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知识和合法化知识并不能涵盖一个社会的所有知识领域。在上述两个知识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被大众认可的一般知识世界。它指的是维持人类生命繁衍的民间知识和技术知识，这一世界长期以来是作为规范知识和合法化知识的补充力量而存在的。一般知识与合法化知识之间有着相互吸纳和相互嵌入的关系，因此不排除政治权力对一般知识的收购和默许，从而形成了一般知识和政治权力的互补关系。
至此，可以对知识政治理论作出以下总结：现代政治的知识基础表现为合法化知识为主干、一般知识为对照、以规范知识为堤坝的分立状态。合法化知识规定现代政治诞生与存续的理由，一般知识规定着现代政治的边界，规范知识充当着现代政治的眼睛。正是这样一个知识类型多元并存并且相互监视的格局，现代政治形态才不至于将政治的逻辑推向极致，也不会使某一知识类型陷于无限扩张的陷阱。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化知识对一般知识的吞噬以及规范知识的隐退都包含着使现代政治的知识基础陷于破裂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知识政治理论的解释力来描述、衡量、评价宏观的新闻内容与政治权力的社会生态关系。比如，《焦点访谈》以合法性知识为主，《南方周末》的某些启蒙色彩浓重的文章以规范性知识为主，而“民生新闻”的大量内容以一般知识为主，任何一种知识的缺席或泛滥对国家、民族而言最终都将是一种灾难，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过这一点。
我们以内容表征上涉及对政府行为程序应合乎法律规定的监督，实质上暗含强化宪政，改革党、政、公、检、法——国家机器序列——的权力规制；涉及应给予个人、群体、集团更多的话语空间，实质上希望推进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等公民民主权利的落实；涉及种种指向“制度真空”、“制度缺陷”、“法律无力”等情况的监督，实质上表示应对转型期的公权结构性缺陷进行调整作为规范知识的标准。其定义关键是内容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前瞻意味，而且符合中共十六大要求的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范畴。我们还以内容涉及地方政府、行政部门牟取私利或勤政为民，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或克己奉公等与政治领域高度相关内容作为与合法知识相对应的标准，且定义关键在于不和现行管理秩序发生冲突，维护已有政治权威；以普通行业风气、公共卫生、科技动态、心理疾患、弱势群体、伦理道德争议等其他内容作为与一般知识相对应的标准，其定义关键在于不属于政治治理领域。
最终，调查性报道方向明确后、舆论监督禁止令下达前的2003年10月11日至2004年8月10日，《新闻调查》的规范知识、合法化知识、一般知识三种内容的节目比例为15∶7∶14节目目录分别为《河流与村庄》、《征地的纠纷》、《钟祥投毒案再调查》、《涂岭的拆迁》、《山阴的枪声》、《拍卖风波》、《摘不掉的“红帽子”》、《宪法的与时俱进》、《迟来的正义》、《枉法追诉》、《天灾人祸》、《无罪的代价》、《艾滋孤儿的家》、《村官的价格》、《选举现场枪击案》、《侯仁的法宝》、《辽宁警务改革》、《“铁本”扩张始末》、《大山里的警民学校》、《5·31案侦破记》、《中国医生在非洲》、《狠刹报刊摊派风》、《血液安全的隐患》、《传销网中的大学生》、《彩票发行的背后》、《动物福利》、《深圳外贸骗局揭秘》、《西安题材风波》、《命运的琴弦》、《失却的光明》、《职业教育在平度》、《怒江的选择》、《张润栓的年关》、《地下危机》、《起搏器的纠纷》、《事故的背后》。；舆论监督禁止令下达后的2004年9月7日至2005年6月13日，《新闻调查》的规范知识、合法化知识、一般知识三种内容的节目比例为2∶8∶26。
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上半年，规范知识内容的节目数量在三类内容节目中位居第一，15期节目均指向一级政府或公、检、法等公权机关。而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新闻调查》的黄金时期，收视率、美誉度、影响力也出现上升趋势。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三期节目未能通过审查而禁播，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规范知识的公开传播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极限。一般知识内容的节目也占据不相上下的数量（14期），这和《新闻调查》一贯坚持公平、公正、人文、人本的栏目理念有关系，尽管明确了调查性报道，但栏目传统依然延续。而合法性知识内容的节目数量最少，并且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命题作文”。
