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谷建和开车赶往红瓦居委会，8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半个小时。
红瓦居委属于老城区，去年开始进行“三旧”改造，拆迁了不少房子，许多道路也在修整，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有几次差点让他的车开不过去了。
“你就是小谷吧？”居委会书记亲热地迎了上来。
就算谷建和的行政级别比他低，但怎么说也是上级派下来的人啊，而且还是纪检委的，一般干部遇到总有一种老鼠对猫一样的天然敬畏感。
反正，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会错。
不过谷建和不敢摆半点架子，急忙上前问候。
书记姓黄，身材不高，但行动敏捷，不过脸色苍白，应该是最近休息不好造成的。
“每天只睡三、四小时......”黄书记苦笑着解释了一句，开始介绍居委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口分布等一些基础资料。
这时，一位大男孩走了过来，说道：“书记，我先去卡点啦。”
他叫阿山，年龄与谷建和相仿，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谷建和想起自己也负责这项工作，急忙跟了过去。
同时出发的除了他们两个，还有一名居委会的干部，约五十岁了，大家叫他李叔。
区、办事处、居委会每级各出一个人，这叫“三级分包”，负责卡点的值班和外来人口排查，反正工作量非常大，工作时间也很长。
路并不平整，不时有瓦砾断砖散落在路中央，低洼处还有积水和泥浆。
李叔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大雨鞋，就算遇到积水也敢直接趟过去，谷建和就惨了，职业习惯让他穿着正规的衣裳，脚上穿着的是皮鞋，只能小心翼翼的避开积水，踩着突起的砖块又蹦又跳地前进。
“明天过来，要穿雨鞋哦，”李叔好心提醒着，“不仅是方便走路，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一听有防护作用，谷建和立即用力点头。
谁也不想感染啊，不但自己难受，防控工作也减少一个人手对吧，而且还增加国家负担。
大约走了十分钟，终于到达卡点，只见它设置在一条大马路上，两侧是二米高栅栏，只留下中间位置让居民出入。
当然，想要出入并不容易，每户每天只允许一个人外出，而且这人还必须体温正常。
“你们终于来啦！”一个轻柔的女声响了起来，带着欣喜，更多的是疲倦。
她值了通宵夜班，又累又饿，身上衣服也被露水打得潮湿，又沾又冷，所以见到换班的人真的感觉比亲爹亲娘还要亲。
两队人开始交接，很快，谷建和几个站在卡位上开始警戒着。
那感觉，象战场上的哨兵。
很快，有一位身穿白色夹克的中年男子从住宅区里走出来，东张西望的，目光游离不定。
阿山的动作很快，麻利地拿起测温计，指向来人的脖子，轻轻一按。
“36.4度，”阿杜读出了体温，然后示意放行。
就这样？很简单啊。
看到那人往外走，谷建和松了一口气，感觉并没有什么难度。
不对！
谷建和想起了什么，急忙追了过去，大声问道：“喂，你的出入证呢？给我看看。”
夹克男停下脚步，脸色渐渐变红了。
谷建和一见，懂了，冷笑着说道：“没有出入证对吧？现在疫情紧张知道吗？快回家里去，好好呆着。”
夹克男转身，苦笑着答道：“我也想在家里呆着啊，但怕我父亲会饿死。”
“哦，你父亲怎么啦？”听说是一个孝顺之人，谷建和心里生出几份好感，态度立即柔软许多。
“他一个人住在另一个小区。”夹克男解释着。
独居老人较多是老城区的通病，最要命的是:老人，意味着感染的机会大；独居，意味着感染之后不能及时发现。
这样的情况为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
“老人自已住啊？”谷建和上心了，问道，“他住在那个小区？几号房？我可以协调一下，让居委会干部去看看。”
夹克男有点生气了，说道：“让我出去不就完事了吗？用得着这么麻烦？”
“你可以出去啊，把出入证拿来。”谷建和说着把手伸过去。
“我老婆要用，我拿什么给你？”夹克男急了，“家里的油和米全吃光了，再不买全家挨饿。”
“这样啊......”谷建和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语气变得坚决，“不管怎样，没证不准出去！”
“你怎能这样啊，”夹克男急了，“我父亲八十多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负责得起吗？”
“理解你的心情，但规矩不能破！”谷建和一边坚持，一边帮忙想办法，“这样吧，要么你去看完老人再去买米，要么让你老婆去，反正只能一个人外出。”
“你！”夹克男又急又气，但在谷建和的坚持下，最终只能恨恨的甩头而回。
谷建和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心中感慨：为了抗击疫情，普通民众需要承受多少牺牲啊。
上岗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已经如此波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