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夫人和孩子们于本月16日星期二晚上到此，第二天晚上动身去爱尔兰。她有点感冒，但看来身体很好。埃薇非常高兴愉快——我们看到从中国来的孩子能像赫承先这样强健和快活，都感到惊奇。您可能听说了，令弟在巴黎鼻子大出血。我相信他不会重犯——但是，不管会不会复发，他都打算到贝尔法斯特去找个名医看看。
……跟随阿思本出去过的船长现在只剩下两位了，其余全过世了！我听说李泰国在科尼什矿山等地的投机差不多蚀光了他所有的钱，境遇很惨。天气仍很冷，不合时令。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1876年7月17日
发自伦敦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附上您的Z字账户报告，共透支两百六十英镑六先令八便士。
皮尔小姐在城里的时候刚刚来访，说她希望您不要让安娜在英国放假期间
到英格兰来，或者到戴维森太太家去，因为这样会对她的学习有很大影响——英国的假期正好是国外的学期中间。男孩子们似乎生活得相当好。我写信给伯德先生，要求他让孩子们更多地注意书写、拼音、语法、标点符号，等等。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1876年11月3日
发自伦敦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我收到安娜的一封来信，现附上。我给她回信说，在国外度假是她的监护人的意愿，所以我不能安排她在今年圣诞节回家了——至于补贴，如果这是皮尔小姐的学校的惯例，那么她最好请皮尔小姐就此事给我来一封信，说明一位年轻姑娘通常领多少钱。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1877年2月4日
发自伦敦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随函附上皮尔小姐去年11月30日的一封来信，我想，给安娜一笔服装费等津贴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对她有益的，可以教育她懂得金钱、节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等等的价值。我还授权皮尔小姐花八英镑给安娜买了一块表。
另外附上安娜自己分别在去年12月*日、12月20日和今年1月29日写来的三封信。最后一封信很难回答，我不能不认为，皮尔小姐可能曾建议她写这封信。我附上刚才写好了的复信。您曾在一封Z字编号的信中，以过去的时态提到她的母亲，我认为我最好相信我陈述的事实，就是她已去世。我附上伯德先生的一封报告杂项账目等的信。两个男孩子都表现出了对绘画的极大兴趣，特别是赫伯特。我已要求伯德先生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赫伯特好像想当一名建筑师或者土木工程师。我一定争取哪一天去看看他们。
不管您为了孩子们花费有多么大，若同您对他们的前途所寄予的厚望相比，这点花费是无足轻重的。我想您不得不放弃让他们从事印度文官公职的想法。如果我能进一步协助您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太高兴了。男孩子们可能下次会提出问题，不过那是较为容易应付的。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附：（抄件）
我亲爱的安娜：
为答复你1月29日的来信，我所能提供给你的惟一消息是：自从你的母亲去世以后，赫德先生就负起了抚养你的两个弟弟和你本人的责任，你们成了受他监护的孩子，他把你们都送到了英国。赫德先生在就你们的教育问题写信给我的时候，没有告诉我更多的详情。
如果那些女孩子们向你提出任何问题，你回答她们说你“不知道”，那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你离开中国时，你还只是个幼儿，而作为你们的监护人的那位先生这些年来一直远在中国。
你的诚挚的金登干
1877年6月15日
发自伦敦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我收到伯德先生的一封短信（附有他上学期的账目），他在信中说：“赫伯特非常喜欢图画课，看来他的功课有很大进步。两个男孩子的健康状况
极好，功课也都有长足进步。赫伯特日益成长为具有绅士风度和讨人喜欢的孩
子，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从他的裁缝的账单中发现，他逐渐注意讲究衣着了。”
给伯德先生寄支票清还他的账（一百零四英镑九便士十先令）时，我请他
把男孩子们在各课程中取得进步的详情告诉我，并且说明他们最喜爱或最适宜
于何种职业。尚未收到他的回信，随函寄上赫伯特最近寄给我的两张照片。
我付给皮尔小姐上一季度三十二英镑。我也要求她说明一下安娜在音乐、
