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戏曲，特别是京戏，一到上海就去戏院，还正式学了京剧，拉京胡。去上海之前，他是拉乱弹的。他特别喜欢京戏里边的武戏，像《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以及樊梨花、薛丁山、薛刚等等。后来，1962年，他担心子女被“支边”，就自愿“下放”，带着一家人回到高楼，退休工资一直拿到去世。他家是不种田的，他的好几个子女，像我的老婆等，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在农村里，我岳父家的生活过得是不错的。
特别是70年代，我岳父家生意很好，十几个人做被版，全部卖给宜山……我岳父为了生意好一点，把它改过来，改作舞台打扮，也很正常的……还有，“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被版是“老封建”，我岳父为了适应政治环境，曾经把舞台打扮改作杨子荣啊、红卫兵啊、《红灯记》啊，等等，是样板戏人物。造反派没话好说，生意就能继续做下去。但老百姓不感兴趣，不喜欢。一段时间后又改回舞台打扮……我岳父这一辈子啊，不但手艺好，手艺多，喜欢的事情也多。就说被版吧，他是能画，能创造，还能讲……那时我岳父经常看戏，看电影，听温州鼓词。经常跑到别的村子去看，和岳母一起去，两个人挺好的。家里客人也特别多，有染坊师傅来定版啊，有唱班里人来闲谈啊，等等。和别人家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唱班的人来了，我岳父拉二胡、京胡，唱班的人打鼓、吹笛，我老婆唱《断桥》、《打金枝》、《珍珠塔》等等，一曲连着一曲，凑在一起，热闹得很……村里人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后来我岳父被拉去坐了53天禁闭，罪名是“破坏山林”、“地下工厂”、“地下俱乐部”。其实就是一班人吃酒打牌，吹拉弹唱，又砍硬树做被版。这在那时候，是不行的……手艺人的快活和烦恼都简单。只要树买到好的，没烂疤；下手做得好，上手便当；生活做好了，钞票收到，就快活……但是这个行业已经中断了……没生意，赚不到钞票。一家人要吃要喝，还要砌屋塘。没有钞票，哪里行？我当然不做了。你在温州的熟人中，如果有私人关系比较好的皮鞋厂，你就帮我拉点生意吧？反正他也是生意给别人做，我会把产品做好。
这一段来自民间艺师的口述内容，让我们明白：
1、传统手工艺不能延续，关键在没有足够的市场。
2、有原创能力的出色的民间匠师本身兴趣广泛，同时也须有能够任其兴趣发展的生活环境。
3、当民间匠师失去上述生活环境，就会降低原创能力的品质。但他们在另外职业中会尽量运用已有的技艺，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信心能够“做好”。
上文提到湖广店村戴家，是我于1997年在当地田野调查时认识的蓝染织品世家。戴家本来居温州永强地区，明代崇祯（1628～1644）的16年间，社会衰败现象已甚为严重，天灾人祸交织，民生维艰，苦难深重。崇祯元年（1628年），在世界地理气象史上是多灾难年代，杭州、嘉兴、绍兴三地区遭受台风与海啸的重创，超大雨量和海水倒灌，数万人被巨浪卷走。此时北方外患后金正日益威胁边关，朝廷军费开支剧增，这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户头上，增加田赋12厘。
江浙农村负担更重，生活日困，迁移频发。这是戴氏在那个历史时段中举家迁至苍南县湖广店村，一至于今的历史背景。
五世祖戴日钦有七个儿子，人多地少，三儿子戴祥三15岁外出到芦蒲镇学染布，戴家家族的印染史由此开始。在父亲戴日钦主持下，戴祥三的“聚丰”染布店开张了。
温州戴家“聚丰”染布店
戴祥三的“聚丰”开始做的是蓝夹缬。在那个时候，蓝印花布在当时的营销范围已经相当广阔，蓝印花布生产工艺比起戴家主营的蓝夹缬要简单得多，夹缬花版是木质，花版较厚，版面绝对平整，夹布印染时要用力敲打木楔，使花版能夹紧坯布。蓝印花布的花版是纸质，几层皮纸裱褙后即可刻制，和民间剪刻纸技艺要求相同。刮浆防染材料是豆粉或面粉、石灰，这些材料都是来源容易。印染时只要把纸花版放在坯布上，刮下浆料，提起花版，坯布上即留下一画面。
