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前教育需改革政府财政的投资政策
国务院做出的加强学前教育的决定，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学前教育对孩子们来说，是真正的教育的起点。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必须要搞好学前教育，扩大政府对学前教育关注的覆盖范围，以公正无私的服务，防止孩子们在起跑线上拉开过大距离。
根据我这些年的调研，发现学前教育的问题存在三个“差别过大”和三个“关注太少”。三个“差别过大”是：城乡的资源供给差别过大；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的条件差别过大；政府对幼儿园的扶持差别过大。三个“关注太少”是：一是对农村幼儿园建设关注太少；二是对民办幼儿园关注太少；三是对农民工子女入园关注太少。
中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注意力，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大的政府部门和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多有自己的幼儿园，服务对象原则上是本部门和本单位的职工子女。后来虽然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幼儿教育的体制还如同以前，凡是大的政府部门和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原有的幼儿园，其办园条件随着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得到了不断改善。但是，更多的小部门、小单位、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职工子女的学前教育是享受不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学前教育能够得到政府和大单位支持的不到20%，而80%的需要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则无缘享受政策的好处。
公办幼儿园受益于政府“锦上添花”的政策支持，不仅房屋宽敞明亮，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教师待遇好，吸引优秀教师资源的聚集。
而与此相比，社会上大部分孩子的家长并不供职于政府部门或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上的幼儿园只能是民办幼儿园，而民办幼儿园除了一些发达地区专门为富人开办的高档幼儿园外，绝大多数民办幼儿园属于营利性幼儿园，但因无法享受政府补贴，办园条件较差，教学水平不高。学前教育差距的存在，让民间颇有微词。
基于此，我们的学前教育应按照教育改革的要求，需着力对办园方式进行转变。
第一点建议是为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现，可以取消公办幼儿园体制，把所有公办幼儿园推向市场，对已有的公办幼儿园资产、品牌进行评估后，向社会招标拍卖。然后，按照社区和人口多少分布，整合和规划幼儿园的配置。根据财政投入能力，按照“雪中送炭”的原则，对幼儿园建设薄弱的社区给予扶持，对上不起幼儿园的低收入阶层进行必要的学前教育补贴。只有这样，国家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才能真正用在刀刃上。
第二点建议是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关注和投入。考虑到农村现阶段小学生减少，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小学并校撤校腾出的校舍，用于农村学前教育。此前一些小学校已经开办了学前教育班，但由于缺少国家的扶持，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前班都缺乏教师、器材，办得不伦不类，死气沉沉，未能对孩子的教育起到更好的作用。为了真正把农村的学前教育搞起来，国家可以根据当地的财政收入人均水平，对人均财政收入过低的地方，给予必要的拨款和补偿，暂不说标准化，但应使其具备学前教育的基本条件。
第三点建议是要创造条件，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在城市里与市民的子女享受同城待遇。要保证他们的子女在居住地就近入园。为此，还要在农民工聚居的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扶持建设一批民办幼儿园。对收入过低，但确有困难的农民工，国家可以按享受低保的办法，发放适当的学前补贴。
第四点建议是要特别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我们原来有中级师范院校可培养大量幼儿教员。但现在这些中级师范学校基本取消或改制了。幼儿师范院校没有了，幼儿老师也就没有了来源。为了适应学前教育的大发展，我们应恢复一批幼儿师范或者在地方兴办一批幼儿师范中专。
第五点建议是，学前教育应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培养幼儿的品德和生活能力上，不应该办成不是小学的小学，更不要千篇一律和过于奢华。我最近考察以色列的幼儿园时，虽然这个国家很富有，但幼儿园里大多都是摆放很多闲置的生活用品和各种劳动工具等，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学习和试验。我们深感应该向以色列学习，以启迪孩子们的思维，让他们接触现实、熟悉生活。
总之，学前教育既关系到品德和素质的提高，又关系到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加强学前教育，政府对于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做到公正无私，认真对待和解决好以上五个问题，为学前教育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3.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宽松职业教育环境
