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最高封建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据金天柱《清真释疑》所引康熙皇帝上谕：“朕评回汉古今之大典，自古之宏道也，七十二教，诱真归邪，修仙成佛，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汉官诸臣，时享俸禄，按日朝参，而回回逐日五时拜主赞圣，并无食朕俸禄，亦知根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汉官民因小忿，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回，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爱民之意也。”由此可见，汉文译著对中国各阶层的影响。
汉文译著风格抛弃经堂语，采用典雅正规的汉语表达方式，以理服人，甚少耸人听闻的说教，教义提到理论的高度，影响在回族内部尤为突出。据穆斯林学者马开科自述，他本人虽是回族，自幼攻读儒书，对于伊斯兰经籍从未涉及，所以对教典一无所知，有时向父老或宗教人士求教，所获得的不过是风俗中的末节，有的荒诞不经，惊世骇俗，故作惊世之说以惊人，不可避免令人产生怀疑：“疑夫回之理，为失其中正也；回之道，为流于偏倚也。”当时一般攻读儒书的回族知识分子，大都作如是观。1862年秋，赴昆明师事经学大师马德新，在其指导下，研读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以及马德新本人所著《四典要会》等书，反复探讨，两年后，提高了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于是从一无所知到融会贯通，“乃恍然于天地之原始，万物之归宿，人神之机密，性命之从来，将造物之全体大用，圣贤之复命归真，庶汇之知能长养，无不毕萃于吾教焉”。从此弃儒习经，致力于伊斯兰教教典的研究，与其师马德新密切配合，完成了《甫苏思》（《大化总归》）的汉译，刻板问世，专论后世复生，填补了前贤译著中的空白。
近代回族伊斯兰教中出现的“西道堂”，它的产生与汉文译著有密切关系，因此，被称为“汉学派”。
创始人马启西（1856~1914年），原名慈祥，字公惠，道号西极园，出生于清末回族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幼年学习阿拉伯文、汉文，曾应试科举，中了秀才，但无意进取求仕，闭户钻研回族穆斯林先哲的汉文译著，尤其刘智的著作扩大了他的视野，帮助他理解更多精确的伊斯兰知识，以及儒、佛、道家的哲理，耳目为之一新。于是隐遁参悟十年之久，乃在临潭旧城西凤山山下授徒讲学，别创一格，以汉语为工具，穆斯林先哲译著为教材，宣讲《古兰经》、《圣训》，特别注重学习汉文化，区别于寺院经堂教育，“汉学派”之称便来源于此。
马启西曾撰有一联，反映他的认识过程和修养成果：“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千百年”。
广泛吸取诸家学说的精华，弘扬伊斯兰教，成为他创立西道堂的思想基础：“根据清真教义，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宣扬金陵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充分反映西道堂对刘智宗教哲理的推崇，奉之为圭臬，而以后继者自居。马启西郑重宣布：“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要结果。”官川即指中国哲合忍耶创始人马明心及其后继人，“结果”便是后来西道堂公社的社会实践。
20世纪初，领导哲合忍耶复兴活动的马元章，其人也深受汉文译著的影响，马元章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对王岱舆、马注、刘智诸先哲的汉文译著也曾潜心研究，生前撰写的大量诗文，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实行为宗教献身以维护伊斯兰教的尊严和存亡。
由于宗教上层人士的重视和提倡，宣扬伊斯兰教原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参考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会贯通，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能深入人心，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所接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宗教人士和穆斯林学习汉文的积极性。在这个潮流冲击之下，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南京、北平等印行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不胫而行，风行全国，也流传于大西北陕、甘、宁、青穆斯林地区，历来保守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引进，作为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学习汉文知识的重要读物。汉文译著顿时声誉百倍，普遍尊称为汉“克塔布”——汉译经典著作，仅次于《古兰经》和《圣训》，而与阿拉伯传来的经典（克塔布）相提并论，汉文译著者被冠以“巴巴”或“老人家”的尊称。
汉文译著也存在一些缺点，“引书不检原本”，引文也不大照录，有的不免与原书原文有所出入，尤其后来补辑者“任意窜改”古本或古碑，不免讹传。然而汉文译著的问世，对于宣传伊斯兰教教义起了积极的作用，译著者以犀利的笔触、严密的思辨、深奥的内容将伊斯兰教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自成一家之言，独步当时学术论坛，成为中华民族辉煌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之所以在中国历千百年传衍而不衰，汉文译著配合经堂教育，维系人心，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纳国昌（1929~），男，回族，云南昆明人，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师，长期从事回族及伊斯兰教研究。
