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拿孤岛时，曾经输给他的欧洲统治者们
齐聚维也纳，想要试图消除法国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华尔兹带来的同盟
欧洲所有的国王、公爵、大臣和普通的大使总督主教们，还有他们身后尾随的大群秘书、仆人和听差，他们以前曾经因为恐怖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不得不天天待在圣赫拿岛，虚度最后的光阴了）而被残忍地迫害。现在，他们全部恢复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了庆祝胜利，他们举办了各种晚宴、花园酒会和舞会。在舞会上，追求时尚的人跳起了令人震惊的新式“华尔兹”舞，于是引起了那些仍然怀念小步舞时代的人们暗地里议论声。
在长达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整日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当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一谈到革命期间遭受的种种折磨与痛苦，他们开始不停地倾吐满腹的苦水。他们希望捞回损失在恐怖的雅各宾党人那里的每一分钱。这些没什么名声的野蛮革命者竟然想处死上帝授予的国王，还自作主张废除了假发，想用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长马裤取代凡尔赛宫廷风格的优雅短裤。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因为我居然会提到这种琐碎无聊的小事。但是，维也纳会议就是由这一长串荒谬滑稽的议程组成的。关于“短裤与长裤”的问题成了与会代表们长时间的兴趣，相比之下，萨克森的下一步安排和西班牙问题的解决方案反而成了最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普鲁士国王走得最远，他特意定制了一条小短裤，向公众展示国王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藐视。
另一位德国君主在体现他对革命的藐视上也不甘落后。他庄严地颁布了一条敕令：凡是给拿破仑缴纳过税款的属民，必须重新向自己合法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因为当他们在被科西嘉人任意摆布时，他们国王正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就这样，维也纳会议上发生了一连串的荒唐事件。直到有人气得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疾呼道：“上帝啊，百姓为什么不抗议呢？”是啊，为什么不抗议呢？那是因为人民已经被连年的战争和革命弄得筋疲力尽，他们处于完全绝望的地步，不会在乎以后会发生什么，或者由谁在哪里并且如何统治他们了。只要能够生活在和平年代，就感激不尽了。战争、革命、改革这些折磨人的事情已经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他们感到极度疲惫和厌倦。
上个世纪80年代，每个人都在为自由生活欢天喜地。王公们会热情地拥抱他们的仆人，公爵夫人也会拉着仆役一同跳卡马尼奥拉舞（这是在法国革命期间盛行的舞蹈）。他们坚信，一个充满了自由、平等以及博爱的新纪元降临到了这个原本邪恶的世界，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然而，随着新纪元而来的，是造访的革命委员，以及他身后的一群穷困的、饱受饥饿的士兵。他们抢占了客厅的沙发，在主人的餐桌前尽情畅饮，填满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等造访结束，革命委员返回巴黎，向政府递交报告，描述了“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接受法国人民带给他们自由宪法时的热情，他们还顺手偷走了主人祖传的银制餐具。
当他们得知有一个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年轻军官把枪口指向暴民，镇压了巴黎的最后一次革命骚乱，他们一下子松了口气。为了得到安宁的生活，牺牲一部分自由、平等和博爱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没过多久，这位“波拿巴”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个执政官之一，后来又成了唯一的执政官，最终成为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加强大、更有效率，所以他的势力范围也是最大的，管辖的领域也极其得宽，他没有一丝同情，残忍地压迫着可怜的属民们。他强行征召男孩子参军，把他们漂亮的女儿强行嫁给手下的大将军，他还强行夺走了他们的油画古董，当成自己的私人珍藏。他把欧洲变成一个大军营，牺牲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生命。
现在，他终于被关在了大西洋的圣赫拿孤岛上。人们（不包括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只剩下了一个愿望：让他们过上安静的日子，不受任何人打扰。以前，他们得到了自治权，自己选举市长、市议员和法官，可是这套体制却在实践中失败了。新的统治者不但没有经验，而且口出狂言，在旧伤还没有被抚平时，又添了许多新伤口。由于陷入了完全绝望中，人们转向了旧制度的代理人。他们说：“你们像以前一样统治我们吧，我们欠你多少钱，一定会全部付清。其他人的请高抬贵手，我们正在忙着修复自由时期带来的伤口。”
那些操纵着维也纳会议的领军人物们，必然会尽全力满足人们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维也纳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就是神圣同盟的缔结，会议使警察机构成为了处理国家事务的主要力量。对那些敢于对国家政策提出质疑和否定的人士，实施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终于得到了和平和自由，只不过是笼罩在墓地上的没有一丝生机的和平与自由。
维也纳会议的三大巨头
