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巨大的身躯依然嵯峨，阻挡着地平线，几个先驱智者却或已经发现，在巨人托尔斯泰背后赫然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如多山地区所见：最近最高的山峰，往往为毗连的峻岭所遮掩而不得窥其巍峨，等到慢慢远离之后才重新发现其雄伟。这座被半遮半掩的山峰，这个重峦叠嶂中神秘的山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条丰美的江河发源于斯，如今正可大量满足欧洲新的渴望。可与易卜生和尼采媲美的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他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
大约十五年前，德·沃居埃[7]先生以高贵的姿态，托着雄辩的银盘向法兰西献上打开俄国文学的铁钥匙，但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却为他论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认陀氏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又合乎礼仪地有所保留，为陀氏太多的粗言秽语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读者原谅，说什么“绝望促使他千方百计让我们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对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陈述，觉得这些作品即使不讨人喜欢，至少尚可忍受。之后，他着重论述了《罪与罚》，提醒读者注意，“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便停止上升了。”读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除了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翻译过来。他甚至说：“陀氏还会振翅飞翔一阵子，但只是在迷雾中，在越来越混浊的空中转圈子罢了。”然后他宽厚地介绍了《白痴》一书的特点，接着谈到《群魔》时，说这本书“杂乱无章，布局不工，不伦不类，充斥着世界面临末日的论说”，至于《作家日记》就像“暧昧不明的赞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论战”。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才子》（一译《地下室手记》），却写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长》的小说，因为比起先前的小说要差得多”，继而更不客气地指出：“我不想多谈《卡拉马佐夫兄弟》，据普遍供认俄国极少有人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作出结论：“我的任务只限于唤起人们注意这个作家，他在那边已大名鼎鼎，在这里却几乎名不见经传；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显示他多方面才华的三部，那就是《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
因此，我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该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个告知我们的人，或者该对他生气，因为尽管他确实诚心诚意，看上去还勉为其难呢，但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奇才所提供的形象却是过分简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于歪曲的。因此我们怀疑了：《俄罗斯小说》的作者引起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于陀氏的，但只叫人们注意他的三本书，那就有损于陀氏了。诚然这三本书令人赞赏，但并非最有意义的，惟有读他更多的书，我们的赞赏才是完完全全的。不过，对一位沙龙式的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劳，活像纯种马总在活动，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说中认出自己，结果读时特别费劲，闹得精神十分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谈起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其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
德·沃居埃先生这些贬义的评价实际上延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使读者望而生畏，竟允许夏尔·莫里斯先生削足适履，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得残缺不全[8]，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终于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9]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读者的吸引力仍然缓慢，而且只限于相当特殊的精英层；不仅颇有教养颇认真颇宽厚的广大读者嫌弃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都不动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赏《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或对《查拉图斯特拉[10]》如痴如狂而对他人不太厚道的读者，也嫌弃他。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则就不切实际了。究其原因，相当微妙，但研究陀氏书信能使我们找到大部分原因。所以，今天我不想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著作，而只论述最近问世的一本书，即一九〇八年二月由《法兰西水星》月刊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
上篇
我们渴望发现一尊神，碰到的却是一个人：患病，贫穷，不停辛劳，奇特地不具备他强力指责法国人的那种假优点：口才。论及这样一本不加修饰的书，我将尽量让自己排除一切不诚实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从中找到艺术性、文学性或什么风趣的玩意儿，那我马上奉劝他最好放弃阅读这部书信集。