白寿彝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松茂
一、未完成的《中国回教史》
白寿彝先生在其《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元代回教人与回教》的解题中说：“1942年12月，因避日机轰炸，避居嵩明的杨林镇。村居多暇，着手写中国回教史，成三章。苦于手头缺书，明清时期的部分没有法子写下去，也就搁笔了。此后辗转迁徙，已成三章，只有这一章保存下来。”先生所说的“这一章”，即《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这一章。该章收入先生1948年编著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上海文通书局），1983年又辑入先生著《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先生写这篇文章（即《中国回教史》中这一章）时正在云南大学任教，所住的嵩明县杨林镇西距昆明约百里。一篇《白寿彝颠沛流离》的文章说：“国立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自携眷到滇后，即遇敌机轰炸昆明，备受影响。白以日日跑警报，生活不安，工作常受阻碍，乃于本年初携眷迁往杨林。每周搭叙昆车西行百里至云大教课两日，又折返杨林，次日又乘车东行二十里，至明德中学部义务授课二日。”白先生边教书边写作，《中国回教史》没完成是因为缺乏资料。但写《中国回教史》的时间，不是《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上说的“1942年12月”，而是1940年12月，因为1942年12月先生已在重庆。1948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白先生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一文中自注：“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云南嵩明杨林旧稿。”这里的“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即1940年12月。1989年，《史学史研究》第2期刊出的《白寿彝先生撰述目录》中，《元代回教人与回教》篇下注：“本文1940年成稿，载入《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元代回教人与回教》1940年成稿无疑。《中国回教史》着手写的时间是1940年12月，而不是1942年12月。至于《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上何以将1940年12月误写成1942年12月，是白先生的笔误，还是排印错误，这里就不细究了。
关于《中国回教史》的规模，《寿彝先生学谱》（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上说：“全书六章，10万字。”《元代回教人与回教》是全书第三章，由此可见全书的一斑。已完成又丢失的前二章题目，没有材料留下来，后三章的篇名，更无从知晓了。
学习上的遗憾是常有的。白先生未完成《中国回教史》的写作是遗憾的。但先生以后完成《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及一系列文章，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
二、关于“伊斯兰文化学会”
《白寿彝画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载：1938年白寿彝先生在桂林发起成立“伊斯兰文化学会”。学会主要工作是研究国内外伊斯兰文化及论著和翻译。作为主要负责人，先生主持学会活动到1945年。1939年年初，先生到达云南昆明。到昆明之初，先生即开始伊斯兰文化学会的工作，收集云南回民起义资料，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署“伊斯兰文化学会藏稿，开封白寿彝校集”。该书寄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书稿无下落。先生继续校写，扩大内容，最后以《咸同滇变见闻录》的书名，分上下册，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上方冠以“伊斯兰文化丛书”7字。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得到马坚的积极支持，1941年4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马坚译《回教教育史》，封面亦标“伊斯兰文化丛书”。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版的马坚译《回教哲学史》，同样标以“伊斯兰文化丛书”，并注明“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辑”。编辑并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是伊斯兰文化学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伊斯兰文化学会的又一项工作，是开展伊斯兰文化讲座。1943年白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开设伊斯兰文化课。时在重庆的哈德成大阿訇得知后十分高兴。白寿彝先生在《哈德成阿訇》一文中说：“阿訇对于伊斯兰文化学会在中央大学设置伊斯兰文化讲座的事很注意。……他认为这种讲座还应该推广，一方面可以宣传回教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培植大学教师。”白先生请哈阿訇“在合适的情况下来担任一席讲座，他也答应了”。同年白先生在重庆回教文化座谈会上，作了《回教文化四十年》的演讲。