更便利的是一张纸花版可以接续成四方连续，在理论上可以印出无限大的平面图案，在实际生产中便于操作，生产效率比夹缬提高很多，成本降低，劳动强度也小许多。因此蓝印花布的市场扩大，直接威胁到戴氏坚守的传统蓝夹缬的生存。
在蓝染织品市场的现实状态下，“鸡蛋不要装在一个篮子里”的经营方针自然产生，戴乃康听了三叔戴祥三的话，要开辟蓝夹缬之外的另一个市场。于是独自一人跑到温州小南门拜师学艺-那里当时集中了一批当地蓝印花布作坊。据张琴的调查，戴乃康学艺成功，回到湖广店村，戴祥三立即决定由戴乃康主持蓝印花布的生产，同时在工艺上把染和印版匠师分开，即刮浆印版（即所谓“披花”）匠人不染，染匠不披花。
而花版的原创和刻制人就是戴乃康本人，据说在特定情况下，有时候他也会请左邻右舍会画画的人代画一个稿样，然后自己“过”到纸版上，按照“镂刻不断线”要求边刻边调整稿样，这样完成的花版多少也就有一点戴乃康的创意。戴氏把蓝印花布叫做“披花”，从这时起的戴氏蓝染业有了披花和夹缬两项品种，生意更好了。据张琴《中国蓝夹缬》调查到的1974年的戴氏染坊资料是：当时一个熟练的老司（即专做蓝夹缬的染匠）带一个帮手，最快的速度一天约可做30条夹被（即夹缬），蓝印花布（披花）则可做300～500条；至于加工费，蓝印花布（披花）、夹被基本相当，主顾均付1.00元/条，染坊从中取0.13元，按条数付给披花师傅。
照这样计算，蓝印花布的产量和利润明显要比夹缬高许多，戴氏染坊的主要经济来源应该是蓝印花布而非蓝夹缬了。
在湖广店生产的蓝印花布，其花版来源之一就是戴氏自己，他的师承当然会和当年学徒的小南门地区有关，只因社会时代俱变，小南门如今已是温州城里繁华地，物是人非，已难觅当年染坊和花版原创匠师了。有意思的是，蓝夹缬的使用流通地理范围并不大，在它周边，流行的是蓝印花布。而这些地区蓝印花布花版来源就是戴氏和温州小南门的作坊，在风格上和黄岩、东阳地区不同。
（3）黄岩、东阳地区花版原创
自宁波以南至台州，即杭州湾以南又是一个和太湖流域的杭嘉湖蓝印花布花版来源不同的流行区域。如果以温州为出发点，越往外延伸，蓝夹缬和蓝印花布市场互为消长的情况就越明显。北向到台州地界，也就是杭州湾以南地区，渐渐蓝印花布多起来，这里有来自黄岩、东阳地区的花版。
黄岩和东阳本以金漆木雕、翻簧竹刻为着名，擅长雕镂之匠代不乏人，作为雕镂基本技艺，材质虽有别，要求则相通。特别是金漆木雕和翻簧竹刻，性质上都是属于平面雕刻，和圆雕有别。却和蓝印花布花版的刻镂性质相近，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蓝印花布花版的具体造型线条须连结而不能断开。金漆木雕和翻簧竹刻都是重绘画性的工艺，线条处理就没有不能断开的制约。
因此，蓝印花布花版原创匠师和本地木、竹雕艺师的技艺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根据我院研究生许旸、朱明清的田野调查，东阳地区似乎是这一带花版的主要原创地。从技巧上说，蓝染花版造型的圆点较大，对形象表现均有一定艺术概括，匠师们掌握着从写生到变化、便化的基本手法，构图灵活而不乏规整的尺度，显得构图、造型的“艺术”技巧更为娴熟的“行家”性质。这类“行家”性质的花版原创匠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已经不多，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新的蓝染花版匠师涌起，他们多多少少都受过现代美术教育，加上资讯的发达，各地大小书店都能买到各种图案纹样手册。社会教育的进步和普及，像“新华书店”这样模式的文化产业推进，一方面固然为设计者提供了更多的形象选择平台，但另一方面也使设计者在迅速剥离本地域民间工艺传承的体系，不再存续过去口手相授的师承形式，也失去以往民间工艺流派的多样性，成为无师承、无流派的“无根”匠人。
