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过煤气之后，小六儿几乎是随时随地睡去。吃饭、洗澡、走路、玩，他揉揉眼睛，说，想睡。蜷在墙角，或者往椅子上甚至地下一坐，就睡了。叫是叫不醒的，只能等他自己醒过来，时间不长，十到二十分钟不等。本来大家都觉得他像他妈刚死的时候那样，慢慢就好了。可过了两个礼拜，一点儿改善都没有。我妈带他去医院。医生说，小孩睡睡觉有什么希奇的。结果小六儿出了诊室跟我妈说大概要睡着了，坐在走廊旁边的椅子上，很快真的睡了。我妈冲进门诊室，把医生拽出来，让他看：“我从你那儿出来刚几分钟啊，你看，正常小孩儿有这样的么？”
他们把犯迷瞪的小六儿从椅子上揪起来，检查了身体，也不见哪儿不对。医生说，恐怕是脑子里的毛病，要不做个CT、核磁共振？我爷爷中风之后做过CT，我妈知道价钱不便宜。她问医生那个什么共振要多少钱啊。 ……小六儿跟她说：“反正我又死不了，睡就睡呗。管它呢。”
小六儿说，想睡的时候，好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也不做梦。什么都不知道。“睡着不想醒，醒了还觉得特失望。”
收债的还来过两次，总是跟门口寻么半天，看清楚我爸自行车没放在门道那儿，这才敢进院。他老是拽着小六儿说借条借条，还剩多少钱没还这些屁话。有次正好我爸回来，给撞见了。收债的立刻冲到院外，在门外头跳着脚嚷嚷：“死警察，你丫有种当街打我啊。”
“欠债还钱！理所应当！”
说完这两句撒腿就跑。小六儿他妈欠的债，还剩下四万多。可我爸为了给我爷爷看病，还欠了哥们儿几千块钱不知道怎么打发呢。小六儿的事儿最后该怎么办，我爸也不知道。那天他又喝了好多酒，完全醉了，半夜还吐了两次。我爷爷是早年被革职的警察。他放了一个犯人，其实这也不是放，而是俩人约好：犯人回家看一眼，即刻回来。可这人回家以后杀了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最后自杀了。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我爸也不清楚，只是爷爷灰溜溜退下来，我爸在所里别扭了好几年，不得不比别人更卖力更尽心。有天晚上，我爷爷觉也不睡，唠叨这件事唠叨了好久。我和小六儿躺在床上听他说，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那人的孩子得了病，国内治不了，用进口药顶着，只能保命，花钱如流水，为了治病欠了一屁股债，他去偷去抢，想尽要命的办法凑钱。他觉着自己被抓了跟牢里出不来，老婆在外面也没好日子过，于是下了狠手。我爷爷说，他孩子那病，没过两年就能治了。如果当时熬过来，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儿了。大概，缓缓，日子能过得挺好吧。那人的爸爸是我爷爷的老朋友，死在朝鲜战场上之前曾经嘱咐我爷爷，家里孩子要出生了，肯定是个儿子，你得帮我好好照看。夜里，小六儿一边做梦一边哭，哭出声来那种，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推醒。他梦见他爸跟他妈在前头走，他跟着他们，可他们越走越快，他不得不开始小跑，到后来小跑变快跑，想拉他妈的手，可那只手是滑的，怎么也抓不住；小六儿又去拽他爸，他爸不让他拽，一个劲儿轰他赶他走……
虽然再没哭出声，他的眼泪却好像止不住一样， 连睡着了都一直流。自打他中了煤气以后，他睡觉就不再靠着我胳膊了，而是自己缩起来。我碰着他，他会缩得更紧。 东四几乎每天胡同里都得有一个傻子或疯子，都得有几个特别凶的老头老太太。我们院就住着一位让人害怕的老太太。祁老太太长得不怪，可她从来不正眼看人，不笑总是绷着脸。这个院子以前都是她家的，她出嫁以后，家道败落，她爸卖了前院的几间厢房给了我太爷。解放以后，政策又改了，才前前后后住进来好多人。但祁老太太住的是正房，比这院子里其他人家都宽敞。