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政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十分重视职业学校的建设，那时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企业层面，建起了不少专业技术学校，输送了一大批专业技能人才。我当年初中班的同学毕业后有不少是进职业学校就读的，有学护理的、有学气象的、有学电工的、有学机械的。他们很多人后来参加了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工程，多数同学当上了车间主任、厂长和书记，有的后来还当了市供电局局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务院先后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把职业教育列入了教育工作战略重点。至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已达14767所，年招生数量已达810万人，在校生达到2056万人，中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已与高中基本相当。高等职业学院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达31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900万人。高等职业学院招生规模占到了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一半。
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在天津、四川、河南、广西和三峡库区设立了省部共建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2003—2008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00亿元，重点支持了1396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2200个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学院的建设。
经过多年试验和探索，职业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其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我在贵州、河北、河南、广西、江苏等省（区）看到不少职业学校都办得相当不错，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例如河南信阳地区的一所职业学校，不仅培训职业技能，而且还培训外语，这个学校的学生有不少走到了日本、韩国，得到了国外企业的认同和欢迎。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职业教育的地位过低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各级政府的认识和责任问题，也有职业教育本身的水平问题。
我们的职业教育包括技能型高级技工的培养，服务型高级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以及技术应用、开发、创新方面的操作人才培养等。应该说这种大众化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比精英人才的作用小。就像青岛港杨振超那样，虽然他只是一个操作工，但他对于技术的应用、开发和创新是精英人物无法替代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和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技术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并且已经明显不足和稀缺。因此，职业教育应该有它重要的位置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由于中国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旧观念仍然驱之不散，并具体体现在职业教育中，使职业教育变成了另类。就拿高考招生制度来讲，高等职业学院被定位为第五批招生，这就是明显对职业教育的歧视。虽然教育部多次说明了高等职业教育只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种层次，但在招生时却规定三本录取完了之后，才能报考高职。这实际是在招生制度上就把高等职业学院定成了一种层次，而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类型，如果视为一种类型的话，就应该与其他高校平起平坐，让一些优秀的人才也能走进职业学院。
由于高考招生制度把职业教育打入了另类，必然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并波及企业和社会的各方面。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招用人时，往往都盯着本科毕业生，而较少重视对职业技能人才的招聘。职业院校毕业生不能报考公务员，不能升学深造，把职业院校毕业生打到了最底层。这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抑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因此，要办好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真正昌盛起来，应该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报考职业学校那样，不分层次、不分等级，鼓励优秀学生报考职业学校，甚至一些职业学校可以率先招生，率先录取。我最近在日本、韩国考察职业教育时，了解到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日本、韩国第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所以，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收入不会过低或过于悬殊。因此，人们对进入职业院校读书的积极性不像中国这么低。
