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迪明白了，林琳说的有道理，于是他接了一句：“那时候的事情很难说明白的，据我所知，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４４６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５７４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９５４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４４６年）３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５７８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５８１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４６００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９５４年，后周世宗继位后，他吸取了历史上前三次的灭佛经验教训，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革后，对灭佛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行使政府职能下令废除全国寺院３０３６０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
顾迪侃侃而谈：“那么，就算是这些所谓的法难存在，与僧侣们藏匿宝物，有什么关系呢？”
林琳笑了笑，道：“小傻瓜，这你还不明白啊？就是因为当时的皇室对僧侣们存在敌视，认为僧侣就应该干僧侣该干的事情，而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者说，逾矩了作为僧人的本质，所以才对他们大肆掳掠，僧人们为了自保，甚至说对抗朝廷，只能把抢夺来的宝物藏匿起来，企图东山再起，所以，才有了铸造佛像，往里面搁藏宝图之说啊。”
顾迪点点头：“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嘿嘿，明白了。”
顿了顿，他有说道：“丫头，但是这个铜鼎它不是佛像和法器啊，我从铜鼎里面取出的这块丝帛，你看出门道没有？”
林琳正色道：“看出来了，这种文字是属于古文字的一种，但从书写的笔记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外国人书写的，他叫威廉•菲波斯，上面记载的不是很详细，只是说他在偶然中发现一张有关洛豪德岛的地图，图上标有西班牙商船‘黄金’号的沉没地，他惊喜若狂，感觉到一个发财的机会到来了，这是一个故事。
大致是讲，在１８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班牙人沿着哥伦布的航迹远征美洲，从印地安人手里掠夺了无数金银珠宝，然后载满船舱回国。然而，他们的行动被海盗们觉察了。于是，海盗们疯狂袭击每一艘过往的商船，惨杀船员，抢夺了大量财宝。
如山沉重的财宝，海盗们无法全部带走，于是将剩余部分埋藏在洛豪德岛，并绘制了藏宝图，海贼们发血誓表示严守秘密，以图永享这笔不义之财。哪知海盗们终归是海盗，哪有信用可言，一些阴谋者企图独吞宝藏，一时间血肉横飞，一场火并留下了具具尸体，胜利者携带藏宝图混迹天下，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藏金岛的传说也不胫而走，风靡世界。
菲波斯怀揣这张不知真假的藏宝图，登上荒岛，四处勘察，然而他一无所获。正当他徘徊海滩时，无意中脚陷入沙中，触及到一块异物，经发掘是一丛精美绝伦的大珊瑚，在珊瑚内竟又藏有一只精致木箱，箱中盛满金币、银币和珍奇宝物。菲波斯狂喜万分，他在岛上待了３个月，疯狂地寻觅，整整３０吨金银珠宝装满了他的纵帆船，他实现了发财梦。
但是他并没能将这些宝贝运出来，因为帆船行驶出海岛的时候，偏离了航道，来到缅甸的一个荒岛上，这时候菲波斯已经精疲力竭，食物也消耗殆尽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将这批宝藏重新藏起来，并标注了具体位置，然后制作了漂流瓶，把它扔进了河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只漂流瓶抵达了我国，后来又被民国时期一位叫李宗武的商人捡到，李宗武也没有去寻宝，就把藏宝图绘成锦帛藏在了这只铜鼎中了，一直到你发现了它的存在，小顾子，我真不知道是该说你运气好呢？还是说你是傻人有傻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