书信的行文常常是杂乱的，笨拙的，欠通的。我们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勉为其难地强作掩饰，没有纠正这种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们的引文全部参照皮延斯托克的译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处，都是尽量模拟俄文原本，虽然有时叫人感到别扭。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瞧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并非因为信件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尽可以厚，再厚也无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费心把已经刊登在多种杂志上的陀氏书信汇总一并发表。譬如，为什么他只取刊登在《田地》[11]（1898年4月？）杂志上三封信的第一封？为什么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弗朗吉尔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发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的婚姻，明显希望他生活中这个幸福的突变会治愈他的神经衰弱症。尤其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这是刊登在《俄国旧事》[12]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尔佩里纳和莫里斯的译文刊载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13]杂志上。皮延斯托克在书信集后面附加了《告御状》，《时代》[14]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无章的《国外旅行》（但其中有几段特别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还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试论资产阶级》，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他为什么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辩护词：《我的辩护》（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间，八年前发表于俄国，法语译文[罗森柏格译]载于《巴黎杂志》）最后，抑或不时加几个注释有助于阅读，抑或按不同的时期略加分类，有助于说明各个沉默的间隔，不是更好吗？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15]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16]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朋友，你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初出茅庐时给兄弟写道，“一幅画应当一次画成吗？……你什么时候坚信不疑的？听我说，哪里都需付出劳动，艰巨的劳动。相信我的话，普希金的一首诗，轻巧雅致，才寥寥几行，看上去一气呵成，却原来普希金酝酿良久，才信手拈来俱天成……信笔写的东西，都不成熟。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见不到涂改的杠子，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状，缺乏韵味。倘若莎翁下点功夫，还会写得更好……”
这就是整个书信集的笔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最佳时间最佳情绪用于创作，没有一封信是写来娱情消遣的，他反复强调“对写信的厌恶是极其强烈的，无法克服的，不可想像的”。他宣称：“书信是荒唐的东西，根本无法借以倾心吐胆。”更有甚者：“我给您什么都写了，却发现关于我的精神生活、心灵状态根本没有涉及，连个大概都没有提及。我们的通信不管保持多久，都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不善于写信，更不善于写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另外，他还写道，“信里边什么也写不清楚。为此我一向不能容忍塞维尼夫人[17]：她的书简写得太好。”甚至幽默地宣称：“有朝一日我进地狱，为惩罚我的罪孽，一定罚我一天写一打信。”我想这是在这本忧郁的书中惟一可以抄录的趣话。
因此，他只在最迫不得已时才写信。他一生的书信（除了最后十年是另一种调子，对此我将专门谈及），每一封都是一次呐喊，他一文不名；他走投无路；他苦苦哀求。我所说的呐喊，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呻吟，无休止的，一成不变的。他的请求既无技巧，又无自尊，更无调侃。他请求，而又不善于请求。他哀求，刻不容缓；他一而再再而三恳切细说他的需要……他使我想起圣方济各在《小花》[18]中讲述的那个天使，说天使扮成流浪者来到司波莱特山谷新兴的善会敲门，敲得那么急那么久那么重，惹得修士们发火了，主事的（我们不妨影射德·沃居埃先生）终于出来开门，对他说：“你是何许人？怎么不懂敲门的规矩？”天使问道：“应当怎样敲门呢？”主事兄弟回答：“敲一下停一下，这样敲三下，然后等候。应当让出来开门的念完天主经。等这个时间过了，若不见人出来，再敲门……”天使抢嘴：“可我急如星火哇……”
“我窘况百出，拮据得准备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无力还债，也因缺钱而无法外出避债。”“从现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么过呢？不知道。我的头快裂了，没有人可以借钱了。”（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说：“走投无路，这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给一个亲戚写信，向他借六百卢布。他若不寄来，我就完了。”这类抱怨或类似的牢骚，在书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来，全不费工夫……有时，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强调一次：“需钱孔急一生中也仅此一次而已。”
最后的岁月，他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节得愕然不知所措，这种奇怪的俄罗斯谦卑完全可以同时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19]断言这种谦卑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存在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灵魂深处。他还说，西方人永远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谦卑，因为西方人把自尊当作美德，理解不了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我呢？我又不强求，而是谦卑地请求哇。”