第二个问题是职业学校的教学条件问题。其中包括教师配备、教学设施、实习条件及运营经费等。
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职业教育的教学条件仍然较差。有些职业院校技能教师严重缺乏，我们走过的一些学校，有的技能教师是临时从企业聘任的，有的是兼职的，有的是刚从本校、本专业毕业的。
总的来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力量太薄弱，从学校到学校的多，有实践经验的实在太少。从教学设施看，少数学校条件不错，配备有各种电子机械装置、数控机床、解剖汽车等。但的确还有很多职业学校，因为学校自身缺乏经费，又得不到社会资助，学校内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有的则因为设施的技术水平落后，学过的东西到实践中不能用。有的设施则因为数量过少，而“只能看，不能摸”，限制了学生的学习和实践。
另外，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为学生提供实习操作机会和条件，这方面好的职业学校不成问题，但也有不少学校找不到足够的、合适的实习场所。总的看来，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参差不齐，悬殊很大，缺乏必要的标准和统一。职业学校除了文秘、外语专业外，很多专业技能的培养，是需要有相应的设施条件和实习条件给予保证的。为了办好职业学校，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特别要注意在大面上扶持，仅做“锦上添花”远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职业教育存在死胡同。在国外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职业院校的学生，是可以有继续深造的机会的，尽管有这种需求的人数不多，但这个通道是畅通的。而我们现在进入了职业院校，好像进入了死胡同，一锤定终身。实际上这也是一些家长和学生不愿就读职业院校的原因之一。
为了办好职业教育，我认为：
一要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作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抓手。通过对日本职业教育的考察，我们深感要把职业教育真正推上去，必须要在职业教育之外的收入分配上下功夫。中国的普通工人，第一线的劳动者，收入过低，必然造成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必将抑制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迄今中国的亿万富翁之多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了5000美元，而我们很多普通工人的收入还在千元以下，有的仅五六百元，这同日、韩形成鲜明对比。在日、韩，尤其是日本，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所以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就读职业院校和其他学校并没太大的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什么层次问题。因此，不会因就读职业院校而担忧。
据统计，在中国，就读职业院校的学生中，真正愿意的学生仅占职业院校总人数的5%，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职业院校将很难办好。为此，必须重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扩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这将是推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要改变中国招生中的层次划分，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尤其是高考招生，需尽快改变高等职业学院被定为第五批招生范围的规定。从长远看，高等职业学院招生应与其他高校平起平坐。为了提升职业院校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允许一些职业院校在统考之前进行招生，也可以像韩国一样不受国家限制，根据学校需要，随时随地进行招考。
三要拓宽职业学校学生的发展出路。改变就读职业院校如同进入死胡同，不能继续升学的现状。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拓宽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出路。对一些有志于进一步提升的中等职业院校生，应向他们提供报考大学的机会，国家还有必要像日本一样，设置一些技术性强的大学，专门招收职业院校学生实现进一步深造，或允许高职专科毕业生到相关本科学校插班。
四要大力促进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寄希望于师资的配置与培养。教师培养远未跟上，教学质量就跟不上，只有有了过硬的师资，才能培养出合格和优秀的学生。
为此，我们可学习日本、韩国关于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和选择办法。日本造就职业教师的育成体系要求，专业毕业生有三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后，才可以参加职业院校教师资格的考试，经发证后方可上岗。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国家应出台职业教育的扶持政策，一方面要鼓励有一技之长的企业技术人员到职业学校任教；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有志于做职业技术教师的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到有关企业参与实践。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造就取之不尽的职业教师之源。
为了办好职业教师的考核与认证，一定要打击认证过程中的腐败和乱收费现象，防止见钱发证的现象发生。
