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封建残酷统治，回族穆斯林一蹶不振，其状况概括为“贫愚”二字。因贫致愚，因愚致贫，互为因果，循环不已。正如回族穆斯林中有志之士所言：“中国回教，经有清二百年之摧抑，回民乃变其积极态度而为消极，退居寺内，仅守教功。阿衡之所倡，教民之所由，厥为寺的教育而已，……皆以请经为课，率读阿拉伯文。经课之外，概非所习，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居首要。然而拘墟不变，致回民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回族穆斯林开展了文化运动，改良宗教，发展教育，发扬文化，促进伊斯兰教现代化，以适应新的历史潮流。
建立社会文化团体
早在1906年，童琮在江苏镇江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是回族穆斯林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组织。同年12月，留学日本东京的十四个省的三十余名回族学生发起建立“留东清真教育会”。19世纪末，欧美风雨东渐，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在中国盛行一时，留东清真教育会提出“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次年创刊《醒回篇》，大声疾呼“改良宗教，普及教育”，对于近代回族伊斯兰教文化运动的兴起起了启蒙的作用。
从清末到1949年半个世纪内，回族穆斯林所创办的社会文化团体组织，总数在一百个以上。其中最典型、最具有全国性规模，影响最深远的是“中国回教俱进会”。
民国初年，在王宽大阿訇等人的倡导下，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本部设于北京。不到一年，各省省会纷纷设立支部，县市镇回民聚居区设立分部。俱进会组织遍及全国，突破了回族伊斯兰教互不隶属、孤立分散的传统教坊组织，把全国分散的回族穆斯林统一团结起来。“于是潜伏于回民心中内在的团结力量，遂结成了有系统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团结。”
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职能，概括为“对外代表全体回民，对内领导全体回民。根据不同的情况，本部和地方支、分部的工作各有重点。比如本部，除掉提倡教育实业，办理宣传而外，特设有教务研究会，集合若干大阿林按期讨论教义，因为它常接受各地关于教律的问题。云南支部和四川支部特重文化和出版物，郑州支部特重宣传，陕西支部特重慈善救济事业……都是因为地方情况需要的不同而有所专注”。
据说，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回教俱进会也很重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为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曾致函王宽大阿訇，要求“举西北实力参加革命”。王氏当即派孙绳武赴广州“报命”，表示回族“穆斯林一致拥护国民革命”。
近现代回族穆斯林社团，其历史优越性就在于，它建立在以国内广大回族穆斯林的群众基础，以发展回族穆斯林教育，提高全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增强回族穆斯林爱国意识和民族觉醒，研究和发展回族穆斯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宗旨，不分地域，不分教派区域的新型回族穆斯林组织，充实和完善了回族伊斯兰教制度，而且不断向前发展，加强了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联系，将回族穆斯林引向一个广阔的天地。不仅使回族伊斯兰教基本适应历史的发展，而且使回族穆斯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近现代历史事实表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回族穆斯林都能及时奋起，承担祖国赋予的历史使命。这与回族穆斯林社团的倡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推广新式教育
俱进会早期的工作重点，仍反映在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提倡新式的宗教教育。所谓：“物极必反，乱久思治。人们求知欲发达以后，无时无事不在科学中下功夫，因而谋求宗教常识的机会，遂日渐渐减少，并且，科学书有许多反乎教义的地方，地理、历史又出于非回教徒之手，对于回教又多诽词。宗教知识薄弱的青年们往往受这些不正当的欺骗而不自觉。虽然这种现象是任何一种解放事业必然的过程，可是，纠正这种不当，也是极需要的举措。因而产生了新式宗教教育。”
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决定新式宗教教育的教学目的：“一、造就合乎新社会环境的阿衡，去领导已经到新社会上去的已经成熟的新青年；二、造就有充分宗教知识的新师资，去到新式学校里，去领导正在受欺骗的未成熟的青年。”
至于课程设置，仍以传统的宗教学科为主，加上汉文基本学科——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体育、教育心理学之类，尽管师资、图书缺乏，课程设置不全，因陋就简，然而传统的宗教教育已向新的途径起步了。
1907年，王浩然大阿訇朝觐归国，“鉴于西方诸回教国多受制于欧罗巴人，与中国之病同，心焉痛之。以为居今之世，非智能超越，不足与欧人抗衡。乃锐意兴学，纠合绅矜，创清真两等小学堂于牛街礼拜寺之后院……又以我国各地礼拜寺附设之经学，教学方法陈旧迂拙，事繁效鲜，与学塾等。因组织‘回文师范学堂’于牛街寺中”。
回民师范学堂，虽说是中国新式宗教教育的最初尝试，由于打破经堂教育的陈规，敢于创新，当时被称为“回教改良大学”。还由土耳其聘来教员。所以，取得显着的教学效果。“请阿里雷咱担任阿拉伯文化高级讲座教授，哈桑哈飞足担任初级讲座教授。如罗殿杰、马德宝、张闻喜、杨德亮诸大阿訇，均系该大学的高材生……各地负笈来学者很多，一时称盛。达浦生阿訇适任牛街大寺教长，亦曾来充任该校教授。中国回教徒对于千余年来的阿拉伯文化，至是始有一明确的观念。新的阿拉伯语文，至是始能了解和运用。而对于阿拉伯杂志报章的阅读，也是从是时起。”
继回文师范学堂之后，1918年，云南创办“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于昆明，以阿文课程为主，兼授汉语文、史地、数学等普通学科，迈出经堂教育的一大步。“开全国回族穆斯林新式教育的先河，外省负笈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十年后培植出来的人才遍布全省范围。”在经书并授的基础上，发展为云南明德学校，形成小学、中学、阿文专修三个部的教学体系，先后向北平成达师范和埃及艾资哈尔大学输送了留学生。
新式宗教教育组织系统健全，教学目的明确，成绩突出，闻名国内外的是北平成达师范学校。
1925年，回族穆斯林名人唐柯三、法静轩、穆华庭等发起创立成达师范学校于济南，由马松亭主持校务，定名“成达”，即“成德达才”之意，宗旨在于“施行思想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即所谓“教育兴教，宗教救国”。