法语、图画等方面有多大进步。随函附上我上星期六收到的安娜的来信。我已
给她回信说，她的弟弟们都还太年轻，不能单独外出旅行。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1879年6月20日
发自伦敦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霍金司先生写信给我说：我发现根本不容易找到一个照管孩子的人家。考虑到（两个）男孩太年幼，我倾向于这样想：如果开销供应得上，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继续留在伯德先生那里，至少再住一年。如果打算停止供应安娜小姐住在皮尔小姐家里学习的开销，可以把她带回来，让她自己照料自己。但是我担心，在她面前会有许多麻烦，而且她将不得不离开那个已经生活惯了的家，勉强搬到一个水平较低的家里去。我担心，她行将与之接触、被她当做母亲看待的那位高尚的女士未必会心甘情愿以每年仅四十英镑的收入——其中的二十英镑还要留作添置服装等费用——承担那种责任。我看，那个大男孩年岁还那么幼小就要跟人家订合同当学徒，也会遭到拒绝。我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已经给霍金司先生写过两三封信，她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有了为她自己和弟弟们选择一个家的发言权——据她说，那位女主人必须是一位高尚的笃信基督教的妇女，那位女主人要使她看着顺眼，并且值得她尊敬。她对于和皮尔小姐分手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要求送给皮尔小姐一些礼物，并谈到戴先生就曾经得到过二百英镑！
看来，把大男孩送去给人家订合同当学徒还太年幼。伯德先生写信来说，小男孩还那样小而弱，再过几年才能在体力和智力上达到在一个账房或别的地方做文书的要求。
我今天见到了霍金司先生，我告诉他，我认为最好给孩子们转学，他们现在所在的学校花费太大。我建议，当女孩子能够帮助管家或教导弟弟又能看管他们时，大男孩可以上肯粉敦或别处的国立艺术培训学校，小男孩可以上走读学校。我认为，大男孩应比现在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为他自己将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女孩子应该认识到，让她受教育是为了使她离开学校之后能自立。霍金司先生似乎认为他们目前以不到伦敦来为好。但是，主要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家。他说他曾找好一家，但他们被小男孩的照片吓住了。我曾劝他在报纸上登个广告试试，措词上要使人家不知道其来历，而所有通信都可以寄到广告公司去。但是他好像不太赞成，而我不知道还能出什么别的主意，除非是向戴维森一家提出请求，或者，倒不如探听一下他们的主意。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1879年8月24日
发自北京
我亲爱的金登干：
给你和霍金司先生增添那么多麻烦，我感到格外地过意不去。可是，这对我自己来说又是一件多么苦恼的事啊——每当这件事涌上心头，就使我悲伤绝望！我收到了你的Z/88函，感到十分窘迫。我想，总的来说，在任何地方都比在伦敦好，住在任何人家里都比住在戴维森家里强。如果那个男孩子还不适合做办公室的工作，那就让他去做水手或到这一类的行业里去谋生，我指的是那个最小的。我当然希望为这些孩子尽可能做出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不可能超越可能性，而他们必须含辛茹苦。我担心他们迄今所上的学校太高级了。我实在希望你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安置他们。最需要的是给他们找到些事情去做，使他们得以靠他们的收入生活下去。他们必须去到挣面包的“士兵”队伍中，而不能在军官队伍里安插他们。必要时，可以送他们到商店里去做学徒：你可以让一个孩子学做药剂师，另一个学做呢绒商。随你的便——只要能够尽快地找到些事情让他们去想想，找到些事情让他们去做做，找到合适的人去管教他们就行了。我重说一遍，我的意见是，最好是让他们不要在伦敦，不要住在戴维森家里……
忠实于你的赫德
我的身体里流动着两种血液，一是来自我的爱尔兰父亲，一是来自我的中国母亲。因为我长得太像个中国人了，眼珠子是黑色的，额头也是亚裔人种的，父亲曾经鄙视地说我像个乞丐。一个多么丑的小乞丐！为了他自己在东方帝国的前程，他在我们还是幼年的时候就放逐、遗弃了我们，让我们终身成为没有身份的黑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父爱的滋味，只有遗弃，永无休止的遗弃！
对那个给了我生命又把我像一口痰吐掉的男人，我只有仇恨。我从小就浸泡在仇恨的黑色墨汁里。我的一生就是要同这个试图控制我命运的人作斗争。