关于伊斯兰文化学会的会谈，马坚在《悼老友马元卿》文中说：元卿于“民国二十八年到昆明任云南思普企业局昆明办事处主任，因与白寿彝先生相结识，故加入伊斯兰文化协会。他立志要译述世界名著《伊本·白图泰游记》和关于阿拉伯通史的名著《黄金草原》（姆鲁智·宰海卜著），所以写信给我托我替他买这两部名著（当时马坚在埃及留学——引者）。我回国时把这两部书带来送他，并勉励他做这件重要的学术工作。”马坚1939年秋回国，成为伊斯兰文化学会的主要成员，1940年和白先生共同恢复《清真铎报》，又与人协力恢复停办已久的明德中学，1941年、1944年他翻译出版的《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史》都列为“伊斯兰文化丛书”。1940年秋在埃及学成归国的纳忠（子嘉），亦为伊斯兰文化学会重要成员。白寿彝、马坚合力复刊《清真铎报》，出新1号、新2号、新3号后，由纳忠接手。《清真铎报》新3号《编辑室谈话》中说：“本刊在艰难困苦中复刊以后，因为爱护宗教的教胞们一致赞助，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又出钱又出力的，所以本社同仁，非常兴奋，非常感激。……本刊正需求富于学识经验的人来切实负责的当儿，纳子嘉先生安抵昆明，本刊前途非常乐观，希望爱护本刊的教胞们，更加努力，使本刊得以蒸蒸日上。”马坚恢复明德中学后，赴上海和哈德成等一同译经，明德中学校名由纳忠先生主持，白寿彝先生赴明德中学上义务课时（上引《白寿彝颠沛流离》文中提到的），正值纳忠主持学校工作。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著有《日本之回教政策》的杨敬之，亦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具体人数不详，但各有各的工作和工作岗位，“学会同人，只有子实（马坚）是在埋头苦干”（白寿彝语）。白寿彝先生邀请哈德成参加学会，领导大家做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工作。哈阿訇客气地说：“我很喜欢参加学会，但我不敢说是领导。我们都是同志。将来战事（指抗日战争）结束后，让我们的学会（指1925年哈德成等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回教学会）和你们的学会（伊斯兰文化学会）成为一个整体，由你（白寿彝）来领导。”哈阿訇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1943年10月，他在沙甸逝世了。白寿彝先生说：“阿訇的诺言，仅仅成为学会之历史上的光荣！”
关于伊斯兰文化学会的经费来源，白至德在《父亲白寿彝与挚友白亮诚》文中说：当父亲与白亮诚谈到伊斯兰文化学会时，他很快表示支持，主动为学会捐款，这成了伊斯兰文化学会收到的第一笔资助，以后又捐过两次。他并且表示，不要在学会中给他什么名义或位置。他还把他多年搜集的伊斯兰教和回教史料送给父亲，说留给父亲比留在他身边大有用处。白亮诚热心伊斯兰文化事业，1945年马坚的《教义学大纲》，由“白孟愚（亮诚）资助出版”。白亮诚在家乡沙甸开办养正学校，培养伊斯兰经学人才，马坚在校任教，亦请白寿彝先生到校讲课。白寿彝、马坚、白亮诚志同道合，共同推进伊斯兰文化研究。
白先生自己谈到伊斯兰文化学会，据我们所知，有两处。一处在《中国回教小史》中，说：中国回教学会和伊斯兰文化学会在做埋头研究的工作。”一处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说：“学术团体，有中国回教学会和伊斯兰文化学会。”《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8月重庆初版，“自序”写于1946年5月15日，那时先生还提到伊斯兰文化学会，《白寿彝画传》上说先生“主持活动到1945年”，未必准确。
关于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够全面，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三、在重庆中央大学
1942年11月4日，白先生到达重庆，年底得到中央大学教授聘书，在该校文学院历史系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课。除讲课外，1943年这一年，先生还进行了繁忙的学术创作活动：
1.完成并发表《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完成，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作出了一些修改，作为“边疆政教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单行本1944年出版，但该书是1943年写成的。
2.完成《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出版准备工作。《咸同滇变见闻录》是先生校集云南回民起义资料的最终成果，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但该书的出版工作是1943年完成的。1943年1月29日，先生写了该书的自序，说明该书完成过程。1943年10月21日，写了《付印题记》，说：“本书稿本选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该书是1945年出版的，出版准备工作是1943年完成的。
3.撰写名人传《秦始皇》。1943年，时在重庆的顾颉刚编辑“中国名人传”。自周迄清选出200余人，“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社会与各个时代之背景”，分为200余册，合之为一书，成《中国通史》之雏形（《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白先生执笔第三本《秦始皇》，全面评述秦始皇历史功过，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此外，先生这一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如《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在中国之发展》、《云南伊斯兰史略》、《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与张忻》等，分别在兰州、昆明、重庆刊出。
教学和学术创作外，白先生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往，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两人：哈德成、臧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