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鲁迅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搜集了一点资料，写了一点笔记，主要是为了寻求精神支撑，完全没有考虑发表、出版，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名利荣辱。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误认为我是在虚情表白，故作姿态。
但发表这些成果的机遇终于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不能不感激《南开大学学报》及其负责人之一罗宗强先生。凡属我的文章都是由他约稿、审稿。罗先生在互联网上的履历中没有提及曾在学报工作，估计是这一经历对于他后来的事业并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而言却恰恰相反，《南开大学学报》的确是我的鲁迅研究事业的发祥地。
1975年11月下旬，同年级校友董兴文带着宗强兄到复兴门中居民区3栋3门的寒舍造访，不巧我外出。11月24日，他给我写来一信，说他正在南开大学编学报（双月刊），明年想多发一些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论文、史料均可，长可万字，少可三四千，一次写完或分期连载均可。明年第一期12月底截稿，以后各期分别是2月中、4月中、6月中、8月中、10月中截稿。信中言辞恳切，于是我赶快寄出一文：《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我开头提到的校友董兴文，当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职。他是我的同乡，工作单位离我又近，所以我们有些交往。至于宗强兄，原高我一级，属学长辈，在校期间我们并无交往，毕业之后亦无联系。只听说他是一位才子加孝子，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赣南师院任教，他的母亲去世之后，通过校友帮助，又调回了南开。
宗强兄收到《鲁迅与“三一八”惨案》一文，立即转给“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李霁野教授审读。霁野先生说，文章写得不错，跟他的记忆一模一样。1976年2月，这篇文章就在当年《南开大学学报》第一期刊出了。3月10日，宗强兄来信说：“你的文章反应很好……估计不久还会有好的反应来。学报本期固定订户已增至六万五千，所以读你的文章的人不少了。我想，读者是最有鉴赏力的；读者的好评，也就是对你的辛勤劳动的最好报酬了，这点差可告慰吧。”当时学报无稿酬，给作者的回报是五本学报；宗强兄考虑到我的社交面较广，决定再奉送15本。所以，此后凡登我的文章，报酬就是20本学报。
今天重读我当年写的文章，感觉平平；然而那时的反响之大却超出我的预期。原因之一是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报至少要用一半篇幅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因此凡属学术性较强的文章都会特别受到读者的青睐。再说，那时作者阵容也远非今天可比，恰如鲁迅所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清明节前后，全国许多城市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遭到“四人帮”一伙的阻挠和镇压，酿成了“天安门事件”。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很多读者都由“三一八”惨案产生了联想，这也是我撰写此文之初完全没有想到的。宗强兄2月4日又来信告诉我，“全国订数已上来，比上一期增一倍，仅黑龙江一省，就六千四百份”。
接着，宗强兄在学报为我辟了一个专栏，叫《鲁迅研究资料》。我陆续投寄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等文。我如期交稿，他如期刊登，有时也做些加工，如《鲁迅在北京的教学生活》，他就做了一些细节调整，将全文分成三段，添加了小标题。审稿时如遇到疑惑，也会来函跟我商量，如“无政府党”，他就问我这种提法有无依据。这些文章刊出之后，也一如既往地获得好评。宗强兄1976年5月24日来信说：“现在你是得到了一个发挥你的才智的地方。”为了扩大《鲁迅研究资料》专栏的作者队伍，我又向学报推荐了戈宝权、林辰等学者，宗强兄都欣然接受，热情跟他们联系。当时数学系讲师王梓坤也在《南开大学学报》开辟了一个专栏——《科学发展纵横谈》。王先生科学知识渊博，文笔又特别好，他的文章同样受到了广泛好评。
