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从它的兴起之时，就很重视教育。
先知初传伊斯兰教时，便要求穆斯林积极学习，寻求知识，把求知学习提到人生极重要的地位上，说：“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一个穆斯林一生都要不断地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从摇篮直到坟墓”。勉励穆斯林勤奋求知。又说：“知识是穆斯林丢失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都要把它寻找回来。”“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先知还说过：“学者的墨汁要胜过烈士的鲜血。”当伊斯兰教在半岛各方面传播开时，为了适应需要，先知命门弟子，学习外国语。先知传教时，古莱氏人中，能识字会书写的人非常少。在巴德尔战役中，俘虏甚众，先知让每一个俘虏教授麦地那的儿童读书写字，以为赎买自由的代价。后来，伊斯兰教中有大批称为“毛拉”的人，就是征战中的俘虏，被作为战利品，分配当了奴隶，他们中识字会书写的人，以教授穆斯林儿童读书识字为条件，予以释放，便叫作“毛拉”，即“释奴”，以至后来“毛拉”一词渐渐演变成教师、学者的专称。
先知谢世后，伊斯兰教开始向外扩展，先知的教导激发了穆斯林极大的求知欲。“从沙漠里来的征服者，他们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波斯，却坐在他们所征服的人民讲座下，当他们的学生。”
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实施学校教育了。首先在清真寺内组织《古兰经》的诵读学校。阿拔斯王朝取代翁米亚王朝后，哈里发曼苏尔迁都巴格达城后，巴格达变成了帝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曼苏尔在这里建立了医科学校和法科学校，到哈里发哈伦时，伊斯兰教清真寺已遍布城乡各地，哈里发下令全国清真寺中都附设一所学校。所以，后来“麦斯至德”(清真寺)同“麦德莱赛”(学校)，“加米”(清真大寺)同“加米阿”(大学)简直成了同意语。着名的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突尼斯载突那大学、摩洛哥凯洛因大学，都是同名清真大寺的所在。古代阿拉伯建立的各种大学，可考的有298所，其中大多数都设在清真寺内。
经堂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我国后，直到明中叶，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主要依靠家庭教育，以家传口授的方式，进行宗教知识的传播与教育，似乎还没有学校设施以进行宗教知识的教育。
但家庭宗教教育的作用和社会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它没有组织性和系统性，一般穆斯林家庭，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对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经典的内容与诵读方式、宗教仪式等也就逐代淡忘。特别是随着回回穆斯林汉语化的进程，家庭教育形式显然已经不适应这种发展的历史局面了。
回回穆斯林语言的汉语化过程从它的先民来到中国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唐宋时期东来的穆斯林“蕃客”，与元代大批东来的回回人，大多操阿拉伯语、波斯语，可能还有突厥语。他们分散中国各地，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人民交往，就需要学习汉语，受汉文化的教育。这方面较早的典型，是唐末李彦升。李氏为大食国人，大中初年，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将他推荐给朝廷，考取了进士。五代时，波斯人李殉，也屡称宾贡，着有《海药本草》一书。宋熙宁间(1068-1077年)，程孟师在广州“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到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年)，还出现了广州、泉州所建“蕃学”。到了元代，回回人学习汉语汉文与汉文化之风更盛。元代开科取士，色目人与蒙古人、汉人、南人各占四分之一；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录列一百六十八人，其中西域、回回、答失蛮、大食、康里人计五十三人。古代科举取录，必须通五经明时务，常有终其一生而不能及第者。至于赡思那样精干老庄之学，邃于经，深于易，博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着作丰富的全才，更是不可多得，反映了早期回回人中一部分人坚实的汉语言文字根柢。
回回穆斯林使用汉语的结果，虽在少数教职人员中尚通晓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外，就多数穆斯林来说，原来的母语也很快消失，已无法阅读理解阿拉伯、波斯文经籍，同时，又尚无汉译经文典籍的出现，因此，穆斯林关于宗教知识的家庭教育也无法继续实施，加之其他社会政治原因，宗教呈现衰微的状况，信仰和宗教生活日趋淡漠。在宗教活动中，一般只能“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其文，亦不求其晓，凶吉皆用之”。我们可以从泉州《丁氏谱牒》的记载中看出：福建泉州丁氏一族，其始祖节斋公(1251-1297年)时，尚能“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猪，恒沐浴”，至明嘉靖时，则已“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天不多拜矣，斋则无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只是“祀先则未用也”而已。在陕西地区，也有“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
回族穆斯林散居中国各地，处于儒、释、道文化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很易改变原有的伊斯兰教信仰而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意识。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元明时期回回上层及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穆斯林中，就已经屡见不鲜了。如元赛典赤·瞻思丁父子在云南提倡尊孔；明“萨琦变俗”，蒲寿庚后代弃教等等。到明朝后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恐怕已经很严重了。伊斯兰教的存在和传衍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回族穆斯林有志之士，起而发展教育，积极开展宣传事业，以求复兴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地位。这就是经堂教育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