这部书信集的作者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写信，所以总是显得失意无望，对此我们也许会产生错觉……不会的，不会弄错的：每每大笔汇款到后无一不很快被债务吞掉，以至于他五十岁上写道：“我一生为钱辛劳，一生贫困缠身；如今更甚于以往。”负债累累，或赌博输钱，或理财无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无节制的施与，引起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埃森康普夫的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使周围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却一辈子手头拮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这部未来的小说（系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九年之后才动笔）已经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还未动笔，因为我很想从容不迫地写这部小说，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20]那般写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写得从从容容，不受时间的限制。”但他说也白费，什么“我不明白可以为了钱仓促了事”。钱的问题始终干扰他的写作，他总害怕不能按时交稿：“我怕没有准备就绪，怕拖延。我不想由于仓促把事情搞糟。确实的，创作计划考虑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细，但不能因为太仓促把一切搞糟。”
为此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他宁愿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到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是我认为有必要写的。”以至于最初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某封信中，他惊呼：“不管怎么样，我发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将坚持，决不凭订单写作。订单叫人受不了，预约总是一事无成。我要求自己每个作品都是出色的。”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便可说，他毕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终痛苦地确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扰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动笔写小说，然后用两三个月誊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证。”也许是幻想吧？谁说得清道得明？空闲多了，就能如愿以偿？他还追求什么呢？大概更加简练吧，细节的衔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说，几乎每个部分都是简洁明快的，很难想像再上一层楼。
达到如此境界，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呀！“只有灵感部分，一下子同时涌现，而剩下的作业却非常艰巨。”他兄弟大概责备他写作不够简练，言外之意，不够迅速，而且不“让灵感驰骋”，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年轻，却驳道：“显而易见，你把灵感和劳作混淆了，灵感是最初瞬间的创造或心灵活动（经常发生的）。举例来说，当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场景，我马上记录下来，心里很高兴。之后，需要几个月，需要一年精细加工，其结果好上加好，明摆着的。但愿灵感来临。当然，若没有灵感，什么也干不成。”我引了这么多话，该表示歉意呢，还是应当感激我宁愿尽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多说话呢？“起初，就是说去年岁末（此信写于一八七〇年十月），我认为此稿（系指《群魔》）是深思熟虑的，布局完整的，看着心里十分得意。后来，真正的灵感来了，突然我对这部作品由衷地喜欢，全心投入，立刻动手把已经写的划掉。”当年他还写道：“全年我一味撕呀改呀……我的计划至少改了十次，第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有那么两三个月，我气恼绝望。但最后百川归海，臻于完善，不可再改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自始至终困扰着他：“倘若我有时间从容写作，不受期限约束，那可能产生出好东西。”
这种焦虑，这种自责，他每写一本书都经历过：
“小说（《罪与罚》）很长，有六部分。十一月底已有一大段写完了，一切就绪，但我把它全烧了。现在我承认当时很不满意，因为一种新形式、一个新计划油然而生。于是重新开始。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但进展缓慢。”他在别处写道：“我写作，但一味撕掉，什么也未写成。我好气馁哟。”又在别处写道：“我工作过度，变得傻头傻脑，感到晕头转向。”又在别处写道：“我在这里（斯塔雷亚·罗莎）像苦役犯似的埋头苦干，连晴和日丽的天气都放弃享受，日日夜夜伏案写作。”
有时候连一篇简单的文章都像写一本书那样费劲，因为不管对待小事或大事，他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同样完整无缺的：
“我把这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的，再也找不着了）一直拖到现在，那是咬着牙写完的……十页小说比这两页文章容易写得多！算起来，这篇该死的东西，我至少写了五次，然后全划掉，改变初衷重写。最后总算凑合完成了，但蹩脚透顶，直叫我恶心。”如果说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价值深信不疑，那他对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却始终是苛求和不满的：
“我很少有过比它（《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我这么说不必担心被指责为骄傲，因为我说的是主题，即在我头脑里已扎根的思想，而不是说实施，成事要靠天；我把思想付诸实施时有可能搞糟，这在我是经常发生的……”
“不管我所写的有多么蹩脚多么糟糕，”他在别处写道，“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家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
“我对自己的小说很不满意，简直感到厌恶，”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我拼命强迫自己工作，但办不到，我胆气不足。眼下，就第三部分做最后的努力。小说能安排好，元气就得以恢复，否则我就完了。”
不仅写了德·沃居埃先生称为陀氏杰作的三本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地下才子》、《白痴》、《永久的丈夫》，他这才在全力投入一个新主题（《群魔》）时惊呼：“终于是写严肃的东西的时候了。”
