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结婚的青年在择偶标准中，对于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出身甚至政治面貌的要求都比较高，这主要因为这一时期，村民们有着较强的宗教意识，而且表现在宗教上的民族认同感更为强烈。此外，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不打上政治烙印的，尤其在“文革”期间，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迫使不少家庭成分不好的男女青年，在婚姻选择上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条件很显然就成为青年男女一个非常重要的择偶标准。好的家庭出身以及政治面貌，对于人们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这一时期的择偶标准会呈现出对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要求较高的特点。择偶理论中的“资源交换理论”认为，人们被某一特定的异性所吸引是由于他（她）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这些资源是多方面的，如个人的气质、财富、才能、社会地位。假设某人的某一种资源不足，但可以更多地提供另一种资源作为补偿。当时，有着好的家庭出身以及政治面貌的男子在择偶时作为一种交换的资源，即使自身身体素质或者长相都很一般也可以娶到在容貌、才能上都比较出色的姑娘。
这一时期，回族男女青年在择偶时对于自身条件，尤其如相貌、年龄等条件，一般并不太看重。另外，由于受包办婚姻的影响，他（她）们在择偶时对于感情因素似乎无从考虑，因而只占到6.9%的比例。在家庭经济条件方面，由于当时的整体经济水平较低，贫富差距较小，似乎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因而，青年们对于这一标准也并不看重。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回族青年男女在择偶时对于宗教信仰以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的考虑已不及20世纪70年代了，但是对于自身条件，尤其是相貌人品以及对方家庭经济条件等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在择偶方式中，别人介绍与自由恋爱的比例已有所上升，因而男女青年对感情因素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2000年以后的这几年，当地青年的择偶标准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她）们在择偶时对于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已不再考虑了，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已和20世纪7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同时，在这一时期，他们在择偶时对于对方的宗教信仰虔诚程度也并不太看重了。这几年，自身条件几乎成了男女青年择偶时最重要的标准，而且在自身条件里，人品、性格以及健康等条件几乎是占首位的，而对于相貌的要求仍然不算太高。
除自身条件外，位于第二位的择偶标准就是对方家庭经济条件了。因为这一时期，随着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已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方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结婚时彩礼、陪嫁的多少，以及婚后生活水平的高低等许多问题。此外，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回族青年的择偶方式仍以别人介绍为主，因而他们在择偶时，对于感情因素虽有所考虑，但没有将其列为首要标准。
三、择偶方式与择偶标准的变迁折射出的深层社会文化内涵
通过对农场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回族男女青年择偶方式与择偶标准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
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场村回族的择偶方式以及择偶标准基本上比较稳定，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变化相对较大。以择偶方式为例，尽管1950年，新《婚姻法》的颁布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为原则的新婚姻制度。但是在类似宁夏同心县这样的一些农村，婚姻自主、自由恋爱还无法得以百分之百地贯彻，传统择偶方式中的包办婚姻仍然占据着一定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由小生产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农、工、商、贸相结合的多元经济结构，这样就使得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从而促使传统意义上的以家族（家庭）利益为重的婚姻文化模式，逐渐转向以结婚当事人自身个体利益为重的且与传统观念具有很大不同的现代婚姻模式。此外，新时期社会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反映是，男女青年受教育的机会与受教育程度大大改观。与此相对应的是，男女青年的择偶方式也逐渐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至于在择偶方式中，包办婚姻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自由恋爱等择偶方式逐渐升温。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场村回族择偶方式以及择偶标准的巨大变迁，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这足以说明：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族际之间甚至族群内部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我国乡村回族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源于市场经济的各种物质与精神上的文化需求，对乡村回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乃至价值理念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解放以来，我国青年男女择偶标准的变迁模式，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从以家庭成分、政治条件占主导到逐渐以文化与经济因素并重，再到经济条件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发展为以感情为重的多元结构。宁夏乡村回族择偶标准的变迁基本符合这样的变迁模式，只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一些自身特点，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变迁没有城里人那样显得丰富多彩，但是上述一些基本的变迁模式还是共通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时代男女青年择偶标准的变化，就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因此，从其变迁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发展的脉络。仅仅一个农场村的回族青年在这30多年择偶标准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正好可以折射出宁夏乃至全国许多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三，农场村回族男女青年在择偶方式与择偶标准变迁方面体现出的一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宁夏许多农村回族聚居区的普遍状况。农场村是个兼有宁夏南部山区以及北部川区两种特点的农村。就该村村民的日常风俗以及宗教信仰状况而言，其与宁夏南部山区的许多农村较为相似；而经济状况与生产方式则与宁夏中、北部的农村比较相似。因此，可以说该村从地理划分上，正好处于宁夏北部川区向南部山区过渡的一个地带。由此可见，该村男女青年在择偶方式与择偶标准等方面的变迁，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更为深层的状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宁夏其他一些回族聚居村的普遍情况。
马伟华（1977~），男，回族，宁夏银川人，人类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游离：回族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马忠才
