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装运盐包，盐工们都没有回镇子，晚餐吃的是小芹煮的玉米面和土豆。太阳落山后，盐工们还在海滩上升起了一堆火，烧烤从海里捕上来的小青鱼。他们捕鱼的方法非常奇怪，拿着大木板和船橹在水面上用力拍打，那些被震昏了的鱼就露着肚皮浮出了水面。海滩上飘起了烤鱼的诱人香气，他们就蘸着盐末来吃。可是这种小鱼骨头很多，我才吃了一条就被卡了喉咙，拼命咳嗽也不管用。盐工们全都笑了起来。小芹从屋子里拿来了一小碟醋，让我喝下去，也奇怪，我一喝下去就感觉好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这个海边小镇的一名晒盐工。我和那些当地人一样，学着把海水引进浅浅的盐池，蒸发掉水分来生产食盐。我穿着打满补丁的不合身的衣服，戴着一顶破草帽，裤脚管子挽得老高，顶着大太阳站在盐田里劳作。海风吹来，远处的海面上漂着几只捕鱼的木船，看上去比指甲盖都要小。脚下白花花的盐田反射着火辣辣的太阳光，很快我的衣服都湿透了，一片白花花的盐斑。那可是我身体里的盐呀。当太阳落下，凉爽的海风吹来，才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但那时的我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了。
我们坐在一块大礁石后面，远远地离开那些盐工们。但他们的说话声和喝酒时的划拳声还是可以清晰地传来。冲过了凉，小芹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棉布短褂，辫子也散开来黑瀑一样披到了肩背上。我看着不远处海面上跳跃的星光，闻着坐在身边的小芹身上透出来的青草的香气，突然觉得，这一生就在这小镇里做个晒盐工，娶个小芹这样的姑娘做妻子，也很不错啊。
小芹说，运往盐铺的盐包都已装上大车，明天就要出发去宁波府了，我可以搭他们的车一起走。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我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些不舍。我留恋地看着前面这片黑魆魆的海，潮湿的风儿送来的涛声像是轻轻的呼吸。我又用余光打量着身边的这个女孩，她的腰肢衬在后面靠着的大礁石上更显得挺拔，夜色中的一点天光还剪出了她乳房小巧的轮廓。她真像一株水芹菜一样水灵，黑暗也不能遮没她的美丽。
我结结巴巴地问她，那天我从海里上来后，身上的衣服是不是她给换的。小芹嘤咛了一声，伸手作出要来打我的样子。我看到那些盐工平时拿她逗乐，生气了她也是这般模样的。她的手只是在空中虚虚地划了一下，就被我抓住了。那手臂就像藕一样白净，像瓷器一样光滑，手腕处还扣着一只玉镯。我低头在她腕上轻轻一吻。她一挣，没有挣脱，头勾得更低了。
我说，小芹，你真的像仙女一样美丽。
她好像有些恼怒我的冒失，不再理我。旁边草丛里的蛐蛐儿叫得越来越响。我也有点索然无味起来，讪讪地看远处的海。
我没想到小芹竟然会和我一同去宁波府。开始，我没有发现她。我还以为她为昨夜的事赌气，连送都不愿意来送我了。这让我感到无以名状的失落。
负责押车的是小芹的哥哥，还有一个是她的堂兄。车夫套好轭具，我刚刚坐上大车，背上就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还真没认出是她。她穿着对襟大衫蓝布男装，一身小伙计的打扮，一顶麦秸帽几乎遮没了脸，这副俊俏的打扮让我觉得中国姑娘应该都穿男装才对。她摘下帽子向我挤眼笑笑，身子一偏就坐到了我身边。
她抚着辫梢上扎着的红头绳，告诉我说，她磨了父母好半天，他们终于同意她跟车出一趟远门了，但要她穿上这身该死的衣裳，装扮成一个伙计。
“这衣服大得还能藏下一个人呢，你不嫌我难看吧？”她气恼地说。我认真地告诉她，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看。她孩子气地笑了，细密的贝齿看得我心旌摇动。车队沿着乡村大道逶迤前行，路很不平，路中央硌出的石头让大车颠簸得厉害。车子一晃动，我的身子就会与她浑圆的肩头撞在一起。太阳越升越高，都刺得人睁不开眼了，汗水顺着背脊像蚯蚓一样爬。她让我把头靠过来一点，这样她宽大的帽檐就可以帮我遮挡一些太阳光。
第一次出远门，她对什么都好奇，追着赶车的问这问那，连路边的黄狗打架都会逗引得她咯咯发笑。她把扎着红头绳的辫梢拿在手里，模仿着车夫赶车的动作挥动着，并轻轻地哼起歌来：
奴奴河头洗窗纱，冤家船头切西瓜，若要奴把你牵挂，等到倒甩杨柳发春芽……