在他去世那年，第一次给N小姐写信时仍然说：“我知道我作为作家有许多缺点，因为我自己就第一个对自己不满。您可以想像我在某些自我反省的时刻，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自己想写的二十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也许根本表达不出来。而成全我的，正是我始终不渝的希望，但愿上帝有朝一日给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善地抒发，总之，让我能把深藏在心中和想像力里的一切表达出来。”
这与巴尔扎克的自信以及对自己不足的宽厚相比是多么的遥远哪！（甚至福楼拜，）难道也对自己如此尖酸刻薄吗？也有过如此艰辛的角逐吗？也有过如此疯狂的过量劳动吗？我想没有吧。他的苛求着重表现在文学上。如果说记叙其辛劳在他的书信中占突出的位置，那也因为他喜欢这种辛劳，虽说不上自吹自擂，至少他是引以为自豪的；还因为他把剩下的一切全然不放在心上，认为生活就像“一件丑陋不堪的东西，惟一忍受的办法是退避三舍”，他把自己比作“女骑手，为了射箭，张弓伤了乳房”。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把一切都放在心上，他有妻室和孩子，他爱他们。他一点也不轻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出来时写道：“至少我经历过了；我受过苦，但总算活过来了。”对艺术的忘我精神使他不那么傲慢不那么有心计不那么有预谋，从而更具悲剧性更美不胜收。他乐于引泰伦斯[21]的话：“人没有权利擅离本分和无视世上发生的事情，为此自古就有优良的道德依据：Hamo Sum,et nihil humanum[22]等等，等等。”他没有躲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全盘承受。只相隔几个月就先后失去第一个妻子和兄弟米哈伊尔，他写道：“我一下子变得孤独无援，我感到害怕。确实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两半：一半是我曾经历过的林林总总，另一半则是无人能代替两位亡者的未知世态。抠字眼儿的话，我已失去生活的依据。建立新的联系？创造新的生活？想起来都感到害怕。我第一次感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们。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两个星期以后他却写道：“我心灵中力量和精气的储备残存着某种紊乱的东西，某种含混的东西，某种接近绝望的东西。对我来说，心烦意乱，愁肠百结，是最不正常的心态……再加上我孑然一身！……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23]！”他当年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便续弦了。
二十四岁被关进预备监狱等待发配西伯利亚时，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看出我身上储藏着极强的生命力，很难用得完。”一八五六年他刑满出狱，刚娶了寡妇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埃娃，便从西伯利亚写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工作起来深思熟虑，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精力饱满、勇气十足地奋斗了六年，吃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却挣不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老婆，这可能吗？可不是嘛！更有甚者，根本没人认识我的能力价值和才华档次，而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却特别寄予希望！”
可叹的是，他不仅仅与贫困斗争！
“我工作的时候几乎总是心烦意躁，忧心如焚；工作过度，体力不支。”“最近我不顾犯病没日没夜地工作。”别处他还写道：“连连犯病把我拖垮了，每发作一次，我四天之内镇静不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隐瞒病情，“该死的疾病”发作太频繁了，连好几个漠不关心的朋友都有时亲眼看见他发病。斯特拉克霍夫[24]在其《回忆录》叙述过这类病发，他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清楚癫痫会叫人丢脸，甚至引起某种精神或智力的“自卑感”，由此导致工作起来特别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也不避讳，因使对方久候回音而表示歉意时，他天真爽直地说：“我刚犯了三次癫痫病，发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还从未有过。发病后两三天内无法工作，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看书，因为我身心交瘁，难以支撑。现在您知道缘由了，请原谅我拖了这么久才给您回信。”
此病在流放西伯利亚前就得了，蹲苦役犯监狱时加重，在国外逗留期间起先有所减缓，后来越发严重。有时犯病的间隔虽然拉长，但剧烈的程度却加大了。“不常犯病的期间遇到突然发作，我便感到极度沮丧，挥之不去的忧郁。以前发病后，此种心情持续三天，现在却七八天。”此信写于五十岁。
尽管频频发病，他仍千方百计抓住工作不放，迫于承诺，不得不全力以赴：“《俄罗斯通报》[25]已经预告四月号将刊登《白痴》的续篇，而我，除写完无关紧要的一章外，现成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寄什么好呢？心中全然无数！前天，我犯病来势凶猛，但昨天仍写作，处在近乎疯魔的状态。”
仅仅由此引起难受和痛苦也倒罢了，更糟的是：“唉，可叹！我懊恼地发现我不能像从前，也不能像近期那么快地工作了。”他多次抱憾自己的记忆力和想像力衰弱，五十八岁时，即去世前两年，他说：“很久以来我便发现，年纪越大，工作越困难。所以，有些想法，即苦闷，始终难以缓解。”然而他却写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波德莱尔书信发表时，孟戴斯[26]先生大惊小怪，不无夸张地对艺术家的“道德廉耻”表示愤慨，不一而足。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时，想到最近发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当你重新赤条条离去而不因此感到耻辱时，那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天堂。”
大概总会有些爱挑剔的文人，为维护浅薄的体统，宁愿只看见伟人的半身雕像高高耸立，而把私信秘笺压下来。他们好像对这类文字只抱着溢美的喜悦，正如庸才发现英雄们身上也有他们自身同样的缺点时那般自得其乐。他们说什么有失检点，当他们运用浪漫笔调时，就说“挖坟”至少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把作者本人放过一边，只有作品才最重要！”不错！但依我看，了不起之处在于尽管如此，作品写出来了，这毕竟有取之不尽的教益。
