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妈妈，父亲又不承认我们，现在我们又要失去彼此，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吗？1875年秋天的这个黄昏，我们兄妹三人为即将到来的远行和分离哭成了一团。让我愤怒的是，远在北京的那个人，他凭什么拆开我们，他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的生活说三道四？他不是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不让我们说出他是我们的父亲吗？行，我们就不说，我们是野种，天生的野种！他钉住了我们的舌头，还要把我们今后的生活道路死死地钉在泥潭里吗？
戴维森先生说，伦敦有那么多好学校，有必要把他们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吗？
“他是监护人，从法律意义上说，在孩子们成年之前，他有权这么做。”当戴维森太太明白他们的反对不可能改变北京那个人的主意时，她变得出乎意料的安静，她要丈夫向公司预支一些薪金，她好为我们三个准备行装。
戴维森先生拒绝拿出钱来为我们置办行装。他气得病倒了。从中国寄来的行装费还没有到，戴太太只好偷偷拿出自己的一点私房钱应急。好在几天后金叔叔送来了二十镑，后来又送来给戴太太五十镑薪金，两笔钱凑在一起，再加上戴太太用积存下来的旧布料自己缝制了一些衣服，勉强置够了我们的行头。不久，金登干又送来北京寄来的行装费五十英镑十先令。
“他已经给得不少啦。”为了钱的事他与戴太太不知争过几回了。“你以为有了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吗？你说说，我是个钻在钱眼里的人吗？我是吗？我就知道，你们眼里从来只有钱，没有别的。”戴太太像骂大街的女人一样手叉腰，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为了让我们出门在外不致耽搁时间，戴太太托金登干给我们买了一块银表，花去的两英镑十先令是从她的薪金里扣除的。赫伯特把表一把抢去戴上，就再也不肯摘下来了。
9月的一天早晨，我和赫伯特要坐火车去克利夫顿参加学院的入学考试去了。戴太太这些日子忙得心力交瘁，心情又不好，没有送我们。我们坐上了金叔叔的四轮马车，马车开动了，安娜突然跟着小跑起来。她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我们的名字。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头发乱了，额头和鼻翼上沁着细小的汗珠。马车驶过街角，她还在远远地跟着我们跑，她没有扣紧的短上衣飘飞着，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她被石头绊了一下差点要摔倒了，捂着肚子蹲在路边呕吐起来，行人漠然地经过，没有一个人过去搀扶她一下。
我突然心痛如绞。
去克利夫顿，金登干一路上都受着牙痛的折磨，发肿的牙龈让他的半张脸像气球一样肿得老高。他捂着脸嘶嘶地抽着凉气说，一个没有经验的牙医想拔掉这颗牙，但把牙弄碎了，整整花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把牙根拔出来。路上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与一个朋友、学院的秘书联系过了。新学年开始，克利夫顿学院的校舍刚刚扩建，住宿不用担心，还十分舒适，尽管还不知道会安排我们住哪个宿舍，但毫无疑问，一定能为我们找到房间，并且把我们兄弟俩安排在一起。
中午，火车到了克利夫顿，我们中饭也没吃，就由院长珀西瓦尔博士带着去参加入学考试。金叔叔碰到了一些熟人，与他们寒暄，他们的孩子有的就在这里读书，有的也是带孩子来考试的。他安慰我们不要紧张，他会在楼下等待我们给他带来好消息。半小时后，看到我们垂头丧气地出来，他就明白我们考砸了。珀西瓦尔博士赶上来，对我和赫伯特没有通过资格考试向金登干表示了遗憾。他认为，我们应该先在较小的私立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才能考进克利夫顿学院，因为私立学校的学生不多，可以得到更多辅导和照顾。他建议我们去克拉维登，那里有一所伯德先生办的私立学校。
“假如以后决定还把他们送来，应提前一年申请提名。”博士临走时摸了一下我的脑袋表示亲昵，我扭头避开了。“大的一个可能需要一年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录取标准，”他是在说赫伯特，“至于小的一个，他叫阿瑟吧，我想可能不用那么长时间。”赫伯特听见了，气得冲着他的背影直吐口水。
金叔叔的一个朋友邓肯少校走了过来，他很同情我们。他的儿子汤普森也没有考中。知道我们早上只吃过几块点心还饿着肚子，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附近他家吃点东西。他儿子抢一般来帮我们拿行李。
邓肯少校也认为，他儿子和我们都考得这么糟，怕是只能去伯德先生的学校了。他把了解到的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伯德先生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后来脱离教会办学。他是一个有产业的人，在多塞特郡有好几处房子和地产，每年收入约一千英镑。更可贵的是，伯德太太，这位有教养的女士从不用宗教偏见来培养孩子。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那个让人头痛的儿子也有上学的同伴了。”
金叔叔担心的是费用，如果伯德先生的学校收费要远远高于克利夫顿，他就无法作主。当他听说伯德先生那里的费用和克利夫顿学院差不多时，就准备把我们送到那儿去。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克拉维登。在汤普森家待了半天，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和赫伯特同岁，懂的东西却要比我们多得多。
伯德先生为难地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收的学生从不超过十四名，现在已经满员了。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破例收下我们，让伯德太太为我们腾地方。金叔叔要我们好好用功，不许贪玩，他还会来克拉维登看我们的。走之前他向伯德先生预缴了第一季度的费用。
“每个男孩子在这里都会被当做我们家的成员对待。”伯德先生这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
不久后我们收到了安娜的来信。她问我们在新学校生活怎样，想不想家，说我们走后，戴维森先生病了六个星期，戴太太也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她还说，她也要离开这个家了，或许等我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她已经被送往瑞士了，金登干正在帮她联系那边的一所学校。
临近圣诞节，安娜又寄来一封信，邮戳上显示，信是从瑞士的一个避暑城市丰维寄来的。安娜说她上个月来到了这里，在皮尔小姐开办的一所学校里就读，学校里有十二个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信写得很短，字迹潦草，显见她心情很糟。她说功课很重，英文要补习，还要学习法文和音乐。她说从来没有这么想念我们，让我们寄照片给她。我们没钱去拍照，赫伯特说他自己动手来画，他越画越不耐烦，觉得一点不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给安娜寄过照片。
这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汤普森家过的。节前几天伯德先生就给我们放了假，于是我们接受汤普森的邀请去了他家，住了好些天。
下过几场雪，他家附近的山坡成了天然的滑雪场。我们坐在雪橇上从高处往下滑，巨大的落差让我们发出一阵阵尖叫。离开伦敦几个月来，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整个世界被雪覆盖，洁白，松软，尽性的玩耍使我们忘却了尘世间所有的烦恼。
我们在山上捡了一截被大雪压断的松树枝回去做圣诞树。还跟着他们一家，去镇上的教堂做弥撒。往年的这个日子，都是戴维森夫妇带我们去教堂的。现在我们三个像鸟儿一样飞走了，他们会伤心吗？黑暗中想着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上教堂，我的泪水像初春的河水一样汹涌而出。
以后每年的圣诞节，我们的床头再也不会有戴太太送给我们的裹在红袜子里的礼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