品的出现，为一大批作品开辟了新路，形成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意境、新的文风。短篇小说《班主任》就属于这类独创之作。这篇小说，不但突破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帮风帮调；而且，就其立意的深度、构思的新颖、细节的典型与精确、娓娓动人的抒情风格等各方面，都在同类题材创作中，取得了质的飞跃。
随着斗争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创作，从报道事件过程深入到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入到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班主任》里，没有政治事件的正面展开，没有惊险紧张的外部情节；看不到刀光剑影、皮鞭镣铐，听不到悲号与惨叫……人物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物，事件也不过是接受教育一个流氓学生的小小纷争。但却蕴藏着多么深邃的思想呵！作者没有停留在勾勒宋宝琦这一“畸形儿”的人物形象上，而是“把笔锋深入到更严峻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典型——谢惠敏。着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过程，深刻写出了那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渗进并玷污了”年幼单纯的一代心灵的“帮毒”，使我们从作者洞隐烛微的笔墨中，看到了“四人帮”给年青一代所造成的“内伤”。作者怀着深沉的忧虑，通过班主任张俊石的嘴，向人们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呼声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呵！
仿佛是和《班主任》相呼应似的，出现了一批写“四人帮”流毒造成“内伤”的作品，其中一篇的题名就叫《伤痕》。“四人帮”不是反对写“个人命运”和“内心冲突”吗？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四人帮”不是反对写“爱情”和“悲剧”吗？小说作者，恰巧既写了“爱情”，也写了“悲剧”。小说《伤痕》一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使不在少数的“分析与推理的头脑”大惑不解！即使是读后受到深深感动的人，也疑惑而忧虑地摇头表示不赞成这种写法，觉得“太出格了”。于是乎，什么“暴露文学”呀、“批判现实主义”呀等等，沸沸扬扬，多所指责！似乎《伤痕》成了某种异端。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就说“出了毒草！”这一次，报纸编辑，以过人的胆识，坚决保护了这棵幼苗。编者从千百封群众来信中受到鼓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赞成这部小说，认为作者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评价一部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凭个人好恶。“四人帮”以帮画线，凡不合帮规者，“一言以毙之”。江青一句屁话，可以枪毙一个剧种。一个大的剧种，代表几千万人，他们可以无视这一事实。其专横与愚妄，令人发指。对于《伤痕》，不管是持肯定看法，或持否定意见，反正你不能无视作品的社会反应。为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伤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这种特殊性却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否则，王晓华的命运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同情。尽管作品在揭示王晓华的心理过程方面，还不够细致与精确，她接到妈妈已平反昭雪的信以后，为什么仍然迟疑不决，还缺乏充分的心理根据。但王晓华因为母亲被定为“叛徒”而遭到的冷遇与歧视，“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株连法”的流毒，在小说中是作了充分描写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个人遭遇中看到了某种典型现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广大读者肯定《伤痕》，正是首先肯定作者敢于冲破禁区，选择了别人所没有写过，然而又是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题材，并且作了大胆的悲剧处理。由于“四人帮”对革命传统的破坏，在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远远不止于《伤痕》所触及的。这只是一个方面。能不能因为小说从公社写到县、省各级，都没有给王晓华以关怀，责备作者歪曲了社会主义面貌，至少说环境是不典型的呢？这当然可以讨论。典型问题也是被“四人帮”搞得最为混乱的理论问题之一。这篇短文不可能把它讨论清楚。但谁也不能否认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如果作者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的作品，就能反过来影响生活，改变现实。文艺的战斗性正表现在这里。我们从《伤痕》的热烈争论中，看到了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文艺真正从“四人帮”的桎梏下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它密切了和人民的联系，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不是吗？讨论文艺问题就是讨论社会问题，而且是真正群众性的讨论。再不受各种烦琐公式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而作者也并不企图以教育者自居，他老老实实反映生活，按自己的思想水平写他看到的、熟悉的感动过和思考过的人物和事件，他只不过是把来自现实的事物加以典型化的概括，把感动了他的东西传达给群众，把来自群众的真理还给群众，如此而已！
在这种作品中，主题思想不是作者外加的、强植的，它渗透于整个作品的人物与事件、情节与场面之中。作品的倾向表现为对人物爱憎分明的激情。
刘心武写了一个善于深思的班主任，他巧妙地引导读者顺着他的思路去思考某种典型现象。而卢新华却不同，他没有让苏小林在海边的沙滩上，启发诱导王晓华，而只是叹了口气，愤愤地自言自语：“毛主席说过，要有成分论，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就是这个温情脉脉的苏小林，却毅然在王晓华受到歧视的时刻，向她表白了爱情。能不能要求苏小林也像班主任张俊石那样，做一番思想工作，帮助晓华及早觉悟，克服左倾幼稚病？如果这样，是不是人物的思想水平和作品的思想性都更高一些呢？也可能。但这样一来，王晓华就不是王晓华，苏小林也不是苏小林了。最主要的是那个悲剧的结局也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作者万万不愿意的。从作者写的创作体会中，我们了解到这个悲剧结局在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中，对作者多么重要，也正是生活中的这一类事实深深打动了作者，才使他产生创作冲动的。同样，这个悲剧结局，也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使他们更同情受害者，更仇恨“四人帮”！这是作者的控诉！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
揭露“四人帮”造成的“伤痕”，只要是从生活出发，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敢于创新，就不会是一种套子，一个模式。
原载《上海文艺》1978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