由于我不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只勾勒这个人物，而且仅仅使用他书信集所提供的素材，所以我只讲他体质上的障碍，我想还可以加上持续不断的贫困，这种跟他形影相随的贫困好像是他本性暗中所祈求的……一切都跟他作对：他初出茅庐时，尽管幼年多病，却被认为适合服兵役，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尽管身强力壮，却退了役。他因误入一群可疑分子而被捕，起先给判死刑，继而获特赦，充军西伯利亚服刑。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蹲苦役犯监狱，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兵。那边也许没有得到正经的爱情，从这个字眼儿的一般含义而言，“啊！我的朋友！她非常爱我，我也爱她。但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咱们见面时再详细叙述吧。简而言之，我们虽然在一起，但很不幸福。她脾气古怪，多愁多虑，怪僻成病。但我们仍然继续相爱。甚而至于，我们越是不幸，越发相依为命。看起来离奇，事实却是如此。”（引自其妻死后给弗朗吉尔的信）但，出于充满热情的仁慈，出于怜悯，出于柔情（一种忠心尽力的需求），出于承受一切和遇事不躲避的自然倾向，他娶了苦役犯伊萨埃夫的寡妇，连带一个游手好闲的大孩子，后来一直由他负担。“您若问起我自己，我说什么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烦恼，硬拖着一家大小。但我认为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想死呢。”他兄弟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也由他负担。还负担着由他创立、支持、领导的报纸杂志，“为了维护他以为是自己的思想观点”（德·沃居埃语）。况且一旦有了点余钱，也就消遣花了。“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同时使用三种印刷格式发表作品，不计金钱，不惜健康，不遗余力，一人承担一切。我通读校样；我联系作者，打通审查局；我修改文章；我筹措经费；我站到早晨六点，只睡五个小时。等到我把杂志整顿就绪，为时已晚矣。”确实杂志未能逃脱破产。他添加道：“最糟糕的是，我含辛茹苦，自己却不能为杂志写文章，没有我的一行字发表。广大读者见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外省见不到，彼得堡亦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领导着杂志。”
无关大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振作精神，孜孜矻矻，重整旗鼓，从不气馁，决不沮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奋进不止，即使不计还会得罪民间舆论，虽已万无一失征服了的，至少要抗争报界的非难：“对我在莫斯科所说的话（《话说普希金》），您瞧瞧咱们的报界是怎么对待我的，几乎到处把我比作偷窃或诈骗银行，连乌克汉采夫（当时有名的诈骗犯）都没有我受到那么多的臭骂。”
他之所以如此，并非寻求奖赏，亦非出于作家的自尊心或虚荣心。没有比他当初对待一鸣惊人的成就的态度更意味深长了。他写道：“人们给我创造了一种可疑的名誉，我不知道这苦海将持续多久。”
他对自己的思想价值深信不疑，以至把自身的价值也混为一谈，倾注其间。他给朋友弗朗吉尔子爵写道：“我为您做了些什么呢，使您对我厚爱到如此程度？”暮年在给一位陌生女性回信时说：“您果真相信我属于解脱心灵的人，拯救灵魂的人，驱散痛苦的人！许多人给我写信都这么说，但我确信我更善于启发人们醒悟，唤起人们厌恶。我不善于抚慰，尽管有时感到责无旁贷。”这颗悲天悯人的灵魂藏着多么深切的温情哪！他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信：“我天天夜里梦见你，心惊肉跳。我不愿你死，我要见你，要再一次活着拥抱你，亲爱的兄弟。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让我牵挂。如果你身体好，放下一切事务，莫管一切麻烦，马上给我写信，否则我会发疯的。”
他至少从中找到某种慰藉？在服苦役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没有家人音信。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释放前十天，他才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第一封信，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遗憾的是这封精彩的信未收入皮延斯托克先生汇编的集子：“我终于可以较详尽地跟你叙谈了，也比较保险了，我觉得……不过，首先让我问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你连只言片语都没寄给我呢？万万想不到哇！在监狱里，在孤独中，我多少次痛心疾首地想到你也许不在人世了，有时整夜整夜忧虑你的孩子们的处境，我诅咒命运使我无法帮助他们……是不是别人禁止你给我写信？不，写信是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收到好几封信……我想你沉默的真正原因无非是你天性的冷漠……”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弗朗吉尔的信中写道：“尽快详细写信告诉我您对我兄弟的看法。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从前他爱我至深，向我告别时痛哭流涕。现在对我是否冷淡了？他的性格变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悲了！……难道过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吗？简直难以置信！然而怎么解释他七八个月杳无音信呢？……再说我知道他天生缺少热忱，从前的事历历在目哇！我永远忘不了当K向他转达我求他照顾时，我兄弟说什么，‘最好让他留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这样写的，但这句缺德的话，他却只希望把它忘掉。上面引述的那封给米哈伊尔亲切的信是在这封信之前写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弗朗吉尔写道：“告诉我兄弟，我紧紧拥抱他，请他原谅我给他造成的种种痛苦，我向他下跪！”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他最终给兄弟本人写信（未被皮延斯托克收入集子）：“亲爱的朋友，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对你（关于你的沉默）发出同样的抱怨，你回信说，读了这些抱怨你感到非常难堪，非常沉重。哦，米沙[27]！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责怪我，想想我是多么孤单，像一堆被抛弃的石子。我的脾气一直忧郁，怪僻，易怒，想想这一切。原谅我吧，如果我的抱怨不公正，如果我的猜疑荒唐。我自己也确信错了。”
大概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忍受不了如此低声下气的忏悔。我们的文学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们学会不忘侮辱方显个性之高贵！……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离开西伯利亚便写道：“您信中说大家都爱戴沙皇，是的，我简直崇敬他。”“西方读者”对此有何感想？是讽刺吗？不是。他在信中一封接一封重复：“皇上无比仁慈和宽宏。”十年流放之后，他为自己请求返回彼得堡，为继子保尔请求进入体育学校，在谈到同时提出的两项请求时，写道：“我考虑再三，如果皇上拒绝我一项请求，也许不会拒绝我另一项；若不恩准我居住彼得堡，也许会同意接纳保尔入学，从而不完全拒绝我的请求。”