五要鼓励民间投资职业学校，放开对民办职业学校的管制。国家应鼓励和促使民间的富人投资兴办学校。对民间投资办校，要放宽政策，学习日本。民间办学规模、课程设置、招生数量、培养年限，应交给学校法人自己确定。国家可控制学生职业证书的发放和考试的内容，以保证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质量。必要时，还要解放思想，放开外商投资，兴办职业学校，摸索外商投资办学的新路子。
六要把国家对职业学校的投资用在刀刃上。现在实行的职业学校学生每人每年补1500元学费的做法，实际是为了激励学生报考职业学校。我认为这一做法有些脱离实际。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应该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把补贴金改为助学金，无需要的可以不补，有需要的可以申请。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确实困难，嗷嗷待哺，应成为助学重点。
国家在补贴数额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把补贴的钱向贫困地方倾斜，向贫穷家庭学生倾斜，有的可以高一些，有的可以少一些。根据我们的考察，一些财政收入少、人口多的农业地区，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很差，国家应该拿出一些钱，为这些学校增加设备。没有设备，学生不能实习，不能动手，教学质量无法提升，学生能力无从谈起。
4.不解决教育问题，对不起农民工
农民工，除了参与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和房地产施工外，实际上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的学生属于农民子女，1.56亿在校学生中，1.1亿在农村就读。因此，农民工子女，除了少部分走进城镇就读外，绝大部分尚留在农村。我们常说有2000万留守儿童，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留守儿童实际已经超过5000万。
我们的调查发现，贵州、河北、广东、河南、云南、吉林和新疆等地前几年都下功夫推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为促进教育向均衡发展，向公平目标迈进，各地都在致力于改造薄弱学校，实行标准化办学和推进民办学校的建设以满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需要。
但是农民工输出地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仍然很多。首先，这批孩子长期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得不到父爱和母爱，有的生活孤僻、精神抑郁。广东省教育厅汇报情况时说，广州火车站每年春节过后，站台和车厢内都会哭声四起，有的是父亲送母子回乡留守的，有的是父母送子女回乡就读的，每当这时，车站就变成了一个眼泪横流的伤心地。
由于很多地方财政困难，对农村学校撤并力度较大，造成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一些儿童，每天要跑几公里之外去读书。虽然也有些学校建设了宿舍，但能住校的还是少数。这些孩子不仅上学路程远、不安全，而且每天在路上也浪费了不少学习时间。
另外，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造成很多农民工家乡的学校不能按国家规定实现小学三年级开英语课和计算机课，很多学校因财政无力支持而不能兑现，造成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很多农村孩子在受教育的起跑线上与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孩子拉开了终生难以追赶的距离。在中部、东部和西部都存在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造成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极差。例如河南某市，学生人均校舍面积、运动场地面积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小学仅有11%，中学仅有27%。另外，大班现象仍然严重。有的大班学生人数达到100人以上。
农民工子女所在的地方，都是欠发达省份，这些地方大学少，办学条件差，考生考取大学的难度较大。例如前文提到的河南省，虽然教育投入已占到财政的22%，但就其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而言，却排在全国倒数第三。作为农民工输出最多的省份，农民工子女升大学严重困难。据我所知，很多农民工，因本省学校少，不得不花高额费用到京、津、沪等地的民办大学就读。
尽管有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在输入地就读，但其子女教育问题同样不容乐观。
很多农民工住在城乡结合部，因此不可能上好学校，只能在比较差的学校就读。有些学校和农村差不多，有的还不如原籍的农村学校。
流动儿童大多只能在收费高的民办学校就读。例如广东省东莞市，外来务工人员数是本地居民的5倍左右，政府支持兴办起民办学校240多所。这些学校每学期学费在1500～2500元，工资低的农民工仍然望而生畏。据了解，尽管东莞有40多万外来学生在这里就读，但真正的农民工子女只占其学生的20%，多数农民工还不得不把子女送回家乡读书。
而且，民办学校条件同公办学校形成鲜明对比。以东莞长安镇为例，这个镇年财政收入25亿元，本地人口4万，外来人口70万。民办小学13家，在校生21200人；民办中学4家，在校生3706人。公办学校教师工资是：小学教师10.89万元/人年，中学教师12万元/人年，学校的学生人均经费约1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人均月工资仅有2000元左右，一年仅为2.4万元，同公办学校教师待遇相比，相差4～5倍。
农民工子女即便在属地读完初中，高中便不能再读了。鉴于高考的原籍化，很多农民工的孩子不得不离开父母赶回老家念高中。在属地长大的十五六岁的孩子被迫离开父母回到家乡，他们经常会出现生活不适应、气候不适应、精神不适应，有时还因各地教材不一样出现了学习不适应的情况。
为了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读问题，我建议：
