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的原则
如果我早知道写一部关于世界历史的书籍会这么困难，我想我是不会贸然接受这项任务的。当然，任何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奋，愿意花上五六年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那充满了霉味和灰尘的书堆里面，都能编写出一本规模巨大的历史书，并且无一疏漏地网罗了在每个世纪、每片土地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但是这并不是本书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充满节奏感的历史，故事情节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下跃进而不是像蜗牛一样的缓慢爬行。现在，当这本书快要写完了，我发现有些章节的内容确实流畅生动，充满趣味性，有些章节却像在逝去岁月的荒凉沙漠里艰难地行进，时而毫无进展，时而沉溺于欢快与传奇的爵士乐中。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我想撕掉所有手稿，重新写，可出版商不同意。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想出了第二个方法，那就是把手稿多打出几份带给几位善良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以后，帮忙提点建议。然而这种方法同样令我很失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偏见。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在某个地方删掉他们最喜欢的国家和最崇拜的政治家、又或者是最尊敬的罪犯。对他们中的个别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才是最应该受到高度赞赏的伟人。然而在我眼里，这两个人要比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林肯、汉谟拉比以及其他十几个人物逊色得多。这些人更有理由加大篇幅，而我只能草草地一笔带过。至于成吉思汗，我认为他是大屠杀方面的天才，因此我不想为他做更多的宣传。
“就眼前的这些手稿，你写得很好，”另一个批评家说，“但是，你考虑到了清教徒的问题吗？我们现在正为他们举办抵达普利茅斯30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多的篇幅。”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关于美国史的书籍，那么清教徒一定会占一半篇幅。可这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的事件是好几个世纪以后才占有的国际性重要地位。并且，美利坚合众国最开始是由13个州而并不是一个州组建的；还有，在美国的前20年历史中，最杰出的人物大部分来自弗吉尼亚、宾西法尼亚和尼维斯岛，而并不是来自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应该会让他们满意的。
紧接着引来的是史前期的专家们的质问。仅凭霸王龙的显赫的威名，为什么我就不能用更多的篇幅讲述那些生活在恐龙时代的令人尊敬和佩服的克罗马农民呢？我们要知道，他们早在十万年前就发展到了高度的文明！
是啊，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呢？理由很简单。我和那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不一样，我并不会对原始初民的完美感到震憾。卢梭和几个18世纪的哲学家共同创造出了“高贵的野蛮人”一说，他们构想着有一群生活在开天辟地时的幸福的人类。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把这些我们祖父辈热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抛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法兰西谷地的那些“辉煌的野蛮人”。他们早在35000年前就结束了低级的尼安德特人和日尔曼近邻的野蛮生活方式，并且为我们展示的是克罗马农民绘制的大象图案和雕刻的人像。于是，我们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赞美之情。
我并不是认为科学家们的做法不对。只是我想，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还很少，想要准确地描述早期的欧洲社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宁肯闭口不谈某些我不了解的事情而不愿意胡说八道。
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干脆直接说我不公平。为什么我没有提到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即泰国），反而非要把荷兰、冰岛、瑞士这种小国家拉进来？我回答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国家硬拉进来。它们就在那个时代自然地呈现出来，我根本没有办法排除它们。为了能让你们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请允许我申明在这本历史书中出现的那些积极成员时，我考虑到的依据。
我只有一个原则，即“某个国家或个人创造出的一个新观念或是实施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这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喜好，是我根据冷静地、几乎是类似于数学一样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种族比蒙古人的角色更形象化、更富有传奇性，可同时也没有哪个种族对人类和知识的进步贡献比蒙古人还要少。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有趣之处，并不是因为德·鲁伊特的水兵们曾经在泰晤士河附近钓鱼，而是因为这个位于北海泥岸边上的小国家曾经为一大群对各种不受欢迎的问题抱有各种古怪看法的各种类型的奇特人物提供安全的避难场所。
亚述国王提拉华·毗列色，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的确，在顶盛时期的雅典和佛罗伦萨，他的人口仅仅是堪萨斯城的1／10。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地中海的小城中的任何一个在，我们现在的文明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本人的观点有些个人化，所以我将为你讲述另一事实。
当我们去看医生时，我们必须要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医生还是门诊医生，是顺势疗法医生还是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会从哪方面为我们看病。在选择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像选择医生一样仔细。我们经常会想“历史就是历史”，于是随手抓起一本历史书就开始阅读。然而一个生长在苏格兰的偏僻乡村、受长老会家庭严格看管的作者，与一个还年幼就被拉去听一些不相信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讲演的邻居，他们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类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等到一定的阶段，这两个人都会忘记这些早年的训练，从此不再进入教堂或讲演厅。然而，这些早年的印象会终身伴随他们，在他们的写、说或做中不时地会流露出来。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曾经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位完美无瑕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即将到达尾声，我非常希望重申这一告诫。我生长在一个充满老派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中，每天熏陶的是达尔文和其他19世纪科学领袖们的思想。儿童时代的我，恰巧和我的一个舅舅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他收藏了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的所有著作。由于我生在鹿特丹，并且在高达市读书，这段经历使我对埃拉斯穆斯非常熟悉。出于某种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这位“宽容”的宣讲者征服原本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一位法国作家阿尔托·法朗士，而我第一次与英语接触是偶然看到的一本萨克雷写的《亨利·艾司芒德》，这部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要比任何一本英语著作还要深刻。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充满了欢乐气氛的美国中西部城市，我很有可能会对童年时代听到过的赞美诗怀着某种浓厚的感情。然而，我对音乐的最初记忆还要追溯到我童年时的一个午后，我的母亲第一次带我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新教音乐导师以其极其精确的完美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至于每次当我听到祈祷会上那些庸俗的赞美诗，我都会有一种备受折磨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