我夸她唱得好听，她说是妈妈教的。她说妈妈有好多这样的歌，做女红时常常边干活边唱，她也学会了。她又换唱了一支谜语歌，让我猜猜唱的是什么：“大海洋洋是我家，太阳一晒就开花，此物颜色不好看，挨家挨户都爱它。”我茫然地摇头，不懂她唱的什么。她扑哧一声笑了，指了指满车的盐包说，这说的就是盐呀！
我跟着哼了几遍，觉得用唱歌的方法来学说中国话要方便得多。来到中国的这些日子，语言不通一直是我最大的苦恼，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个学说中国话的方法而高兴。跟小芹一说，她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但一会儿阴云就蒙上了她的脸，闷闷地不再说话。
过了龙山卫，再过了骆驼山，赶车的说宁波府近了，要不了一两个时辰，就可以进城门了。小芹的脸色愈加灰暗，蔫蔫的不说话，与刚出发时的欢快模样大相径庭。说真的，分别在即，我也很舍不得，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但我毕竟不能一辈子做一个海边的晒盐工，为了找到母亲，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可能在这个海边小镇停下脚步。
车进宁波城已是傍晚时分，日光西斜，但尚余热力，把城门旁的几棵歪脖子柳树晒得耷拉着头没精打采。空气中有一股飞扬的土腥味。我看着沿途灰扑扑的街市，喃喃着这座城名：NINGPO。小芹不解地看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激动。我能告诉她吗？这就是我妈妈出生的城市。二十多年前，我从英国来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和她相识并共同生活。正因为这一切，这座滨海小城在我眼里才变得可爱可亲。
我泪水涟涟的样子也感染了小芹，她一定以为我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分手而伤感，紧紧地往我身上挤靠了一下。
夕阳一路都跟着我们。我辨认出了这座城，就像从一张苍老的脸上辨认出一个人年轻时的模样。
车到东门口元泰盐铺，伙计们开始卸货。我要走了。我要在天黑前去海关找到马士先生。我跟小芹的哥哥告别。小芹一直垂着眼不看我。她那副伤心的样子看得我心痛。
我一眼就看到了江北岸的天主教堂。它正好在一个河湾处，距离江边五六十米远。哥特式的建筑样式加上尖顶的十字架，使它在一大片低矮的平房中显得格外醒目。
我站的地方正好处于两条大河的交叉处，从南面和西面过来的两条河在这里汇合，形成一个巨大的Y形。宽大的河面上泊满了帆船和三桅船，放眼看去都是林立的樯桅。一些到港的木船落下了帆，也有一些挂着外国国旗的远洋轮船拉响了起航的汽笛。沿江一字儿排列着几家钱庄以及出售木材、大麻、漆器、瓷器和谷物的店铺。宁波府的繁华，实在超出了我的想像。
我坐一艘摆渡的小舢板到了江北岸。从1842年开埠以来，这里就是外国人的居住区。欧式洋房、整洁的马路和公园里的路灯、铸铁长椅，一刹那间让我有一种走在伦敦西区的错觉。海关在教堂以西百米远的地方，是一幢两层的英式楼房。在一间临河的房间里，我见到了税务司马士先生。
我说是金登干介绍我来的。他从一大堆账册文件中抬起头，正了正夹鼻眼镜，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呵，我知道你，你是阿瑟吧。”他盯着我仔细地看了一会，突然笑了，嘴角的两撇胡子幅度很大地往上耸了起来，“你的眼珠子是黑色的，你的额头也是亚裔人种特有的。哦，一个多么漂亮的混血儿！”
“你还有一个姐姐叫安娜，还有一个哥哥叫赫伯特吧，他们怎么样，和你一起来了吗？”
我实在不习惯这种美国式的热情加饶舌，就简要说了一下来意。
他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说话也字斟句酌起来，“没错，你父亲最初来中国就是到的这座城市，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年他十九岁，是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一名随习翻译。他的确是在这里认识了你母亲，一个当地的渔家姑娘，他们还共同生活了七年的时间。离开这座城市后，他们一起去了广州，又去上海，直到你父亲调任北京。”
“后来呢，她去了哪里？”
“哦，这我不知道了。”
“有人说她死了，我出生那年就死了，这是真的吗？”
“这个……”
“您不是他的传记作者吗？这一切应该最清楚吧。”