如此卑躬屈膝，的确令人困惑。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屑利用。怎么没有丝毫反抗的声音呢？即使不反抗沙皇：谨慎起见也许尊重为好，至少也反一反社会，反一反使他衰老的监狱吧？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吧：“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我的情感发生了什么变故，说来话长，免了吧。经常不断的沉思使我逃避凄苦的现实，这会有益处的。现在我产生了以前难以预见的追求和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米哈伊尔的信）在别的信里还说：“请你别以为我还像在彼得堡最后几年那样伤感和多疑，今非昔比，一切都过去了。况且有上帝指引我们。”很久之后，一八七二年致S·D·雅诺夫斯基[28]的信吐露了下列异乎寻常的真心话：“您爱护我，照顾我，在我赴西伯利亚前，照顾我这个心理上有毛病的人，现在我承认了，因为我的病在西伯利亚却痊愈了。”（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信就有的。）
就这样，没有抗议，反倒感恩戴德！有如苍天之手弹压约伯[29]，他内心却没有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这个殉难者实在令人失望。他为何种信仰而活着？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呢？把他的见解审视一番，至少把这部书信集所表明的这类见解审视一番，或许我们会发现隐秘，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隐约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大众欢迎的原委，不受宠爱的底情，以及在享受天福前仍滞留其间的炼狱。
下篇
作为无党派人士，他害怕造成分裂的党派成见，写道，“最使我心烦的想法是，我们思想的一致性包括什么？怎样的观点能使我们大家，不管何种倾向，相聚在一起？”他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老人”，深信欧洲的“各种对抗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和解”。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这种俄罗斯的团结：所有的党派都应该以对国家和对人类的热爱而融合起来。他从西伯利亚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见解，俄国将了结欧洲，天职使然。这在我早已了然于心了。”他在别处还把俄国人说成是“空闲的民族，心中装得下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出于也许只是早熟的信念而对俄国人民的重要性产生错觉（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那并非因为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凭着直觉和极高的智力，他认为，作为俄国人，他看出了造成欧洲分裂的原因以及各党派不同的激情。谈到普希金的时候，他对普希金“同情普天下的特性”表示赞赏，并添加道：“这种天赋普希金是与我们的人民分享的，正因为如此，普希金尤其是民族的。”他认为俄罗斯灵魂好比“调解欧洲各种倾向的场地”，继而惊呼：“哪个真正的俄国人不首先考虑欧洲！”甚而至于语惊四座：“俄罗斯流浪汉要看到世界得到幸福心里才平静得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罗斯对未来急切的热望，其特性应达到泛人类的最高程度，俄罗斯思想将来也许是欧洲全部思想的综合，尽管欧洲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地按不同的民族特性发展各自的思想。”他始终不渝地把视野投向国外，关于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这部书信集最有趣味的段落。他旅行，流连意大利、瑞士、德国，起先出于了解这些国家的愿望，继而被连续不断的金钱问题所困滞留数月之久，抑或因缺钱无法继续旅行、还不起新债，抑或害怕返回俄国还不起旧债而重尝铁窗之苦……他四十九岁时写道：“按我的健康状况，哪怕蹲六个月的监狱都忍受不了，尤其是我无法写作了。”
但在国外，他很快感到缺少俄罗斯的空气，缺少与俄国人民的接触；斯巴达、托莱德、威尼斯对他都不合适，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适应气候，不感到开心。他给斯特拉克霍夫写道：“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活在国外对我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一言难尽哪！”没有一封流亡信件不包含同样的抱怨：“我必须去俄国，这里我腻得慌……”仿佛他能在那边就地吸取其作品的秘密食粮，仿佛一旦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便缺乏活力：“我没有写作欲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要么下笔艰难。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心想肯定是我需要俄罗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回去。”别处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或德累斯顿或别处都无关紧要，一旦脱离祖国，到处都是异乡他国，这种感觉太清晰了。”他还写道：“您要是知道我感到多么一无所用多么渺不相关就好了！……我变得糊涂和迟钝，失去了俄罗斯习性。这里没有俄罗斯气氛，没有俄罗斯百姓。总而言之，我压根儿不理解俄国移民，他们都是疯子。”
然而，他在日内瓦、在沃韦写下了《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而自认不算稀奇：“您对我这里的工作真是过奖了，其实我很落后，并非落后于世纪，而是对祖国所发生的事了解不及时（当然比您更了解一些，因为每天我从头到尾读三份报纸，还订两份杂志），但快不熟悉人生鲜活的过程了。并非不熟悉人生的观念，而是不熟悉人生的本质了，但，熟悉人生的本质对文艺工作是多么重要啊！”