维也纳会议的三位领军人物分别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代表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首相梅特涅以及前奥顿地区的主教塔莱朗。在法国政府多次陷入危机四伏的动荡中，塔莱朗依靠自己诡计多端的计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如今，他代表法国前往奥地利首都，想要尽最大的可能拯救被拿破仑糟蹋得不堪入目的法国。就像一首打油诗里描写的一个快乐的青年完全没有感觉到旁人的白眼一样，塔莱朗这位不速之客闯入了宴会，还兴奋地吃喝说笑，好像他真的是被盛情邀请的上宾一样。其实，他非常成功。没过多长时间，他就风风光光地登上了主位，他为嘉宾们讲述精彩的小故事以助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在塔莱朗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他就已经知道了盟国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派别。一方是想要吞并波兰的俄国和企图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想制止并且兼并的奥地利和英国。但是，无论是让普鲁士还是俄国获得欧洲的霸主地位，都会对英国和奥地利产生不利的影响。塔莱朗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手法和骑墙法，尽情地游刃于两大派别之间。通过他的努力，法国人民才得以免遭其他欧洲人在王室的手下经受长达十年的压迫。他在会议上争论道，法国人民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出于无耐，是拿破仑强迫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现在这位篡位者已经彻底离开，路易十八继承了王位。塔莱朗便为他求情说，“就给他一次机会吧”！而盟国当时正希望看到一位合法的君主坐在一个革命国家的王位上，所以他们慷慨地做出了让步。就这样，波旁王朝终于得到这个大好的机会，并且充分地利用，导致在15年后被再次赶下台。
维也纳三大巨头中的另一位是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全名为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斯堡亲王，他同时也是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正如他的名字，他是一位大庄园主，风度优雅的绅士，家财万贯并且有着超强的能力。然而，他是一个与城市和农庄里辛勤工作的平民大众相距甚远的那个封闭社会的产儿。青年时代的梅特涅曾经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出生地，也是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在梅特涅的那段悲伤的记忆中，青年时代本应该愉快的生活被无情地阻断了，一大批庸俗的市民被突然召集去做他们无法完成的工作，暴民们为此整日欢庆以杀害无辜的生命换来新自由的曙光。然而，梅特涅没能看到人民的热情，他没有看到当妇女和儿童为贫穷的国民自卫军捐赠物品，目送着他们离开了城市，到战争前线为祖国法兰西光荣献身时，眼睛里闪烁着的希望和神采。
大革命的所有事物给他留下的只有反感。革命实在是太野蛮、太不文明了。如果非得发生一场斗争，那也应该由身穿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着佩有精致马鞍的威猛无比的大马，冲出田野进行体面的搏斗。可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散着恶臭味儿的大军营，让流浪汉一夜之间变成大将军，这是绝对愚蠢和邪恶的行为。他经常会对在奥地利公爵们轮流举办的小型晚宴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官说：“看啊，你们那些睿智的想法带来的是什么？你们整天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可是最终等来的却是拿破仑。
如果你们没有胡思乱想，珍惜现行国家制度，你们的现状不知会比现在好多少倍啊！”紧接着，他就会阐述自己发明的一套关于“维持稳定”的政治见解。他竭尽全力宣扬重新返回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那个时代，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也没人会编出一些“天赋人权或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话。他凭借真诚的态度、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才华和能力，尽力说服别人，因此他也被一切革命思想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梅特涅直到1859年才去世，他亲眼目睹了1848年的那场欧洲革命把自己苦心经营的政策全部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里，彻底的失败了。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全欧洲人民最憎恨的家伙，曾经好几次都面临被愤怒的市民私自处以死刑的危险。然而，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还依然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社会绝对有益。
他一直坚信，与危险的自由相比，人民更希望得到的是和平，他竭尽所能把人民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赐给他们。公平地讲，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全力构建的世界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列强们有长达40年的时间没有自相残杀。直到1854年，俄、英、法、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为了争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和平的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是最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