2004年8月19日后的内容分析很容易地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涉及规范知识的仅有两期在层层把关之后也已经所剩无几。一期是顾左右而非言他，借杂志与企业打官司呼吁媒体监督权，报道了别人，也感叹了自身。另一期是口惠而实也至，政府吃垮了饭馆，法院接着贪污执行款，既讲述了沉冤昭雪后的一贯正确，也隐含了对某些权力错位后的追问。当然，这些已经不再是主动的提前介入，而是尘埃落定后的加长讲述。而这两期节目之所以能最终成行，除了努力包装，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突击编辑后的最短时间播出以减少更高能级的干扰。合法性知识并未因禁令而获益，这类节目在数量上保持得相当稳定，节目制作者将结余的篇幅几乎一股脑地投向了一般性知识。这样的结果是栏目又将面对收视率的考验。
规范性知识内容节目数量的减少，对公众的生活，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制度成本。一个非公权行业的利益侵占，公众作为消费者付出的可能只是经济消耗；对中国现代政治的生长，意味着“外部差异性”的发育不良，即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难以存在以规范性知识和一般知识为载体的非政治性的权力中心。这样的结果是强大的政治权力始终缺乏理性的有力监视，最终即使脱轨也无人、无力纠错；对栏目的生存，则意味着不得不放弃新闻竞争中的第一制高点，回到一般知识内寻找边缘题材，在人文精神的启蒙和收视口味的大众化里挣命。
与物质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相似，生产的难度决定了产品最难摹仿的产品差异性，并最终构成了生产者的核心竞争力。当《新闻调查》选择调查性报道作为自我突破时，付出的不仅是更艰辛的劳动，还有对未知风险的勇气和担当。而当政策因素取消了未知的风险，又把更为现实的收视率压力扔到了栏目面前时，《新闻调查》又不得不回到老路上来，继续在一般知识的范围里寻觅理想的寄托。然而，曾经铸就辉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观众的收视选择较十年前更为丰富，作为新闻类别本身，面对的是更加煽情、刺激的电视剧、真人秀；作为新闻产品本身，面对的是替代性越来越强的同质栏目竞争，比如处在同一平台的《经济半小时》。因此，现在的《新闻调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艰难。
当愈来愈重的压力持续下去时，就会迫使选题的决策在传统的理念和收视的现实两端飘移。类似《生死三小时》、《飞翔的奥秘》这样意义并不明确的节目——当然，意义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用足够的耐心和理论积蓄去挤，总是有的——在吸引眼球和搭注意力顺风车的蛊惑下，开始出现在一个月仅有4期的周播节目里。而在一般知识的范畴里，其选题的宽泛也大得惊人。像《重返班达亚齐》、《奔赴尼亚斯》、《障碍·无障碍》这样充满人性温暖而又注定在收视率面前惨败的节目也会出现。还有一类节目，则力图在满足观众的窥视欲和制作者的理想情怀中寻找两全，比如《女子监区调查》和《戒毒者之家》。如此，飘忽的选题作风，不仅难以积聚栏目标识，也让地理上远离、心理上亲近的核心观众心生困惑。
当时间进入到2006年后，生存问题成为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在第一季度一套的收视排名中，《新闻调查》由2005年的第16位退到了第27位，已在所有栏目倒数前三之列。而按照有关规定，如此表现已经使栏目的生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日趋边缘化的排名，面对日渐丧失的影响力，《新闻调查》不得不低下那高傲的头颅”。
为了在收视率上有所作为，《新闻调查》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了以出镜记者为组长的三个制作小组，制定了一个多项综合指标的评价体系。但是，在现有经费供给制度下，栏目经费完全是一个定额。这意味着一个小组薪酬多了，必然意味着其他小组拿到的少了。在这样的“存量改革”而非“增量改革”的情形下，必然会隐含着使栏目内人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可能，尽管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而这无疑动摇了一向以家庭氛围凝聚人心的栏目根基。
产生冲击的不仅仅是收视率，还有置身其中的商业社会带来的诱惑。虽然栏目的采编人员有着比较深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但周围日渐喧嚣的消费主义生活，或多或少会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而收紧的舆论空间更加剧了队伍内心深处的不稳定感。“精神的捍卫和物质现实诱惑，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带来很强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抵抗多久，我们能坚持多久。”
