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仓的这一举动虽然大大地满足了绝大部分德意志小国独立的愿望，但是多达300多个的小国家中，只有52个坚持到了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有很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幻想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新国家。然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独立。那么，谁有能力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呢？
讲德语的地区共有五个王国。其中的两个就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他们都拥有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国王。而其他的三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维腾堡，他们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授予的。由于他们以前都曾当过法兰西皇帝的追随者，所以在其他的德国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的忠诚。
维也纳会议创建了一个由38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组成的新日尔曼同盟，并将其授予前奥地利国王，在现在的奥地利皇帝的率领之下。当然，这种临时的解决方案是不会使任何人满意的。一次，日尔曼大会在古老的城市法兰克福隆重地召开了，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共同政策以及重大事务”。然而，38名分别代表着38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齐聚一堂，而作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得到全票才能通过（这种方式曾经在上个世纪毁掉了强大波兰帝国）。这个程序使这次著名的日尔曼大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全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方法变得和我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们越来越像了。
对于能为民族的理想牺牲掉一切的德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可是维也纳会议从来都不会考虑到子民们的个人情感，它关于德国问题的争论很快被叫停了。
无处不在的密探
当时，有人反对这种方式吗？当然有！当他们对拿破仑的仇恨渐渐平息下来时，当人们反拿破仑的激情开始退却时，当人们充分意识到以“维护和平与稳定”借口犯下的种种罪恶时，他们开始默默地抱怨起来了，甚至开始威胁发动公开的反抗，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的弱势群体。更何况，他们正在面临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冷酷无情而且效率极高的庞大警察系统，他们随时随地都被严密地监控起来，只能任人摆布。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成员坚信，“是法国的大革命思想导致了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名”。他们认为铲除“法国思想”的所有追随者，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神圣行为。就像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宗教战争中一边残忍地烧死新教徒、绞杀摩尔人，一边认为他的这一举动只不过是受自己良心的驱使。16世纪初，教皇拥有任意统治属民的神圣大权，任何不承认这种神权的人在当时都会被教皇视为“异端”，并且所有忠诚的市民都会尽自己的责任去诛杀他。到了19世纪初期，欧洲大陆轮到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和首相们认为恰当的方法统治属民的人却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会负责任地向当地的警察局举报他，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1815年，欧洲统治者们已经在拿破仑这所学校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在处理反异端的问题上，比1517年办得更完美。1815至1860年，这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到处都是间谍。他们自由地穿行于王公贵族的宫殿，深入到最底层的低级旅店。他们还会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议会的进程，偷听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时刻看守着海关和边境，防止任何没有正式护照的偷渡者进入。他们还会检查所有行李，防止每一本可能具有“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散布在皇帝的领土范围内。他们还会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课，任何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都会立刻面临灾难。他们也会悄悄地跟在前去教堂的儿童后面盯梢，严格监视他们，不让他们逃学。
这些密探的工作得到了教士们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损失。它的财产全部被充公了，甚至一些教士还遭到迫害。更严重的是，1793年10月时，当公安委员会废除了礼拜上帝的仪式时，那代深受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法国无神论思想熏陶的年轻人，居然围着所谓的“理性的祭坛”翩翩起舞。教士和贵族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痛苦的流亡生活。现在，他们跟着盟军士兵一起回归故乡，带着一种浓烈的复仇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那时，最严重的是，耶稣会也于1814年重新回来了，他们继续教育年轻的一代，全身心地奉献给上帝。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斗争中，它胜利了。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耶稣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区，向当地人真诚地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是，这些教区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贸易公司，并且不断干预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当葡萄牙处于伟大的改革家、马奎斯·德·庞博尔首相执政时期，葡萄牙曾经多次驱逐耶稣会离开他们的领土。但是到了1773年，应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除了这项禁令。如今，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工作中，耐心地为商人们的子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大道理，以免他们在遇到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情况时，会偷偷地耻笑他们。
在像普鲁士这种新教国家中，情形也发生了不少好转。1812年的那些伟大爱国领袖以及号召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作家们，如今都被赋予了“煽动家”的称号，这些人成了破坏现存秩序的最危险的人。他们的房子被搜查，信件也会被检查，他们还被要求必须一定的时间内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普鲁士的教官们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严格地控制着他们。在瓦特堡，当一群年轻年学生以一种充满了喧闹声然而却没有任何威胁的方式庆贺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竟然把这一举动视为一场紧急的革命前兆。当一个诚实而愚蠢的神学院学生粗暴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时，普鲁士各大学立即陷入警察的层层监管之下，并且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教授们全部被关进了监狱或是被解雇。
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的行动中做得都非常过分和荒谬。亚历山大已经在他突然发作的狂热中走出来了，但是却逐渐染上了慢性忧郁症。最后，他终于看清了自己那有限的能力，并且意识到了在维也纳会议中他变成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对西方越来越反感了，开始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俄罗斯统治者。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就在曾经给斯拉夫人上第一堂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的增长，亚历山大越来越努力工作了，但是他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了。当他坐在书房里，他的大臣们正尽全力要把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幅画面其实并不好看。也许，我应该减少对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使你们彻底地明白这个时期，倒也是件好事。你们要知道，像这种阻碍历史的发展、扭转历史方向的尝试，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但结果无非是由于自大走向失败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