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对我恩重如山！我从小被父亲遗弃，出生之后一直在外公家长大。1957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公兴奋极了。他不顾71岁高龄，亲自送我远行——坐火车从长沙到天津，一直坐着硬座；由于那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建成，到汉口之后还改乘轮渡过江，转了一次车。1962年夏天我将从大学毕业，外公盼我回乡探亲。为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书桌。令我痛心的是，那年正月初八他刚刚参加完湖南省省长程潜举行的一次春节宴会，初九早晨就无疾而终，享年76岁。
外公喜爱说话。但在家里，他的话却很少有人聆听，原因之一是我辈后人大多年幼无知，他讲的那些事情根本就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二是因为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讲的不少事情都犯忌，搞不好随时都会惹上麻烦。直到60年代初，湖南省文史馆广泛征集文史资料，派了一位叫毛居青的工作人员找他聊天。外公一开口，毛居青就连说：“有史料价值，有史料价值！”劝他马上动笔写下来。毛居青走后，外公得意而幽默地说：“原来我一肚子都是史（屎）呀！”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知道，毛居青之所以能成为我外公的“伯乐”，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撰写的《黄兴年谱》就是一部力作，曾受到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好评。
外公的一生就是一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在亲朋好友中，他最引以为荣的是跟秋瑾缔结了姐弟缘。
那是在1904年。这年年初，外公随湖南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班，开始是自费生，靠刻蜡版谋生，后来才补上官费。当年7月，秋瑾也冲破家庭樊篱东渡日本，在东京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办的日语讲习会补习日语，老师就是先后教过周恩来、鲁迅等人的教育家松本龟次郎。据松本先生回忆，秋瑾肤色白皙，柳叶眉，身材苗条，穿着日式黑格子单衣裙，梳着日本式的发髻，因缠过足而显得莲步蹒跚。她每天上课从不缺席，思路敏捷，回答问题清楚正确。又据秋瑾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常着蓝色西式男装，衣袖偏长，仅能看到一点从袖口露出的手。一顶同样是蓝色的鸭舌帽横戴在头上，半遮住耳朵，胸前系一条绿色领带。皮靴是茶色的，手上还拄着一根细长的手杖，显得苗条而潇洒。秋瑾不仅相貌英美，而且娴于辞令，常常高谈雄辩，语惊四座。在实践女学校速成师范科，她的国文程度最高。秋瑾不嗜酒，但能饮，酒后感时忧国，不禁击节悲歌，拔剑起舞，并撰《宝剑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因慕朱家、郭解的游侠风，秋瑾还常着马靴练习马术。
秋瑾祖籍浙江绍兴，留日期间常参加浙江同乡会的活动；又由于她1896年奉父命跟湖南王廷钧成婚，曾在湘乡、湘潭、长沙、常德等地生活，故也参加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很快跟外公结识。外公说秋瑾比他大9岁，实际上是大10岁。外公生于1885年，秋瑾生于1875年。由于两人都有拯救民族危亡的拳拳报国之心，又都有反叛封建伦理道德的性格（外公少年时就因反叛旧教育而被长沙“善化学堂”开除），故志趣投合，以姐弟相称。
1904年7月初，秋瑾转东京实践女学校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该科在赤坂桧町十番地授课，校长是秋瑾久慕其名的下田歌子。为了在一年内快速培养出女学教师，该校要求甚严，每周授课33小时，学习期间不允许学生擅自外出，不经保证人担保，也不得跟外人见面。秋瑾被编入该校湖南班。当年湖南班学员有20人，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才17岁。巧合的是，外公的母亲王勚当时也是该班学员，时年43岁。
外公回忆说：“秋瑾见我母亲到来，热情接待，态度和善可亲。她对我母亲多次谈到男女平权，女子教育等问题，鼓励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恰好其时湖南选送的官费留日女生许黄萱祐等20人也都进入师范班。同乡人多，又有秋瑾力劝，我母亲就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到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力。我母亲多次向我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现在收入《秋瑾集》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