作为作者和编者，我跟宗强兄在合作期间都克服了不少生活上的困难。宗强兄重回天津时已有一妻一女。太太身体特别不好，先后三次手术，宗强兄经常在医院陪床，处境非常狼狈；女儿还小，他外出时，只好把孩子锁在房里。我那时一家五口，生活十分窘迫。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波及毗邻的天津、北京。我当时正为学报撰写一篇介绍鲁迅书信出版情况的文章。为了不延误交稿日期，晚上我就坐在西安长街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前，借着路灯的灯光写作。8月11日，我接到了宗强兄的慰问信，并表示：“学报如期出，地震后第三天即二校，现（第四期）在印中，20号当可寄上。”9月21日，宗强兄又来信，说此文“反应很好，有远从云南来信赞扬的”。
同年底，我用笔名“关山”在学报第六期发表了一篇批判“四人帮”御用写作组的文章：《对鲁迅伟大生平的卑劣篡改——评石一歌〈鲁迅的故事〉》，主要是用史实戳穿鲁迅在“秘密读书室”攻读马列一类神话。宗强兄和编辑部对于这篇文章寄予厚望，作为重点文章刊发，并多次督促我抓紧写出。他在信中说：“你看，我这样催逼你，实在是太不客气，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既然同志们有着那样迫切的心情，我也就只好不客气地催你，这是要请你原谅的。”1977年1月21日，宗强兄来信说：“评石（一歌）的文章反应强烈。”1月27日来信又说，“关山文发后，反应很好。中山大学教师张国培来信，十分赞扬；中央音乐学院文艺理论组教师王照乾来信，说批得好；面见的人，反映也说好。”
从我的文章在学报发表开始，宗强兄就建议我结集出版。当时我们有些校友在天津出版界工作，如郑荣华、李蒙英、顾传倩、刘铁可……宗强兄就主动跟他们联系。1977年初，天津人民出版社终于接受了这部书稿，书名定为《鲁迅在北京》，责编是学弟辈的杨钟贤，1978年12月出版。然而事情往往开头顺利，后来不顺利。这本书的命运就是如此。首先，我在《后记》中对宗强兄和学报编辑部表达了诚挚的感激之情，但印出之后，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使我诚惶诚恐，好像我成了一个过河拆桥的忘恩负义之人。我立即给钟贤学弟去信，说明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并请求他直接向宗强兄做出解释，钟贤学弟允诺照办。我未见钟贤此信，不知他陈述的是什么理由，但宗强兄来信说：“钟贤兄来信解释兄大著《后记》事，已知详情，我看这事就算了吧！其实是无关宏旨的。”此书的另一不顺，是装订有误，只好拆线重装，因此又增加了一道切边的工序。所以现在见到的此书，天头地脚狭窄，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回忆宗强兄与南开学报，不能不涉及1977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宗强兄思想解放，不满足于仅仅在学报刊发资料性文章，想就鲁迅思想发展问题展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但经过“文革”，人们对于这一课题的前行研究成果已经淡忘。为了激活思想，营造争鸣的氛围，宗强兄在一些教师的协助下，收集了近40000字的资料，限于学报的篇幅，只在当年第5期上摘登了10000字，提供了40余人的7种不同观点，其中也包括瞿秋白、姚文元的观点。不料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南开中文系有教师以瞿秋白是“叛徒”、姚文元是“四人帮”成员为理由，给《人民日报》写揭发信，说学报混淆了叛徒、“四人帮”跟学者之间的政治界限。此信转到了领导部门，教育部高教司因此来信查询此事。当时天津市的某些领导人怕引火烧身，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批示，并派出工作组进驻南开，给学报责任人宗强兄和主管者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娄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娄平同志一再表示由他承担责任，但宗强兄积极性的火苗上却被泼上了一盆凉水，乃至污水。他于1977年11月27日来信，托我向有关部门解释，因为这至多也不过是编排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还特意在按语中做了说明，岂能如此上纲上线！他因此将编刊物视为畏途，向领导提出了回到教学岗位的申请。
这一场“学报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因为瞿秋白本是烈士，姚文元研究鲁迅时还没有“四人帮”。宗强兄从此重返教学岗位。1981年他被评为副教授， 1985年任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5年任南开中文系主任及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2001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这是不是就叫因祸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