因此，“世界情谊”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坚定：民族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不知疲倦地不断声讨当时那边称之为“进步分子”的人们，“那帮政客族等待着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并非民族宝库有机发展的进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进步。”“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保持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他站出来反对“那些使俄国人背井离乡的人们”，提醒大学生“不要脱离社会摈弃社会，不要远离人民，跑到国外某个地方，躲进欧洲主义里，即从未存在过的世人的绝对境界，进而自绝于人民，蔑视人民，轻视人民。”这种提醒比巴雷斯[30]早得多。正如巴雷斯有关“不健康的康德主义”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领导的杂志[31]序言中写道：“不管从外国引进的思想多么丰富，要想在我国扎根，适应环境，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条件才行：我们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来启示和推动，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思想，出于民族生活的急需，出于大家实际上公认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稳定的社会都不是建立在从外国进口的预订纲领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鲜明更急切的宣言了。
与此相近的另一面在巴雷斯作品中却是找不到的，为此我感到遗憾，脱离本土一段时间以便无成见地自审，这种能力标志着非常坚强的个性，同时，善意地审视外国人的能力则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天性。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曾预见我们会是盲人瞎马，下列说法以资为证：“无法让法国人醒悟，无法阻止法国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再说，法国人很少了解世界……更有甚者，法国人根本不想了解世界。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特点，非常典型的特点。”[32]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雷斯相比最明显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个体主义，而与尼采比较，我们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典范：不自负不自满，有时则相信自我的价值。他写道：“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还说：“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个体主义，就根本不可能为人类服务。如果上述宣言曾打动过一些巴雷斯主义者，那么下面引述的宣言是否会激起巴雷斯主义者的反感呢？
“新一代人类的美学思想被搅得混乱不堪。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旦陷入实证主义，不仅得不出结果，而且无法给自己下定义，其想望和理想越来越糊涂。是否事实还太少，不足以证明社会不能如此建立？这样的道路不能引向幸福？而且幸福不会来自迄今人们所想像的地方？但又来自何方呢？世人写了那么多书，却不得要领：西方人失去了基督……西方的沉落，正出于这个原因，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读了这些话，法国天主教徒谁不拍手称快，如果不碰到下列插入句：“西方人失去了基督，错在天主教教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徒然企图“向世界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基督，其本原包括在东正教教义中”——法国天主教徒根据自己的正统教义对此充耳不闻。至少在今天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话等于白说了：“我认为，我们未来文明威力的本原就在于此，复兴整个欧洲的原则也在于此，我们未来力量的全部本质更在于此。”
同样，如果德·沃居埃先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出其人“激烈反对思考，反对生活的丰沛”，说他“圣化白痴、中立者、懒汉”等等，那么我们从别处，即，皮延斯托克未收入书信集的一封给他兄弟的信中读到：“这是些所谓头脑简单的人。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比一个头脑复杂的人要危险得多。”有个姑娘想“成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想做护士或助产士的意愿，他回信道：“……经常关注自己的文化修养，就是致力于一项百倍有用的活动”，接下来写道：“先关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部分专家都是些学识浅薄之辈……我们的大部分男女大学生完全没有任何学识。他们能为人类做什么哟！”诚然，我并不需要这番话语也懂得德·沃居埃先生错了，不过我们都可能出差错，故以资为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轻易表态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虽然霍夫曼有资格说：“从最为人道的意义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却在书信集中读到：“社会主义已经侵蚀欧洲，倘若听之任之，它将摧毁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保守的，但非传统主义分子；虽是沙皇制度的拥护者，但又是民主派；虽是基督徒，却不是罗马天主教徒；虽是拥护自由的，但非“进步人士”，他始终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种党派的东西，因为他从不相信除了承担自己的角色还有过剩的智力，或为了一时的目的有权倾向一方一派，有权使这类微妙至极的乐器走调。他写道：“所有可能的倾向（异体字是作者原有的）频频向我表示欢迎（1876年4月9日），关于这些倾向，我很想写篇文章谈谈因纷至沓来的信件所引起的印象……但经过思考，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不可能写得十分真诚。缺乏真诚，写它干什么？”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写这类应景文章，要博得各方喜欢才可成功，那他就不得不勉为其难，迫使自己的思想极度简单化，不管其情理，把自己的信念抛到九霄云外。而他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陀氏的个体主义并非无情，而且与朴素真诚的思想浑然一体，他只在确保其丰富复杂、总体性的情况下才推出这种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们当中未获成功，并没有什么更重大更隐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伟大的信念一般总带几分推理上的不诚实，而信念往往不需要头脑。不过，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够的头脑，很快就会明白一种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阐明才不胫而走，风行天下，而是只通过一个侧面就可加以坚决推广。
