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曾陪同很多外来专家到毛南山乡考察。这些来自不同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民俗专家、教授都雄心勃勃，想对尚是民俗文化研究领域空白的毛南族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调研。然而，他们在毛南山乡考察之后，都信心无存，抱憾至今。因为毛南族的开放意识太过强烈，汉化程度很高，根本无从深入了解他们。前些年，云南大学匡志明教授曾会同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覃彩銮教授带领一批研究生对下南乡中南村南昌屯进行为期半年的考察。可是在匡志明教授准备离开环江时，与我交流才发现他们半年的考察结果，居然连“南昌屯”的地名也没有弄清楚。他们以为“南昌”就是“中南村繁荣昌盛”之意。其实，“南昌”是毛南话“要桑”的音译。在毛南话里，“要”是某地之意，而“桑”是树木之根的意思。传说，当年毛南族谭氏始祖来到毛南山乡，就在南昌屯成家立业，所以毛南族谭氏认为，南昌是他们的“根之地”。南昌因此而得名。他们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恍然大悟，他们原来是“望文生义”。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毛南族人，根本无法对这个古老而人口较少的大山民族进行深度的解读。
而对毛南族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国内的专家。
2003年夏天，韩国有个民俗专家来访。这位先生自称此前曾大量涉猎过毛南族的资料，自以为可以成为半个毛南通。他在跟我聊天时说，他知道毛南族崇拜猴，在丧葬仪式上跳猴鼓舞，以表示对先人的怀念；毛南族还在大年夜组织青年举着火把成群结队到坡上与邻村人进行对骂活动，以求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毛南族人自称“阿难”之意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一听，不由为之哑然，因为他说的这些毛南族风俗，我这个在毛南山乡长大的毛南人居然闻所未闻。他列举的这些事例跟毛南族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有的甚至是跟毛南族人的文化心态背道而驰的。毛南族不但不崇拜猴，而且在心理上对猴是厌恶的，甚至是忌讳的（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至于大年夜，毛南族更是一家团圆，不但从不开展户外活动，而且大家见面，都相互说祝福的话。再者，毛南人的自称是“诶南”而不是“阿难”，而且其意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而是“毛南地方的人”。后来，他亲自跑到下南，对毛南族进行一次考察，果然他先前查阅的资料是讹传。
那时，他就建议，应该由毛南族人写一本毛南族文化风俗的书，向世人全方位地介绍毛南族的风土人情。
我同意他的建议。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着手进行撰写。
直到去年年底，我在北京进修时，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何志明先生找到我，请我主持编纂《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毛南族》的工作。当时，我打电话向自治县人民政府蒋向明县长及政协刘桂莲主席汇报，也跟几个长期研究毛南族文化的专家商量，他们一致表示支持我的工作。
参加这部书编纂的人员，除了蒋志雨先生之外，都是土生土长的毛南族人，而且都是毛南族的文化人，其中有的还是毛南族的民俗专家。如蒙国荣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毛南族的研究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被誉为“毛南族民俗第一人”。现在出版的所有毛南族资料里，都有他的手笔。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第一手的毛南族民俗资料，而且由于近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多毛南族的风俗已经消失，他的这些资料已经成为孤本。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多年来的抢救工作，毛南族的很多民族文化，将会彻底消失。谭鹏星先生也是一个长期致力于毛南族历史研究的人。他主政环江县志、党史部门十多年，主编过《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环江党史》、《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毛南族研究文选》等，对毛南族的历史沿革了如指掌。其他几位合作者谭炳贤、谭自乐、谭滋长等，虽然是第一次参与这类工作，但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在搜集、编写过程中尽心尽力。即使是在春节期间，仍然深入毛南村寨进行走访活动，力图掌握第一手材料，让一个真实的毛南族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值一提的是陆天桥博士，他为了研究毛南族语言，曾在毛南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一年之久，几乎天天与毛南族人民直接对话，基本掌握了毛南话。此书的语言部分，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蒋志雨先生虽然是汉族人，但他1960年开始就在毛南族地区生活，现在的家庭成员大都是毛南族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对毛南族文化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着名的《枫娥歌》就是他挖掘整理出来的，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毛南族的权威人士。本文所有的图片都是由谭和宾负责收集整理的。谭和宾是个摄影爱好者，也是县国土资源局的领导班子成员，工作非常忙。我把图片清单交给他之后，他基本就没有礼拜天了。很多图片都得爬到山顶去拍摄，有时跑一整天才拍到几张照片，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在我们编写本书的时候，我们所生活的地区遇到了史上罕见的旱灾，使我们的工作一度中断。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尽量抢时间，深入毛南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很多朋友知道我们的工作后，都主动伸出援手，不但提供资料上的方便，有的还提供车辆为我们服务。由于此前从没有一本详细系统地介绍过毛南族的书，因此，我们的工作基本都是从零开始的，工作量大，工作难度也高。为了弄清某个环节，我们编纂小组的成员甚至要跑几趟乡下。如负责毛南族医药方面的谭可大老先生，已年届八旬，仅春节期间就借用其外甥的车辆，从金城江到下南跑了四趟。几个月来，我们除了伏案劳神，除了聚在我的办公室里探讨，就是奔走在毛南山乡的村寨里。我们的足迹遍及毛南山乡。为了了解迁出同胞的发展情况，我们还到南丹县的八圩乡。八圩乡的同胞说，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故乡政府去看望他们的故乡人。给我们当向导的是刚给村民送水回来的八圩乡副乡长谭赤荣。谭赤荣是毛南族，而更为巧合的是，他的祖先就是从我们屯迁到南丹的。如果他们不迁出去，现在他就是我的邻居大哥。那天，他们的家园到处尘土飞扬，他们的井里只有干涸的石头，没有一滴水，无情的旱灾还在包围着他们和我们。但他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我们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我们虽然没有感天动地，让一贫如洗的天空落下雨水，但我们相互感动着。
我们觉得，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很多毛南族文化正在或已经消失。如果再过一段时间，随着老人们的不断辞世，更随着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那些曾经是毛南族的文化必将烟消云散，了无踪影。那时，我们纵有亿万财力、旷世才情，也难以搜集到这些东西。到时，我们只能面对一个叫毛南族的少数民族，而不知道她为什么叫毛南族，不知道她是如何从历史向我们走来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子子孙孙们只能面对已经翻天覆地的毛南山乡徒呼奈何——每每念及至此，我们都感到不寒而栗。
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最后的时机。
这部书终于按时完成。当然，由于时间太紧，更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很多地方，尤其是文字表述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但我们深信，这本由毛南族人编写出的毛南族书，将会是世人了解毛南族最权威的读物——当你翻开这部书，从头到尾看完，你就认识了一个真真切切的毛南族。仅此而言，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特别感谢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给我们出版这部书的机会；感谢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和自治县政协，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感谢我们的民族；感谢所有关心毛南族的人！
谭自安
2010年5月于毛南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