家里就她一人儿，解放前，她丈夫娶了小，带着她儿子去了台湾，据说她儿子现在在美国。她给儿子写过信，那时候她眼睛还能看清，可一封回信都没收到。在她那几间房门口竖了一道竹杆篱笆，里面围了个小园子，种了丝瓜葡萄，还有好多花，牡丹月季什么的。以前，丝瓜要是长出了她的园子，我还有廖凯会揪下来拿回家去。祁老太太无数次站在院里骂，也没人理她。到后来，还没等丝瓜结上，她就干脆把藤条剪了。我们只好拆了几条竹杆子爬进去偷葡萄吃，没少挨打。她有一个硬木头的金属头拐杖，给她打两下得龇牙咧嘴叫唤半天。收债的第三次来，祁老太太像个幽灵一样无声无息从屋里钻出来，把他叫过去说了半天话。 祁老太太到底有多少钱呢？谁也不知道。传说她屋里有个大檀木或者楠木——从来没听清楚过——盒子，里面全是金条。可她人很小气，比如，一直站在菜市场卖鱼的摊子边上等着，等刚死了翻上来的鱼，好少算几毛钱；她脾气还坏，换煤气从来都是让廖俊他爸帮忙，从来不说谢谢也不给钱，还因为位置放得不对把廖俊他爸说了一顿。她给了收债的四万块钱，把那张借条要了回来。条件是小六儿要照顾她到她死。我爸说：“这哪儿成，买卖人口啊？”
“有什么不成，他一人儿，我也一人儿。我一寡老太太能把他怎么着啊，只要我活着就给他吃穿供他上学。”
祁老太太特别坚决。小六儿和他妈刚进院住那会儿，她也这副特坚定的表情到我家来，跟我爸说理：“那房子没人住，也是我的房子。你哪儿能说让谁住就让谁住啊？”
小六儿没说不愿意去，还笑着劝我妈放宽心。我猜他还是担心会被送到孤儿院那类地方去。我们谁都不知道孤儿院什么样，固执地以为变成孤儿是件特恐怖的事儿，大概是小时候三毛流浪记之类的看多了。后来有讲儿童村的电视剧，似乎还不错，至少有国家养着，不用为钱操心。“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好过自己一人儿。”
小六儿说。 从那时候开始到祁老太太去世，又是三年多。这三年，大概是我们生活中最相安无事的三年。至少大家生活都正常。该上学的上学，该谈朋友的谈朋友，我们都一天天长高长大。想想看，都觉得安静得不得了。小学升初中那阵子一直盛传说要取消考试，大家就近入学。可到最后我们还是考试了。我爸一心希望我能上个好点的学校，别去“大拨轰”
的那种，往后上大学。我跟他说我想当警察，片儿警都成。他说：“当警察有什么好。你看看我，你看看你爷爷。现在还不是这样么？”
这往前，除非我爸喝多了，我们没吵过架。可从那天开始，我们连吵了一礼拜。我爸把门一插，把我妈锁外头省得她瞎搀和。我们对骂，群情激愤。我妈跟门口站着，不停敲窗户往里看，嚷嚷：“你们俩干吗啊，有话好好说。”
小六儿老劝我：“甭跟你爸争了，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兴许你自个儿就不想当警察了。”
那时候我还是个胖子，我见过的警察都跟我爸似的，偏瘦，脸色蜡黄，手指被烟熏得发棕，全是青筋。人家说，男孩子小的时候会有一阵子制服幻想，比如想当消防员，飞行员，当兵，或者警察，觉得他们勇敢，特厉害，还特飒。可我爸他们可一点儿不厉害，不帅。我这是中的哪门子邪，较什么劲啊。 我爸给我第一志愿报了一区重点。我成绩很一般，要是考上，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第二志愿报了一个二类校，其实没什么用。对我们来说，如果考不上第一志愿，只有“大拨轰”
这一条路。廖俊还说，如果我真能上了重点，她就请我到东四路口的肯德基去吃一顿。那时候全北京也没几家肯德基，到礼拜天，东四那家门口能排起好几条长队。我妈看人家排队，自己也去排，可到了收银台前，抬头看了墙上的价目牌，什么都没买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她说：“那点鸡块要那么多钱？有那闲钱还不如给胖子多买点肘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