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饱受长期的迫害以后，科学家们终于获赢得了行动自由。
如今，他们正在探索宇宙的基本规律。
对科学的误解
早期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都曾经对早期科学的模糊概念和科学研究奉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公元4世纪的大迁移彻底摧毁了地中海一带的古代世界，随之而来的基督教不断排斥着人类的肉体反而重视人类的灵魂，把科学视为人类自大的一种表现。因为教会视它为企图窥探属于上帝领域里的一种神圣事物，并且与《圣经》中说的七重死罪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艺复兴运动有力地打破了中世纪的偏见。然而，于16世纪初期取代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新文明”产生的理想怀有敌意。科学家们如果冒险越过《圣经》划下的那条狭隘界线，他们就会再次面临酷刑的威胁。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数伟大将军的塑像，他们策马奔驰，率领着大批欢呼的士兵们向辉煌的胜利奔去。然而在很多地方，同样也矗立着一些安静而又平凡的大理石碑，默默地宣示着某位科学家已经在这里找到了长眠之地。1000年以后，我们也许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生活在那一代幸福的孩子们将会学习尊重科学家们令人吃惊的勇气和无法想象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抽象知识的先驱和拓荒者，而正是这些抽象的知识使我们现代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科学先驱中，有很多人经历着贫困、藐视和羞辱。他们生活在破旧的阁楼里，死于阴暗潮湿的地牢中。他们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这些著作的封面上，也不敢向世界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这些手稿偷偷地运送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某个地下印刷所偷偷地出版。他们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教会的敌意面前，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对他们产生一丝同情。布道者永不停地把他们当成攻击的主题，并号召教区的民众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异端分子”。
他们也许能在某个地方找到几个避难地。在最宽容的荷兰，虽然当地的普通市民不太喜欢这些神秘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们不会去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于是，荷兰就成了自由思想者的一个小型避难所，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以及物理学家们，纷纷来到这里享受短暂而又充实的假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过13世纪最杰出的天才罗杰·培根是如何被迫长年不能动笔的事情，以免教会再找他的麻烦。500年以后，《百科全书》的伟大编写者们仍然处于被法国宪兵严密的监视下。又过去了半个世纪，达尔文因为大胆对《圣经》中描述的创世故事提出了质疑，被所有的布道者共同谴责为人类的公敌。甚至到了今天，对那些敢于进入未知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的迫害仍在继续。就在我写这篇关于科学章节时，布莱恩先生正在向人民大力宣讲着达尔文主义带来的威胁，并提醒听众们要极力地反击这位英国博物学家的谬论。
但是，这些全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该做的工作最后都已经完成了。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创造带来的最终利益，依然被同一群人分享，虽然正是他们把这些有长远眼光的人们视为虚伪的理想主义者。
科学取得了成功
17世纪，科学家们把自己的目的全部投向了遥远的星空，研究我们的地球与太阳系的关系。即使是这样，教会仍然反对这种不正当的好奇心。第一个证明了太阳就是宇宙的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临死前才敢把自己的著作发表出来。虽然伽利略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的密切监视下，但他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小望远镜观察着遥远的星空，为伊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观察数据。当这位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在以后发现所有物身上都具有的、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的习性时，伽利略的这些观察对他可是大有帮助的。
这一定律的发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了人们对天空的所有兴趣，他们又开始研究地球。17世纪中期，安东尼·范·利文霍克成功地发明出了易于操控的显微镜，这就为人们研究导致人类患上各种疾病的“微”生物提供了机会，并且为“细菌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幸好有这门科学，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人们不断发现了多种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才使这个世界上原本存在的许多疾病得以根治。显微镜还为地理学家们仔细研究不同的岩石和从地表深处挖掘出来的化石（即史前动植物的遗体）创造了机会。这些研究证明，地球的历史要比“创世纪”描述的还要久远。1830年，查理·莱尔爵士出版了一本《地质学原理》，它对《圣经》中讲述的创世故事予以否定，并且用幽默的语言风格描述了地球缓慢的发展过程。
与此同时，拉普拉斯也正在潜心研究关于宇宙形成的一个新学说，它认为地球只不过是生出在行星系的浩瀚星云中的一小块斑点而已。此外，邦森与基希霍夫也透过分光镜观测到了太阳的化学构成，而最先注意到太阳表面的奇特斑点（太阳耀斑）的是伽利略。
同时，在与天主教及新教国家的神职当局发起的一场艰苦的斗争以后，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们最终得到了解剖尸体的许可。他们终于可以用人类的身体器官和特性的正确知识来打破中世纪江湖朗中的胡乱猜测了。
自从人类开始遥望星空，开始思考星星为什么会待在天上，几十万年的时间就这样缓慢地流失了。而在短短的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即1810到1840），科学的各学科领域已经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智慧的总和。对于那些生活在旧式教育下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人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人抱有的仇恨心情，虽然这两个人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类是猴子的后代（我们的祖父辈们通常会把这些视为人身攻击并且会严厉控诉），可是他们的确暗示了人类是由一系列的祖先进化而来的，其家族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们这颗行星上的最早居民——水母。
主宰着19世纪的繁荣昌盛的中产阶级建立起了一个充满尊严的世界。他们的生活很自然地使用着煤气、电灯，以及科学发现带给他们的全部实用成果。可那些纯粹的研究者，那些全身心地致力于“科学理论”（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人们却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直到前不久，他们所做的贡献才被承认。今天，那些曾经捐献财富修建教堂的富人们开始捐资修筑大型的实验室。在这些安静的战场里，一些沉默的科学家正在同人类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他们经常会为未来的人们能够过上更幸福更健康的生活，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事实上，许多曾经被看成是上帝赐予的而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已经被证实了仅仅来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无知和忽视。今天，就连小孩都知道，只要喝清洁的饮水，就不会生病。然而医生们可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努力之后，才使人们最终相信这个简单的事实的。关于口腔细菌的研究，使我们能有效地预防蛀牙。如果必须拔掉一颗坏牙，我们只不过是会深吸一口气，然后就会欣然地去看牙医。1846年，美国报纸刊登说一条可以利用“乙醚”进行麻醉的无痛手术的新闻，很多欧洲人对这个消息予以了否定。在他们眼中，人类竟然想要脱离所有生物都会承受的疼痛，这一举动犹如对上帝意愿的公然违背。从那以后，又经过了许多年，在外科手术中才广泛使用乙醚和氯仿进行麻醉。
但是，追求进步的战争最终胜利了。偏见的裂痕越来越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的愚昧坚石终于破碎了，一个崭新的、更加幸福的社会制度在支持者们的领导下冲出了包围。然而一下子，他们发现就在自己的面前又出现了一道新的障碍。在旧时代的废墟中，另一座反动堡垒出现了。为了摧毁这最后一道防线，无数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