复兴回族伊斯兰教的首要途径就是发展宗教教育，培养传教宣教的大量教职人员。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不多，对宗教职业者的需求量不大，元代回回人猛增，但他们本身尚能诵经礼拜，懂得伊斯兰教义，且中西交通大开，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较高，可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教职人员东来传教。明代就不同了，明朝取代蒙元王朝，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通受阻，回族穆斯林与伊斯兰教中心长期被隔绝，加之回族的政治地位已大逊于元代，既少朝觐游学阿拉伯的回族穆斯林，又少阿拉伯地区东来传教的教职人员。这样，回族所需要的大量宗教职业者，只能靠自己培养。这是经堂教育产生的又一历史条件。
经堂教育也是明代回族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产物。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以经商贸易为业，但穆斯林毕竟为数甚少；元代回回人经商、博买、包揽税收者也很多，但大多数回回，作为被签发东来的军士、工匠，来往迁徙不定，经济生活尚无保证，回族经济没有形成稳定的共同经济；明代，回回人历经元代与明前期数百年的开发，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商业与畜牧业的民族经济形态，在重本抑末的中国封建社会，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其影响不可低估。它使回回人得以在各个地区定居下来，经济上自给自足，生活趋于稳定。实施宗教教育的物质条件也就具备了。经堂教育在这一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
经堂教育之创始发展及其结构体制
经堂教育首先出现于陕西。一般认为，由胡登洲所创始。胡登洲(1522-1598年)，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顿拉·依立亚色，“世籍渭滨，幼肄儒业，长随同高师祖习受本教之学，聆其大略，而于经文教典之义，天人性命之理，无不豁然尽解矣”。据说，胡登洲曾到麦加朝觐，回国后，“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收徒讲经，立志兴学”，“远近负笈来学者，师祖悉为供给，乐为教育，而于阿补，哈尼法数百年不及之道，至我太师祖承统发明而堕矣。”当时，胡登洲办学的方式，一说是招收弟子在自己家里，半工半读；一说是在清真寺讲经。很可能最初是在胡氏家里，后来生徒增多，影响扩大，为安排众多的经生住宿，方便于他们沐浴礼拜，熟悉教务礼仪制度而移入清真寺中，这正好反映出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从分散的家庭教育形式，向清真寺的学校教育形式过渡的历史过程。
经堂教育始自胡登洲，它的推广发展，则得力于他的两个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胡登洲办学初“吴楚燕齐之彦，负籍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但道教之湮，人心之厌弃。因其习学之难，得味之不易，故中道而止者众，其中之拔萃者，冯海二先师，少尽其学，迄今百有余载。学业相承，代不乏人矣”。
冯氏，家居西安，有三子三侄，子少泉、少川，侄伯庵承袭父业。少川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中，李秉旭在清初已负盛名，伯庵一系弟子遍及陕西、湖北、山东、广东、北京、江苏，其中张君时、李延龄、马君时、皇甫经、常蕴华、舍蕴善、伍子先、马伯良、米敬公、王岱舆、冯通宇等人是清初着名经师。
海氏名东阳，号言轩，祖籍西安，经名艾哈默德，生卒不详，自幼在家耕读，专攻阿拉伯语，后受教于登洲帐下，成为一代着名经师，大约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来到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定居。“四方之人裹粮问学，户外之履满焉。海内咸称晒黑云，犹华言仙种也”。后曾在固原、兰州、平凉及云南大理、红岩等地开办经堂教育，所谓“学贯天下，教溢海内，经典未明之旨，至师而大明；教门未正之理，至师而始正”。海太师所传弟子较多，其中有兰州马，兰州马有弟子摆阿訇，摆阿訇之后有周老爷，周老爷有八大弟子、四小弟子，但他们生平事迹，多难以稽考。
继冯海二氏之后，对经堂教育作出贡献的有周老爷(冯增烈先生疑为周良隽)等，当时有“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的民谣。此外，仅马注《清真指南》卷一中为作者赠言的“明经”、“教领”、“广学”就有二十四人之多，分布于陕西、山西、山东、河北、四川、广东等地，可见经堂教育在明末清初，不仅已普及于陕甘宁青，也已推行于我国其他部分回族地区。其中陕西形成全国经堂教育中心，济宁、同心、南京、滇南、北京、河州等地经堂教育也都很兴盛。清同治年间云南、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经堂教育中心则转入河州。
我们前面讲到，明中叶以前，回回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家庭教育几乎是唯一的教育形式；明中叶迄至清末，则以经堂教育为主导形式，辅之以家庭教育。
经堂教育是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办学，招收穆斯林子弟，延聘阿訇讲习伊斯兰教经典，传授教义、教法，普及宗教知识和培养教职人员的一种教育制度。“经堂”一词，始见于清初，刘介廉《天方典礼·例言》：“是书语气与经堂语气既不相合，则不能不起物议。”所谓“经堂语气”，指经堂学校在教学中使用的一种口语。“经堂”一词的出现，显然早于清初。早期回回穆斯林将《古兰经》及其他宗教典籍，一般置于清真寺大殿左前侧厢房内，称为经房。经堂教育兴起以后，这里成为阿訇向经生讲授伊斯兰教经典的场所，故又被称为“讲经堂”，简称为“经堂”。这可能就是“经堂教育”这一称谓的源出。但在这以前，康熙年间，赵灿所着《经学系传谱》中，通篇都称其为“义学”，后来，有些地方也把它称为“清真义学”。
经堂教育，是向穆斯林子弟实施宗教教育的学校，也就是穆斯林的学校教育。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后，于第二世纪就建立了这种教育体系。我国回族等各族穆斯林，自唐时伊斯兰教传入算起，经历了七八百年，至明中叶才开始建立这种教育体系。但经堂教育一经出现，很快就得到推广，普及到全国穆斯林地区。至清末全国回族、东乡、撒拉和保安族穆斯林数以万计的清真寺几乎无不设立这种经堂学校了，清真寺不仅仅是“麦斯至德”，也是“麦德莱赛”了。同时，在它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系统和统一的教学方式。现在我们首先谈谈经堂教育的学制。
经堂教育初创之际，可能是一揽子教学，无班级、年级之分，也无高等、初等学校之分设，教学形式大体如“私塾”。后来高初等教育逐渐分离，分别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级教学。到本世纪30年代各地经堂教育的学制多皆如此。按民国年间赵振武先生所说：“各地的经堂学校，有大学，造就阿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之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机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