第一，改革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农民工数量大，占到总人口的1/8，并且因为他们多是年轻人，多处于生育期和准生育期，又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可以生两个子女，这样就造成农民工的子女数量比我们推算的还要多。
很多农民工的家乡条件较差，县级财政往往只有几千万或一两亿元，这对几十万人的县来说，吃饭都不够，在“以县为主”管理教育的情况下，造成一些学校经费严重缺乏，办学条件无法改善，教师工资过低，教师流失严重。因此，建议义务教育要改变“以县为主”的做法，或像国外那样由国家兴办义务阶段的学校，或根据各地财政收入情况分别实行“以县为主”，“以省为主”和“以国家为主”，不搞一刀切。
第二，大力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办学的标准化。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1万亿元，并已决定把教育经费规模提高到占年度GDP4%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标准化的条件。这次教育改革方案也强调了这个问题，但要使那些条件标准化，需要针对存在问题，做到从实际出发。
我认为，国家应根据实际能力对中小学办学条件做一个总体设计，已经有标准的继续沿用，尚没有标准的要进行完善。包括学生班额、人均教室面积、人均办公条件、人均操场规模、实验室、图书馆，以及计算机如何供应，多媒体教室如何保证，厕所如何改造，教师工资如何规定，都应该实行标准化。而更重要的是标准设定之后，如何保证落实，国家财政如何进行支持，都需要强化政府决策的执行力，绝不能全部推给地方，使其流于形式。
第三，要尽快下大力气解决留守农民工子女寄宿就读问题。总体来看，留守儿童缺人照顾，为照顾子女，有些年轻妈妈也不能外出打工，造成夫妻长期分离。为了留守农民工子女得到妥善安置和更好学习机会，应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寄宿就读问题。
我们在河北承德看到，有些学校有了寄宿条件，但只能满足家住5公里之外的孩子，其实5公里对孩子已十分遥远。应尽可能创造条件，使愿意寄宿的孩子都能寄宿。另外，各地应配备寄宿学生管理人员编制，做好对寄宿学生的服务。
第四，严禁农民工流入地公办学校对农工子女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造成了教育腐败比较严重。因为有乱收费现象存在，造成一些学校该接收的孩子不接收，有意留出位置进行高额收费，使得很多孩子必须跑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就读。
为了确保农民工在属地公办学校顺利就读，一定要坚决禁止乱收费行为，严厉打击那种要家长“自愿赞助”行为。
第五，对在农民工流入地就读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国家也要实行“两免一补”。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如贵阳、遵义、毕节、承德和张家口等地，都让学生享受了“两免一补”，而发达地区农民工多的地方则不能给上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进行“两免一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不仅应该补学生，而且应该对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进行支持和补贴，只有这样才能谈上教育的公正和公平。
第六，坚决改革高等教育在原籍报考的制度，实行异地报考。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外国人在中国上学我们可以放开，而对我们自己的子女考大学，却要画地为牢，不能有任何越界，这到底对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必要和好处呢？
建议国家坚决取缔升大学必须在原籍报考的制度，让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在属地报考大学。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共享一个蓝天，共享一个太阳。否则，我们就对不起农民工，也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
5.推进教育公平需实施六大工程
考虑到义务教育均衡对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根据我近几年广泛而大量的考察、调研，我认为当前为使义务教育均衡进入到“初级阶段”，建议参考国外的做法，借助国家对教育的统一投入，实施以下六大工程。
（1）计算机配备保障工程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进入21世纪，教育部做出决定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计算机信息课。但是，由于很多欠发达地区由于由于财政困难，不少农村学校没有能力购置计算机，致使很多学生在小学毕业时还没见过计算机，更别说使用计算机。
我们总在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在几乎所有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仅在小学阶段就缺少了四年的计算机课。现在一些名牌大学里，农村孩子的比例从过去的80%降到10%左右，可见这个问题已然十分严重。
可能有人会说，名牌大学里农民子女减少是城镇化加速造成的，其实这种说法不对，2012年教育改革大会资料指出，至今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家庭孩子还占80%。一边80%的现实存在，一边仅10%左右可以入大学，这不正是很多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以国家财政为保障，在所有至今还买不起计算机、开不起信息课的学校配备计算机。我1991年去美国考察时，他们所有的小学都有计算机中心。在进入21世纪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要保证所有中小学都设有计算机中心。
（2）旱厕所改造工程
