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陈代［1 ］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2 ］’，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3 ］，招虞人［4 ］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5 ］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7 ］使王良［8 ］与嬖奚［9 ］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10 ］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11 ］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12 ］，一朝而获十。《诗》［13 ］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14 ］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15 ］；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1］陈代：孟子的学生。
［2］寻：古代的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3］田：打猎。
［4］虞人：守卫猎场的官员。
［5］不忘：这里意为“不怕”。
［6］元：首，指脑袋。
［7］赵简子：即晋国的大夫赵鞅。
［8］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
［9］嬖奚：赵鞅的宠臣。
［10］反命：复命。
［11］范：使……规范。
［12］诡遇：指不按规范驾车。
［13］《诗》：这里特指《诗经·小雅·车攻》篇。
［14］贯：同“惯”，习惯。
［15］比：比附、依附。
【译文】
陈代对孟子说道：“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吧。”
孟子回答道：“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猎场的看守官，看守官见齐景公召唤他的礼节不对，于是竟然不予理睬。齐景公大怒，想杀了他，他却一点也不怕。这个人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位猎场看守官哪一点可取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干吗？
“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的宠臣奚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先生驾一次车。’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个早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去就能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请大王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
“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干。如果我现在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阐释】
也许是由于自己的仁政思想迟迟不能在社会上实行，孟子又有些急躁了。于是，陈代给孟子出主意说“枉尺而直寻”，也就是说，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等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再实现抱负，那时候再全部伸开，就有八尺长了。
古人常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更何况按照陈代的说法，弯曲是为了更好的伸开，似乎这个主意也不错。那么孟子是什么态度呢？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不仅不同意，孟子还提出了“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主张。
在文章里，孟子例举了齐景公和赵简子的事例，用以说明在安身立命这个问题上。君子绝对不能苟且求全，也不能搞投机主义。孟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孟子认为，投机主义是走不通的，原因是“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这个道理很简单，自己都已经被求取了人格，不能正直了，怎么可能要求别人正直呢？
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测，即孟子和孟子的思想主张之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或许就是因为孟子不肯委曲求全和太坚持原则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后人在敬佩他的这种精神的同时，也要替他感叹一番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是因为孟子不愿意委曲求全和放弃原则，才使得他的学说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使得他本人被后人称为“亚圣”。
孟子的很多观点和主张即使不是继承于孔子，也是来源于孔子，这一章的主张也是如此。根据《论语·子路》篇的记载，孔子说过“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样的话，这与孟子所说的“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意思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孟子的出发点前文已经说过了，就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投机主义思想。
虽然孔子和孟子都主张和提倡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和对待必须要坚持的原则方面，他们却是不愿意“通权达变”的，因为这将意味着苟且求生和投机倒把。的确，原则问题本来就不容讨论。
【原文】
景春［1 ］曰：“公孙衍［2 ］、张仪［3 ］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4 ］。”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1］景春：纵横家。
［2］公孙衍：号犀首，魏国人，著名的说客，曾经担任过五个国家的相国。
［3］张仪：魏国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连横”，一生致力于游说各诸侯国服从秦国。
［4］熄：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
【译文】
景春说道：“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听了，回答道：“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先生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阐释】
这一章是围绕着“什么人才算是大丈夫”这个概念展开的。那么什么人才是大丈夫呢？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景春认为，“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公孙衍、张仪算是大丈夫。这种观点看重一时的权威和气势。很显然，景春的这种观点是错的。如果参照景春的观点衡量的话，那么古往今来的所有暴君和战争狂人就可以算作是大丈夫了。这是极其荒谬的一个结论。
孟子很反对景春的观点，并对景春的观点一一做出批驳。比方说，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算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奉行的是“妾妇之道”，没有仁义道德和个人原则，因此根本谈不上是大丈夫，只过是小人和女人罢了。
孟子的语言含蓄而幽默，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出嫁时母亲的嘱咐，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因此人臣对于国君应该和小妾对于丈夫一样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国君违背了原则，做人臣的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如果犯了错误，妻子就要劝他改正。这样看来，“妾妇之道”和“为妇之道”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妾妇之道”是实实在在的“小老婆之道”。
在批驳了景春的观点后，孟子又提出了自己对于大丈夫的观点。根据孟子的观点，要想被称为大丈夫，就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分别是个人志向和个人操守。孟子认为，作为大丈夫，一是要有“行天下之大道”和“与民由之”的伟大志向，二是要有坚持这一伟大志向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如果能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被称为大丈夫。
自从孟子提出以个人志向和个人操守两方面为标准界定大丈夫以后，两千多年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不仅如此，这一标准还成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价值取向。
怎样才能做到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呢？按孟子的话说，首先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也就是要回到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然后再树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处世态度，就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了。
【原文】
周霄［1 ］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2 ］也。出疆必载质［3 ］。’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4 ］。’”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5 ］，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6 ］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1］周霄：魏国人。
［2］皇皇如：若有所求而不得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