1906年夏天，王勚从实践女校毕业，离日归国前曾填《金缕曲》一阕题赠实践女校副校长青木文造，上阕是：“时势真堪咤。叹年来风潮正剧，息肩不暇。虎视相环皆勍敌，演尽欺凌恐吓。更各国冷嘲热骂。苦雨凄风萧瑟甚，叹沉沉黑暗如长夜。东来者，情难却。”王勚原名谭莲生，在湖南时原是一家庭主妇。留学日本后有了国际视野与感时忧国情怀，不能不说是深受秋瑾影响。
要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秋瑾亟须参加一个革命团体。1904年10月，孙中山派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日本横滨组织一个秘密会党洪门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以推翻清王朝，恢复中原为宗旨。秋瑾邀我外公一起参加，外公欣然同意。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外公还清晰记得当时入会的若干细节。一天晚上，他们从横滨南京街一家广东商店进入会场，冯自由交代集会程序。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把一柄钢刀架在外公的脖子上，问：“你来做什么？”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众人依次宣誓毕，梁慕光与冯自由扯开一幅两米多长的白布，上面写着斗大的“反清复明”四字，各人鱼贯从白布底下穿过，表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燃起篝火，入会者先后从火上跃过，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杀了一只公鸡，共饮鸡血酒，歃血为盟。最后又交代了一些会规和礼仪。这次入会的除秋瑾和外公之外，还有刘道一、龚宝铨、仇亮、彭竹阳、曾贞等十人。秋瑾在会上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由冯自由介绍，秋瑾与外公在黄兴的寓所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兼浙江省主盟人。入盟之后，秋瑾常从东京去横滨，参加黄兴组织的炸弹研制班，请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为教授，为在国内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参加研制班的除秋瑾外，还有男女革命志士喻培伦、唐群英等。同时，秋瑾还与徐锡麟、陶成章、陈伯平、龚未生等原光复会骨干结盟。
因为留日学生当中革命气氛日益浓厚，日本政府坐立不安，清朝政府更如芒在背。1905年冬，日本政府徇清政府要求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进行限制。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以示抗议，留学生群情激愤，举行了总罢课。秋瑾义不受辱，决定愤然回国。8000留学生中，响应者有2000余人。当时，外公在日本私立海军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秋瑾归国前询问外公的态度，外公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条约》，我们来日本，原为忍辱求学。我不赞成此时回国，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听后默然良久。长期以来有一种传说，说秋瑾在集会上拔刀插在讲台上说：“谁不归国，忍辱求学，吃我一刀。”实际情况是，秋瑾从马靴中取出倭刀插在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向清廷卖友求荣，吃我一刀！”她并不是要把不回国的留日学生都赶尽杀绝。
1906年春，外公收到秋瑾从上海虹口厚德里寄来的一封信，也证实了秋瑾的上述立场。信上写的是：“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世甚暂，而不辱甚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这封表达秋瑾献身精神与女权意识的重要书信，先后被收入了1912年外公编的《秋女烈士遗稿》，1929年秋瑾之女王灿芝编的《秋瑾女侠遗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秋瑾集》。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临刑前，她从容地对行刑的刽子手说：“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送别我。”张目四顾之后才说：“可矣！”在秋瑾思念的亲友中，应该也包括远在东瀛的革命战友吧。外公没有辜负秋瑾的期望，忍辱求学，于1911年毕业于东京商船学校航海科及横须贺海军炮术水雷学校。武昌起义发生后，外公立即归国，组织了4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参加了攻占南京之役，这成了他生命史上的光荣一页。