国家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早就提出了为确保妇女儿童的健康，农家的厕所都应由旱厕所改造为水冲厕所。几年前我受命带队到各省市进行妇女儿童纲要的督导，先后走过南北五个省市，所看到的农家旱厕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未曾料到的是，农村的孩子们在家中已经不在旱厕如厕了，而到了学校却又要进旱厕大小便。义务教育的标准化，没有把厕所改造列进去，致使中西部尚有很多中小学还在使用旱厕所，有的县旱厕所占90%以上。
为了保护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提高学生的文明与卫生水平，建议对中小学的旱厕所尽早进行改造。据调查，凡是至今仍保留旱厕所的学校，都是当地财政极困难的学校。为此，建议将学校旱厕改造纳入国家计划，可以不要求地方匹配资金。首先要确定好水冲厕所的基本标准，凡是使用旱厕的学校，均按学生和教师数量给予旱厕改造拨款，力争早日完成改造。
（3）教师周转房建设工程
现在的住房改革，忽略了农村学校的教师住房问题。过去很多农村学校是靠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支撑的，因这些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多来自当地，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农村，所以很多农村学校是没有教师住宅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大多数乡镇都合并了很多学校，学校规模扩大了，乡镇对教师的要求提升了。要吸引大专毕业生到农村去任教，没有住房是留不住他们的。
据了解，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因为在农村中小学没有住处，所以缺乏在那里长期工作的打算。依据多方面的反映和要求，也为了留住农村学校教师，提高农村的教学质量，建议在广大农村中小学建设一批教师周转住房。可廉价出租，永远居住，以利稳定农村教师队伍，保证教师安居乐业。周转房建设可纳入国家公租房或廉租房建设计划，在其资金拨付计划中切出一块，支持教师周转房建设。也可在新增教育经费中，切出适当份额，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4）农民工子女同城待遇落实工程
据调查，中国很多数城市都在积极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实行了同城待遇。公办学校较多的城市，农民工子女已经和当地市民的子女一样，在公办学校享受了免费教育。也有公办学校较少的城市，采取了购买服务的办法，让部分农民工子女进民办学校，但应交的学费按公办学校标准由政府全额支付。
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城市，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以农民工数量大，财政难以承受为理由，至今未能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同城待遇问题。很多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依然要交费，小学要交1600～1800元，初中要交2000～2200元，这对农民工来说仍然是一个较重负担。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很多富人的孩子的义务教育都免费了，而这些收入最低的人，孩子的义务教育还不能免费，这显然十分不合理。
据调查，这些说无能力承受农民工义务教育免费的城市，往往都是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既然农民工为这些城市做出了贡献，这些城市就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建议国家能够给出一个“实行同城待遇”的肯定说法，或下达一个红头文件，尽早地解决农民工义务教育免费问题。
（5）远距离学生寄宿工程
这几年，或因为农村学生减少，或为了降低行政开支，很多地方都撤并了一大批乡村学校。学校撤并前，农村的孩子是可以就近读书的。但在学校撤并后，很多学校覆盖面达到了五公里以上，有的达到了十公里，甚至还要多。如此，造成了很多小学生要跑五六公里甚至十公里左右去上学，给孩子们的安全带来了风险。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还要风雨无阻地天天接送，也给一部分家庭带来困难和不便。
国家对寄宿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些要求，并对西部地区转移较多资金，盖了较多房屋，解决了那里的寄宿问题。但是，现在发现中部地区因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学校无房可以寄宿。为此，建议国家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小学生寄宿问题的新情况，对需要寄宿而没有住房的学校，要实施寄宿工程，并视各地的具体财政情况，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
（6）农村生师比调整工程
中国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不同，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学校分散，往往会出现所开班人数过少问题。对于老师讲课来说，人多要讲，人少也要讲。正因为农村学校很多班额过小，所以按讲课的频率而言，相对少的学生反而需要相对多的教师，也就是说按生师比定教师编制的话，农村的教师需求应该高出城市。
但是，在事实上，我们现行的教师定编恰恰与这一实际需要相反。现行的城市中小学是按生师比19：1定的编，而农村则是按生师比23：1定的编。这就造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尤其是在各乡镇通过撤校或并校，班额明显减少，原先农村实际保存的教师名额，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安排。
教师编制不合理问题是当下一大难题。根据各方面的反映，我们建议应实施农村生师比调整工程。一个办法是，把农村的生师比提高，至少不低于城市标准，也按生师比19：1进行核定。另一个办法是，在农村按班师比来核定教师名额，以实有的班数配备教师，以缓解农村学校教师编制过低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