浙江东阳地区位于浙江中部，东阳市在义乌市东约30公里，诸暨市南70公里。这里是蓝印花布流行区。在今天能见到的50年前的蓝印花布，其纹样和花版都与相邻黄岩地区蓝印花布不相类，显然东阳花版别有来处就是当地潘氏雕版工坊（详见下列许旸调查资料）。在浙江的田野调查资料证明：花版设计、刻制者在印染不景气情况下，不会让技艺闲下来。生计的逼迫，他们大都走入“鞋厂”，使精致花版的刻缕技艺一变而为刻制各种鞋底的纹样。具体的对象物变了，但设计、刻缕技艺仍然保持。另有小部分人转向其他行业。但这些人对蓝染花布的热情不减，至今他们相聚时还会为当年的合作状况津津乐道。所以，倘若未来有一天，市场重新需要蓝印花布，并且其利润可以保证原创匠师的个人收入高于他当时的职业收入时，他们也会回归到蓝染工坊里，创制出新的纹样。
朱明清在2008年赴东阳南马镇田野调查中，下安恬村838号70多岁主人陈桂妹把她说的“蓝印花布”称作“荷花被”，她自己至今还在用蓝染织品，床上盖的仍是她说的“荷花被”。“荷花被”，又称“子孙被”。男方到女方家订婚，就要带上蓝花布到女方家，待出嫁之日，棉胎才塞进蓝布里，而女儿出嫁娘家亦要随嫁“荷花被”。现在，母亲或婆婆将自己曾经用过的“荷花被”传给下一代，就无需再另外定做了：而且这种风俗习惯也不多了。此外，当地建屋上梁，梁落位后要“抛接馒头”，而接馒头就要用这种蓝花布，接到馒头后再抛出去给别人品尝。
在虎鹿镇调查到当地“程永茂染坊”的后人，这是一位有腿疾的残障者，他提供了家藏的几张花版，但不愿述说自己手艺的酸甜苦辣，亦可知染坊在其心中的隐痛之深。朱明清在南马镇澄塘村访谈王建设、吴有光夫妇，他们说，原来这一地区有很多家染坊，在遇到集市时都把自家的货样张挂起来，来染布的人看谁家的花样多、有新意，就选择在哪家染，因为有竞争，就一定有革新，所以他们以前常常会想方设法创新花样。比如将旧花版的图案剪下来，和其他图案拼贴成新的图案，让做花版的人制作，但要求他不能将这种版样再给本村或邻村的染布人。花版是由专人采用棉纸制作的，长约一米，宽两尺，用六张纸压合而成，这种花版成本比较高，他们曾经尝试用塑料纸来替代这种花版，但是印出的花样模糊，效果不好。
据他们回忆，在他们父辈的时候，已经少用植物染料了，因为作为私人染坊，植物染料成本高，且材料本身需要用火加温以避免氧化，只有货量大的厂制单位才能承担这种高成本。
现在来染花布的人越来越少，所剩下的图案也只有两种，以前的“百子图”的图案也已经没有了。他们拿给朱明清看一种当地称为“蚊帐布”的麻布，上面印染的小蓝花以前只用做小孩围嘴印染的图案，如今他们已经将这种图案应用到其他方面。
其印染过程是，先将土布染蓝，再拿到水里清洗，再把花版放在染蓝的布上，涂上一层白石灰，再拿去冲洗，晾晒，便完成。按照这种方法，其实不是“防染”了，大概就是所谓“豆浆染”。
来加工染布的人都是自己带布来加工，以前都是手工织的土布，现在也有买机织的棉布。他们说如今染布的人已经减少了80%，因此现在这一地区，仅存他们一家染坊，但不是主要营生来源，仅作副业而已。
浙江东阳地区蓝印花布调查（2009年8月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许旸）
地点、人物：官桥周章妹
手艺传承方式：家传
周章妹91岁（1918年出生），从小跟从母亲织布，直到80岁那年不再织布，周章妹的儿子在六十年代结婚，至今家里还在用着当年陪嫁的荷花被，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但图案还是清晰，式样还是保持传统的式样和构图，不过主要题材却不是传统的送子或龙凤了，是一匹飞奔的骏马，造型与早些年的飞马香烟的飞马造型相似。可见当时荷花被的题材也在发生着变化，印染是送到当时的几个较大的镇上，如千祥镇、南马镇等，文革期间印染的生意已经开始清淡。
地点、人物：黄田畈陆春仙、许胡钱
手艺传承方式：家传
根据东阳当地风俗嫁女儿、娶媳妇，都要有一套礼俗性的“蓝地白花布”嫁妆，和红妆相映成趣。包括荷花被、被单、枕头、背孩子的布带子、围裙等，再老一些的风俗还要有织出花纹布带子（腰带），和红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婚俗用品。
陆春仙出嫁时，母亲为她置办了荷花被，从纺纱织布到做出素被，送到染坊，染坊收了她们7.7元的印染费。比照当时的农村工分计算是一天0.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