还应该提及的是，秋瑾慷慨就义之后，外公立即以“悲生”为笔名撰写了《秋瑾传》，刊登于《天义报》。这是记述秋瑾革命活动的最早文字。外公同父异母的兄长王时润也署名“启湘”，在上海《小说林》杂志第7期发表《闻鸡轩诗话》，以为纪念。“闻鸡轩”是伯外公的书斋名，外公的书斋名是“击楫轩”。从此我家与秋瑾家成了世家，秋瑾之子王沅德、其女王灿芝常来家贺节拜年。1912年，外公把他保存的秋瑾诗文编成《秋女烈士遗稿》，以长沙纪念秋女烈士委员会的名义印行，并亲撰序言。同年，浙江方面决定将秋瑾遗体运回杭州，葬于西湖西泠桥畔，秋瑾的婆婆屈氏又哭又闹，强行拒迁。秋瑾之子王沅德也持反对态度，外公耐心斡旋，终使秋瑾夫家同意迁葬西湖。起柩那一天，外公亲自扶灵，挥泪送别。事后，由外公经办，位于长沙黄泥塅的陈湜祠被改建为秋女烈士祠，费用全由王家负担。1955年，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去世之前，嘱家人将秋瑾遗照数帧并《秋女烈士遗稿》一本送给外公。外公随即捐赠湖南省博物馆保存，成了珍贵的辛亥革命文献资料。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当时外公在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就读，正处于毕业前夕。他在报上读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热血沸腾，不待毕业考试完毕即搭乘法国商船归国，于11月2日抵达上海，跟当地革命军司令李燮和取得联系，被委派办理海军事务。当时停泊在上海的清政府海军军舰共7艘，仍悬挂龙旗，尚无易帜表示。外公即在海边部署旧炮数门，以壮军威；又率巡防营一队，亲自指挥。外公软硬兼施，首先说服“湖鹏”号鱼雷艇的官兵反正。在“湖鹏”号的带动下，经过一番接洽，其余各舰一一被迫卸下龙旗，表示拥护革命。不久，陈其美接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任命外公担任海军课副课长。外公将收编和新增的官兵200余人组成海军陆战队，亲任指挥官，开赴前线助战。
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攻战目标是南京。当时驻守这座古城的是辫帅张勋。正当外公率其部下准备组织敢死队配合各路友军强行攻城时，张勋于12月2日凌晨率兵经下关逃往江北，南京即日光复。外公被任命为江浙联军参谋兼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外公作战心切，遂被借调到汤芗铭任司令的北伐舰队，仍任参谋，原职保留。北伐舰队开赴烟台，拟会同友军攻占济南。外公准备将扩充后的海军陆战队400人调来增援，但适值南北议和成功，清室退位，已无仗可打。外公遂辞去本兼各职回乡葬母。
1913年夏，袁世凯发动内战，国民党兴兵讨袁，被称为“二次革命”。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外公受汤芗铭委派跟谭延闿进行接触，调停成功。湖南方面对曹锟入湘坚决抵制，但对汤芗铭则表示可以接受，于是汤遂一身兼任湖南都督、民政长兼查办使三个要职。汤上任后，日渐逢迎投靠袁世凯，大肆屠戮湘民，遂跟外公分道扬镳。外公劝汤辞职，未果；外公于是自己辞职，不跟他同流合污。
1922年，张作霖任命沈鸿烈任东北航警处处长，统辖东北海防、江防、水警、航务、渔业、港务、盐务、造船、商船学校、海军学校等事宜。外公是沈鸿烈留日时期的好友，被沈聘任为东北航务局局长兼东北商船学校校长，上述机构都设在哈尔滨。1931年至1933年，又出任青岛海军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学生属公费就读，分设驾驶、轮机、测量等课程，先后培养了航海生200余人，轮机生100余人，多种水兵1000余人，其中有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的骨干，也有人成了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和“总统府秘书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被任命为青岛市市长，先后六载。我到青岛讲学时，跟青岛的一些老年市民交谈，他们对沈的政绩（如整顿市容、发展旅游、兴建码头、延长栈桥、举办华北运动会等）有着深刻印象，沈鸿烈的口碑至今甚佳。青岛市政协还编辑出版了一本《沈鸿烈生平逸事》。沈接任市长之后，先任命外公以东北海军驻南京办公处处长的名义跟南京方面接洽，后任命他担任青岛公安局局长（当年的办公楼至今犹存）。
外公在青岛时期的活动我只记得两点。一是外公说，他被派赴南京时，有一次蒋介石约见，但到了时间蒋却未露面，据说是还在里屋打牌。外公在接待厅等得不耐烦，无意中大声打了一个喷嚏，把蒋介石吓了一跳，这才想起与人有约，只好离开了牌桌。另一件事是他引进了德国的警犬协助破案。这在中国的公安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记得前些年电视节目上还做过介绍。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反日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立即响应。日方提出抗议，要求青岛公安局进行镇压。外公同情偏袒工人，在日方看来当然是镇压不力。同年12月3日拂晓，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武装登陆，逮捕中国工人，并包围捣毁有排日嫌疑的青岛党政机构。外公是日方的迫害对象之一，于是夤夜潜逃，随后被沈鸿烈免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外公退出政坛，避居湖南湘西的边城凤凰。抗战胜利之后又曾复出担任东北航务局局长，直到解放前夕卸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