为此，培养人才的目标是，至少能担任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体回族穆斯林。2.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或教授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启迪工作。3.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手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概括地说，就是在现政权统治下，为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培养教长、校长、会长的人才。
成达师范在济南建校，因陋就简，惨淡经营三年。1928年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制造血腥的“五三惨案”，炮轰济南城。“成达”幸得马福祥先生资助，迁往北平。
北平是文化古城，人才荟萃，成达师范因而得到空前发展，规模扩大，教学结构日趋完善。由于学校性质特殊，课程设置以基本训练为主，通过阿拉伯文学习，要求学生具有直接阅读阿文典籍的能力，并对《古兰经》、圣训以及有关伊斯兰教律、历史有一定认识。通过汉语文学习，具有一定的汉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对中外史地、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了解，具有教学和学校行政的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回族伊斯兰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成达师范还着手组设“女子部”，分普通、宗教、教育、家政等科。限于客观条件，后来仅创办了一所“新月女学”，开办了两个普通初中班。虽没有多大发展，却成为回族妇女教育的先导。
继成达师范之后，上海中国回教学会鉴于培养“新式师范人才，为复兴宗教之要素”，1929年，由哈少夫、马晋卿、马云亭、蒋星阶等集资建筑三层西式校舍一座，第一、二层开办敦化小学校，聘沙善余为校长，第三层即伊斯兰师范学校，由达浦生主持校务，哈德成担任教学，课程设置阿拉伯文与汉文教学并重，附设阿文速成班，马坚就是其中高才生。早期毕业生，少数派赴埃及继续深造，大部分由学校推荐赴各地充任教长。
同年3月，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该校筹建于1927年，由当地穆斯林周级三捐盖一座三层楼房作为校舍，直到1928年冬落成，由李仁山阿訇担任教务主任。阿文有文法、《古兰经》、认主学、教律等学科，另授古汉语、史地、算术之类课程。最初在校学生约二十名，“学风甚厚，豫、甘、湘、滇之笃学者日有所至”。
在大西北，传统的经堂教育也相应变革，趋向于现代化。1932年，宁夏省主席马子寅在银川东大寺创立“中阿大学校”，专收在职的阿訇，补习汉语文和公民常识之类。次年，马鸿逵继任主席之后，“鉴于西北回民知识水准低落，偏见尤深，往往重读阿拉伯经典而不习国文，以致养成只知爱教鲜知爱国之传统思想”。因而极力扩充中阿大学校，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中阿学校，自兼校长，苏盛华为副校长，广泛招收回族青年一百数十名，由于程度参差不齐，分编为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两个班，施教方针在于“沟通回汉文化，集中回族力量，以彻底打破西北回民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之故习，俾了然于世界大势本国情况，以增强其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该校名为“中阿”，带有“国际性，诸多不适”，遂易名为“省立回民师范学校”，以期造就实施“边疆教育”的师资人才。继而又以“回民二字含有民族分化意味，有乖中央推行边疆教育之本旨”，再易名为既不带“国际性”，也不意味“民族分化”的省立云亭师范学校。经费由宁夏省教育厅直接拨给，阿拉伯文仍列为必修课程，成为国内第一个带有伊斯兰教性质的公立师范学校。
派遣留学生和出国考察，进行文化交流
新式伊斯兰经文学校突出的成果，在于培养了一批既通晓阿拉伯语文，又有一定社会科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尤其是派往埃及的留学生，对中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本世纪初，马明良、王静斋、哈德成、周子实等续往埃及游学。梁竹安、梁德福、杨福州、马昆山、尹光宁、达浦生、哈德成、海维谅、刘朗宣则赴印度求学。王曾善、马宏道就学土耳其，是中国回族穆斯林最早的海外留学生。
1931年，云南回教俱进会通过一位印度穆斯林商人的联系，征得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同意，以明德中学名义，派出首届留学生纳忠、林仲明、张子仁三人，由教师沙儒诚护送前往埃及。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亦派马坚同往，进入艾资哈尔大学，组织了中国留埃学生部，由沙儒诚任部长，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第一次有组织地向阿拉伯世界派遣留学生。
1933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选派韩宏魁、金殿桂、马金鹏、王世明、张秉铎五人为第二届留学生赴埃。同年，云南方面又派出第三届留学生纳训、林兴华、马俊武三人。第四届又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派送金志晏、定中明、胡思钧、马有连、林兴智等五人。1935年，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特准艾资哈尔大学增加中国留学生名额二十人，由国王私资津贴。学生条件是信奉伊斯兰教，具有一定阿拉伯语文水平，以及本国高级中学或高级师范的学历，留学年限五至八年。因而以庞士谦为首的第五届留学生续赴埃及，其中有刘麟瑞、马维芝、范好古等原北平成达师范学生，留学印度的海维谅也相继转学埃及，从而加强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留埃学生坚决和各族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同仇敌忾，以笔为武器，在阿拉伯世界报刊上宣传中国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尤其深刻揭露日寇以“保护回教”自居，企图建立所谓“回教圈”，奴役世界穆斯林的阴谋。
马坚曾用阿拉伯文撰写《中国回教概况》一文，向阿拉伯人民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纳训也以阿拉伯文翻译了《孙中山》一书，阿拉伯人民对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了初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