从《新闻调查》的10年实践、选题变迁，可以反映出近年来在一些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平面媒体中零星出现，但是一旦出现就非常稳固的部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以及由此而生的新闻民主参与功能在当下新闻体制、传媒营利模式下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昭示经济体制必须向这类栏目倾斜以保障社会长远利益，有关于此，我们将在后文另做详述。
当整个新闻资源呈现出在调查性报道和监督公权类报道两个高端领域受到抑制时，因“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带来的生存压力却更加紧迫，尤其是在缺乏垄断地位护佑，网络、纸媒整个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化的地方台。于是，在政治控制的压力和经济胁迫的顶托之下，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关于《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提法，业界、学界并不一致，如“社会新闻”、“市井新闻”、“三贴近新闻”。事实上，由于这类节目体量庞大，内容因此也格外庞杂，各种提法都难以全面涵盖。另外，尽管现在广电总局已经表示不宜再使用这个称呼，但又没有提供新的说法。因此为方便计，这里还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仅供行文。这样的处理包括后面论及《1860新闻眼》时提到的“公共新闻”概念。新闻从整个新闻资源大厦中被挤压出来并放大，也就成为了必然。
4.4消费的满足者：《南京零距离》
“民生新闻”在各地的复制中，往往呈现出《南京零距离》中“舆论监督”的内容少之又少，相对低俗的选题被一再放大，新闻叙事格调日益感性、煽情、露骨。事实上，《南京零距离》唯一无可复制的就是新闻生长环境。
但是，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其制作理念总显得有些模糊。“消费品”的新闻生产理念很容易被解释为“为上帝服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平民化”等概念形成置换。但从生产组织者的角度分析，“消费品”的生产理念只能指向一个目的——利润。
从这个价值底牌来看，“民生新闻”这个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遮蔽性。
2002年元旦，《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18∶50～19∶50播出。三年后，《零距离》的广告收入由开播时的不到4000万，增加到2005年的1.0388亿，跃居全国地方同类栏目之首；收视率从开播时10%以上，稳定在目前的6～7%之间。在此期间，激烈的收视竞争蔓延开来，仅在南京市晚间18∶00～19∶00这个时段，当地电视媒体就出现了3档以“小时”为体量的民生类新闻节目：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早期）；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此后，全国300多家省、市级台考察、效仿，比如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合肥电视台的《直播合肥》、湖南经视的《都市一时间》、成都电视台的《成都全接触》、吉林电视台的《守望都市》、海南电视台的《直播海南》等等，地方电视新闻进入被实践者概括为“民生内容、平民视角、民本取向”的“民生新闻”时期。
“民生新闻”的栏目众多，但板块组成基本相似。比如“民生新闻”最早的发起者之一——《南京零距离》，节目板块多元，涉及题材范围广泛，以道德情感类和百姓投诉类特色出位。其运用过的节目组成包括：
一、突发事件的跟进报道；
二、深度报道，相当于次头条，时长在两到三分钟，报道有一定的深度和观点的分析，以百姓关注度较高的社会新闻类为主；
三、独家报道，带有一定策划性的，主题比较重大，片长一般在四分钟到六分钟；
四、《甲方乙方》，十到十五分钟，主要是家庭矛盾、社会问题的对立面，有主持人的点评；
五、媒体连动，外地发生的、与南京有关联的重大事情，直接连线采访该媒体记者，以求多一层主动的视角，拓展新闻报道范围；
六、《孟非读报》，对当天其他纸媒的社会新闻进行点评；
七、《小璐说天气》；
八、与市民的电话连线，听取观众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