马士先生说：“没错，我的确曾想为赫德爵士和他创建的伟大的中国海关写一部传记，为此我征询了爵士本人的意见，并请求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书信、公文和全部七十余卷的日记。但这个计划并没有真正实施就不得不停止了。开始，他对我的计划是表示赞同的，我得到了他的大量手稿、书信和部分早年的日记。但还没开始动笔，我就收到了爵士的信，他自谦他不过是时代车轮上的一只苍蝇，过分推崇他是不明智的。关于他的日记，他说那都是些应该烧掉的东西，本来早想付之一炬的，但考虑到跟随他多年，又保存着大量海关初创时期的资料，就不打算毁掉了。
他说想抽时间把这些日记重读一遍，把不应该披露于世的内容剔除出去，但这项工作可能要花去他五六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而且他的生活必须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稍许的变化。我怎么可以等他五六年呢？我知道他这么说，实际上是婉拒我为他作传。因为得不到他的全部日记，仅凭他早年的而且作过修订的这几册，我是不可能为他写出完整的传记的。我不得不极其遗憾地割舍了这个想法，转而去写一部帝国的对外关系史，用一部历史来代替我一直想写的这部传记。当然这部历史的主线还是总理衙门和中国海关，在写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我会把爵士允许我使用的书信和公文中的有关评述逐条摘录后加上去……”
我对马士先生的历史著作没有兴趣，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母亲的情况，以便我去寻找她。但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就吞吞吐吐，口风把得很紧。看样子他是再也不会多说什么的了。我请求马士先生允许我阅读保存在他这里的几册父亲的早年日记，以便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来。马士沉吟了一会，答应了。
他从书橱里取出一个公文包，打开来，是三册练习纸装订的日记簿，表面的墨绿色已经被摩挲得发暗了。“你可以在这里阅读这些日记，但你不能把它们带出去。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住处，就住在这里的海关职员宿舍吧。”
入夜后的街道，再也不见一个行人，像大水冲过后一样干干净净。从临江的海关宿舍望出去，码头上白日里拥挤的船只少了许多。屋外夏虫的鸣声和窗外的涛声更显出夜的寂静。湿润的江风灌满了屋子，吹动着桌前的日记本，就好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哗哗地翻动。
“我在中国的生活，卷一，始于1854年8月27日。罗伯特·赫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文学士，科学奖学金获得者。”扉页上潦草的笔迹表明了日记开始的时间。翻到第二页上，一句话突然击中了我：“我确信我是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在经受着磨炼。”
他在报复谁？受着什么样的磨炼？强烈的好奇心让我读了下去：
我一直在反省我自身的状况——世俗的和心灵的。我已经忽略后者到如此地步，这使我感到悲哀。我一度是快活的，因为那时我的一切行动都出于正当的动机——我那时总是以使上帝高兴为己愿，并按他的意志行事。不良的交往把我从安守本分的道路上引开。我所遭受的惩罚不仅有心灵上的损失，而且有肉体上的折磨。但是，我想，我可以说，在我最坏的时刻，也总是怀着一种怕使神不快的恐惧——一种因自己为了得到欢乐而不得不犯罪的悲哀。我曾一再下定决心，随之又立刻违背。我几乎要陷入绝望的境地。我自身的软弱，使我无法按我应该想、应试说或者应该做的那样行事，即使这是能争取到的也不行。我的弱点是看得很清的。而在圣经中就有医治我的疾病的良药。我的愿望是按上帝旨意生活——把整个心都交给他——爱他，崇敬他和一切顺从他。然而，虽然我是这样希望的，我却继续犯罪，经常让自己被一时的冲动引入歧途，说出有罪的话或做出有罪的事。我怎样才能解脱呢？
什么样的煎熬让他说出这番深切自责的话来？日记的记述一路从香港到上海，又到宁波，黑暗中浮现出一个十九岁少年的脸。那是一张瘦削、苍白、神经质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