为了使一种想法获得成功，必须单单提出这种想法，换句话说，为了成功，必须只提出一种想法。找到一个好方法还不够，关键在于抓住不放。公众看到每个名字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容忍不了费脑子的东西。听到称呼巴斯德，便立刻想起：哦，狂犬病；尼采？超人；居里？镭；巴雷斯？土地与幽灵；坎通[33]？血浆；正如平常所说，一提到博尼比斯[34]就想起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35]，如果他只“发明”马铃薯，单单靠这项蔬菜，他的知名度就超过他对我们整个菜园种植的功劳。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点儿饮誉法国，当德·沃居埃别出心裁地称道“忍痛的宗教”，从而把《罪与罚》最后几章所包含的学说概括成一道口头禅似的轻便公式。我不怀疑这道公式寓于作品之中，提炼得恰到好处……但不幸的是，没有包含其人，而其人超出一切限界，无处不在。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一类人，对他们说来，“惟一必要的事是认识上帝”，至少很想把这种对上帝的认识贯穿到他的作品中，散播在他复杂而焦虑的人道感受里。
易卜生也不容易概括，也是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多为提出疑问而不是提供答案。《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这两个剧目相当成功，并非因为无比卓越，而是易卜生搞了个似是而非的结尾。观众很不满意，因为作者未给出明显的结局，他们认为不明确是造孽，是思想懒惰，或信念薄弱。公众通常很少欣赏才气，他们衡量作者的信心光凭力度，光凭坚持不懈和千篇一律的确认。
我不打算再扩展已经很广的主题，今天不想明确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只想指出他的学说在西方学人眼里所包含的矛盾，而西方学者对这种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通常不大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深信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以及个体主义和忘我精神之间的矛盾，仅仅是表面的。他认为，为理解这个根本问题的某一面，各对立的派系与真理都离得一样远。请允许我再引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大概比一段评论更能阐明他的立场：“非得泯灭个性才能得到幸福吗？灵魂得救寓于自我消失之中吗？我说，正好相反，不仅不应该自我消失，还应该加强个性，甚至加强到西方达不到的高度。请明白我的意思：自愿的牺牲，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约束的牺牲，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标志着最高发展的个性，最优越的个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相信有权威为个性的，不再为自身担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说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为他人牺牲，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顺利的个性。”我摘自《论资产阶级》一书中《国外旅行》一章，皮延斯托克先生把它附在该《书信集》译本中发表做得很对。
这个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教诲。基督说：“谁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将失去它，谁为自爱献出生命必将使它享受永生。”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冬，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给雅诺夫斯基写道：“应当承认老了，但不去想它，还想重新创作哩（他当时正准备《卡拉马佐夫兄弟》），打算发表些东西，以便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对生活还处在翘企之际便可能一切如愿以偿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这种幸福，这种超越痛苦的喜悦潜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预感的那种喜悦，也是我总括起来指责德·沃居埃先生视而不见的那种喜悦。
这个时期，陀氏书信的笔调突然改变了。老的通信者跟他一样住在彼得堡，他不再给他们写信，只写给陌生人和偶然的通信者，因为他们有求于他，以便得到感化、安慰和指引。几乎所有的信件都值得引述，不如请大家自己去看书吧。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引导读者去看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摆脱了金钱的困扰，暮年重整旗鼓，领导《文人报》，但该报时出时停。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即他逝世前三个月，他给大名鼎鼎的阿克萨科夫[36]写道：“我承认，作为朋友向您承认，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报》后，经常跪着久久祈祷上帝，愿上帝赐予我一颗纯洁的心灵，赐给我纯正完美的语言，无邪无欲的语言，不惹众怒的语言。”
这份《文人报》在德·沃居埃先生眼里，只是“暧昧不明的颂歌，缺乏分析和辩论，不登大雅之堂”，幸亏俄国人民另眼相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感到，各种思想可以不经横蛮统一而达到一致，这一梦想围绕着他的著作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他逝世的噩耗使各种思想的交融鲜明地显示出来。如果起初“捣乱分子企图抢夺陀氏的尸体”，那么很快人们看到，“帝国各种政党各路敌手各类支离破碎的旗号统统被这个死者狂热地会聚在一起了，俄罗斯一旦为一种民族思想所激励，便拥有突如其来的融合的秘诀。”这段文字出自德·沃居埃先生之手，我在对他的论著表示种种保留之后，很高兴引用这些高雅的话。此公后面还写道：“正如人们常说，老沙皇们不断‘归并’俄罗斯的土地，这位精神之王则归拢了俄罗斯的人心。”
目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正在欧洲归化着各种有生力量，缓慢地推进，几乎神秘地推进，尤其在德国，陀氏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在法国，新成长的一代比德·沃居埃一代更好地确认和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德。推迟他成功的隐秘因素，将成为持久地确保他成功的隐秘因素。
这部巨著后来在法国又有多种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