在略介外公生平的时候，还有必要补充一段跟文坛有关的逸事：1935年8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了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该书描写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在磐石一带跟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以新的人物、新的场景、新的题材震撼了中国文坛。鲁迅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田军著〈八月的乡村〉序》）问题在于，萧军并没有经历过抗日部队的生活，他如何能写成这样一部如实展现战争残酷性和艰苦性的作品呢？原来，为萧军提供这部作品素材的正是我外公的学生傅天飞。
我外公担任东北商船学校（即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校长时，聘请了一位叫冯仲云的数学老师。我外公知道冯老师是一位爱国者、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在冯老师的影响和培养下，学生中又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抗日部队骨干的傅天飞和后来成为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著名作家舒群。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哈尔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傅天飞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外公闻讯后，即把傅天飞叫来，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处境危险，如果你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赶快逃走，如果不是你就坦然留下。”傅天飞腼腆地说：“我没有盘缠。”外公便送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傅天飞追随杨靖宇将军参加了满洲省委组织的磐石游击队。1933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傅天飞来到舒群暂住的哈尔滨商报馆，提供了一部他的“腹稿”——关于磐石游击队的史诗。傅天飞虽然热爱文学，但在纷飞的战火中他已无暇创作，便生动逼真地跟舒群讲了一天又一夜。他说，这样一讲就有了两份“腹稿”，将来两人中有一人牺牲，幸存的那一个仍然能将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来。但舒群建议傅天飞将这部“腹稿”重新向萧军讲述一次。舒群说：“以后，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亦是沾其余光的。”当然，在《八月的乡村》中，萧军也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萧军久习军事，家族中也有人当过“胡子”和抗日义勇军，因而能够娴熟驾驭军旅场面和战争题材。但是，傅天飞提供的素材对创作《八月的乡村》是至关重要的，从特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没有傅天飞，也就没有《八月的乡村》的诞生。傅天飞后来牺牲的情况，我不知其详。但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曾专门派人来长沙找我外公提供史料。冯仲云老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水利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身亡。舒群从事地下工作时一度被捕；外公利用职权到监狱给他送衣物，并进行营救。1980年8月，我带着外公的照片拜访舒群，促发舒群的创作激情。他夜不能寐，写出了一篇长长的回忆录：《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其中特意提到了我的这次来访。
外公去世之后，我母亲王希孟写了一首悼诗——她不是诗人，尤不懂旧体诗词的格律，只是悼亡抒怀而已。诗云：
时值深秋百感生，望风怀想此呻吟。
萋萋芳草埋英骨，勃勃青松映赤心。
桃李满园添国色，儿孙遍地盖华京。
慈颜已逝无消息，风木哀思泪满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