进入加速转型期，由城市化、工业化引起的征地狂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失地农民数量急遽增加，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农民便与土地具有极强的依附关系，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同时，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然而，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失去耕地，但基本权益不能得到保障，部分地区“要地不要人”的征地方式引发了农民就业问题。失地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被动城市化，但却无法融入都市，不能享有市民待遇。与市民相比，失地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竞争力；与拥有耕地的农民相比，失地农民前途未卜，后无退路。因此，失地农民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长此以往，必然会形成新的弱势群体，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对宁夏吴忠市一个回族村落的实地调查，描述了当地失地农民的就业现状，力图寻求问题的症结及解决策略。
一、M村被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
吴忠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地处黄河上游，是引黄灌区的精华地带，总面积2.0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7万人，其中回族人口61万人，是中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M村位于吴忠市利通区西南角，现有回族家庭182户，人口792人。
改革开放初期，吴忠市还是一个县级市，隶属银南地区，主辖利通区及其周边区域。那时城市规模狭小，仅有政府办事处、人民商场、吴忠市交易市场等现代化商业政务中心，方圆不足1公里。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狭小的城市规模再也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政府开始推进城市化：西环路西移5公里，南北扩展约10公里，新兴的商场、广场、工厂、市场、商厦、公园从出现到繁荣，M村由“城乡结合部”变为“城中村”，大片肥沃的耕地被征用。进入21世纪，在西部大开发的促动下，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推进城市化进程，发展商贸流通业，打造吴忠商贸核心区，重振吴忠商埠雄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在投资倾斜、利益驱动下更是争分夺秒、日进千里。M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一时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被颠覆，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迫城市化。
二、失地农民的生计与就业
课题组2005年10月赴M村作实地调查，目的在于掌握失地农民生计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便于客观地量化分析。
1.职业变迁与就业问题
调查得知，M村农民失地后，除5%左右通过疏通关系成为乡镇企业职工外，其余都是自谋生路。目前，M村失地农民的职业结构分为六类。第一类，农业劳动者，占2.8%，包括菜农、果农及各类养殖专业户。第二类，商业、服务业员工，占20.3%，即自身无生产资料，无需投入资本，受人雇用的打工者。第三类，商贩或个体，占24.3%。个体主要包括蔬菜瓜果贩卖者，茶馆、饮食经营者（含餐厅经营、夜市买卖、风俗小吃）等等。第四类，招工工人，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通过有关渠道进入企业或市场的工人，一般都有固定收入。第五类，私营企业主，包括包工头和公司经营者，仅4户而已。第六类，乡村干部，占1.5%。
M村无业者比重较高，占22.8%，接近于四分之一。他们通常是学界称为“无岗可上、无地可种、低保无份”的弱势群体，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2.生计问题
M村地处城市边缘，失地之前，大多数农民借助地缘优势，从事蔬菜、瓜果种植、贩卖及奶牛养殖，具有一定收入保障。失地后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收入下降了，当地土地征用全部补偿标准为4万元，亩。征用后，来钱的土地没有了，收租的房子被拆了。课题组调查发现从2001年至2005年M村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从4166元下降为3209元，平均下降957元。收入下降的同时，生活支出在增加，有地时，人们无须购粮、买菜，也不需要缴纳水费、取暖费、物业费、存车费，从平房搬进楼房，这些费用一项都免不了，于是消费支出上涨了近50%。
结果表明，27.1%的失地农民收入在251~500元之间，是人数最为集中的收入区间。此外，26.0%的受访者收入低于50元，主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维持生活；20.5%的受访者月收入在751~1001元之间，在当地可谓收入可观；仅有10.1%的人月收入在1501元以上，超过当地城市职工的平均月收入（1100元）。由此可知，尽管M村77.2%的失地农民有岗可上，但平均收入较低。
民以食为天，不劳动者不得食，收入下降，生活费用上涨，M村五分之一的失地农民无岗可上，有岗可上者三分之一对工作不满意，53.1%的失地农民月收入低于500元。长此以往，失地农民的生计必然成问题。
三、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
1.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用。农民、乡村干部、商人与政府是征地过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农民承包土地，对土地有使用权。乡村干部、商人或政府，如果不征用土地，对他们而言，没有利益可言，但乡村干部有权征用土地，他们通过低征高卖或村乡提留，获得巨大收益，商人通过开发耕地获取暴利。三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不统一，强势群体就会依仗权势从弱势群体那里获取利益。
2.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弱。M村失地农民中，除12.55%的高中、中专生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初中、小学或文盲教育程度，整体文化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村里仅有少数人参加过技术培训，有13人有汽车修理技术，29人掌握了烹饪技艺，52人是瓦匠，18人会开车，其余均为无技术、无技能人员。综上所述，在外来人口聚集、下岗职工集中的吴忠市，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除了失业，别无选择。
3.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作为宁夏的次中心城市，吴忠市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前些年还有数家大型企业，1995年以来倒闭了近一半，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待业。此外，吴忠市邻近南部山区，当地富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大量移向吴忠。高校扩招后，当地中专、大专及本科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大多回原籍等待分配。由此可见，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吴忠市，难以承受沉重的就业压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
四、解决策略的思考
1.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创新安置措施。失地农民为现代化及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与政府有义务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改革使用权与征用权力的分散，扶持弱势群体，增强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主动能力，改变以往“要地不要人”的征地政策。2007年6月，吴忠市古城街道政府征用了当地农民的土地用来开发市场。政府承诺，土地永远是农民自己的，但在合同期内使用权归街道政府所有，土地以数量入股，每年按股提成（一亩地大约每年能分到5000元左右）。这是吴忠市安置措施创新的积极探索，农民对此十分满意。实际上，并非没有办法，关键就看地方政府有没有把失地农民的就业当成一个影响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国计民生问题来看，完全可以借鉴中国南方和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如建立“失地农民基金会”资助制度，或“以土地换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