我生下来不到两岁就离开了中国，我对母亲印象全无，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他们告诉我，妈妈在生下我的那年害产褥热死在了上海，我不相信，我死也不会信。因为这话的源头就在父亲那里，这个伪君子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肯定撒了谎。他需要一位正式的夫人，一个体面的太太，所以他必须结束和一个地位卑微的中国女人的同居关系。他必须遗弃她，就像遗弃一只旧雨靴。他当然巴不得她死了，巴不得我们大家都死干净了。
我情愿相信妈妈还活着，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像我想她一样想着我们。
这个我称之为父亲的男人，我终生不能原谅他的是，1866年春天，他把我们兄妹三个带到伦敦，如同寄存三只永远不想取回的包裹一样交给戴维森夫妇之后，转身就向一个姑娘求婚了，并在短暂的蜜月以后带她一起去了中国。他这么急着把我们丢开，竟然只是为了博取一个姑娘的青睐，有谁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父亲？
当然以后我会知道，他得到的并不是一桩十全十美的婚姻。求婚的、允婚的，速度都如此之快，只能说明双方都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婚姻的双方都太理智、太聪明了，他们太清楚自己想从中得到什么了。从父亲的角度来说，有了这个姑娘，他回到中国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总税务司夫人，他层出不穷的晚会和花园派对就有了一个女主人，一个经管一切的妻子。而那个女人得到的，除了丈夫转赠的中国官员赠送的礼物、家人在中国海关的高薪职位、每月的补贴和零花钱，还有丈夫许诺给她的一幢在伦敦上等地区的房子。
每个月总有一两天，父亲在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会来看我们。他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带着漂亮的太太艾伦·玛丽和儿子金真备一起来。艾伦身材不高，面容姣好，长着一头美丽的金发，戴维森太太和我们都很喜欢她。她检查安娜的功课，还辅导她弹钢琴。她的一手字十分漂亮娟秀，琴也弹得好。看到她站在弹琴的安娜身后，身子随着音乐节拍轻轻晃动，我就羡慕金真备有个好妈妈。
金真备比我小四五岁，金发碧眼，长得胖嘟嘟的，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孩子。他一来就和我疯玩在一起，但因为嫉妒他有个漂亮妈妈，我时常忍不住要捉弄这个小跟屁虫。我们在戴维森太太家的阁楼上捉迷藏，拿着木剑在花园里追逐，把戴维森先生种的花当做异教徒的头颅乱砍一气，还跑出院子追着路过的女孩子撒尿。看到我们玩得满头满脸都是泥和汗水，艾伦就装作生气的样子要来打我们。我们绕着戴维森太太肥胖的身子和她转圈子，直到她跑不动了，脸色发白像是要晕倒的样子，我们就像做了坏事的猫一样乖乖走拢去，仰着肮脏的小脸让她使劲擦呀擦。
金登干每次来，总是带着一张由父亲签发的丽如银行的支票，那是给戴维森太太的我们三个的抚育费，当然也包括着装费、教育费和给戴维森太太的薪金。同时他还会带来远在北京的监护人发来的最新指令，三个孩子该上什么样的学校，该与什么人交往，等等。他回去后又会如实向北京汇报我们的最新情况，体重啦，身高啦，语言上的进步啦，有无调皮捣蛋啦，等等。作为大清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受北京方面的委托，金登干要办很多大事，海关人员招聘、帝国的军火采购、海关的航道灯塔设备采购、帝国与欧洲的非正式洽谈（因为在1867年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的驻外使节），每一件事都少不了他跑前跑后，但他还是经常抽时间来看我们。他腿脚不便，走起路来格外吃力，每次他一瘸一拐走进戴维森太太家时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忠实的管家，受主人之托来办一桩极为隐秘的私事。
他没有自己的灵魂，主人的灵魂就是他的灵魂。他不苟言笑的脸，从来都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戴维森太太没有生过孩子，她和戴维森先生把我们看做了自己的孩子。我喜欢戴先生咬着烟斗读报纸的模样，他从史密斯·埃尔德公司下班回家后惟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他永远也读不完的报纸。我喜欢来一些小小的捣乱，换来戴太太夸张的尖叫。那么胖的戴太太发出女孩子一样的惊叫声，真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