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021年的一天，周成王病逝。
从周成王十三岁继位，到他去世，共在位二十二年，实际上真正执政才十五年，这样算起来他才二十八岁，比他的父亲还要短命。
有人说，周成王的一生全都仰仗着周公旦的辅佐，平定三监之乱，平定淮夷等叛乱，灭奄都东夷小国，用武力稳定了大周社稷；大封诸侯，利用宗族之力抵御外患和外姓势力；大力推行周新制礼乐，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奠定了周王朝稳固政权的基础。
确实，周成王的前几年，周公旦摄政而功勋卓著，但在周公离世之后的十五年间，周成王原封不动地贯彻了之前的所有制度规定，同时推行“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可以说他的英明决定，也使得王朝成功度过了朝代更迭的不稳定时期，使得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太平盛世的雏形已经显现。
周成王去世之前，已经定立了太子，也就是他的长子姬钊。但是查看史料，似乎姬钊跟周成王刚继位时年龄差不多，所以大周王朝再次面临幼主临政的局面。
周成王此时终于知道自己父亲的苦楚和无奈了，为了能够让儿子能够顺利到弱冠年纪继承大位，他同样选了两个辅政大臣，以此辅佐姬钊管理天下。
这两个大臣，一个是召公奭，另一个是毕公高。
召公奭自不必说，成王继位时他就是辅政大臣，而且与周公旦分陕而治，地位和威望仅次于周公，他担任辅政大臣毫无悬念。
毕公高能够进入权力中心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他是周文王的第十五子，跟召公奭一样，他也是庶出，本没有任何优势进入最高层。
他的封地在毕邑，也就是在今天陕西西安咸阳附近，当时是妥妥的王畿范围，连个诸侯也算不上，只是一个有块居住地的京官罢了。
历史上没有太多毕公高的介绍，只是说他的封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周天子的王陵所在地。
古代看守王陵可不是个好差事，枯燥乏味自不必说，而且责任重大，要防止盗墓人的偷盗。到后来，演变成犯错的大臣或者皇亲被罚去守陵，这代表其政治生涯的终结。
此时虽然没有这一说，但封地是天子陵寝所在地，这也算不上对毕公高的重视。
至于毕公高到底怎么发迹的，这个确实不得而知，但是后世将他列为“周初四圣”之一，可见其才能也是非常出众的。
周成王临去世之前明确规定，凡是国家大事，必须两个辅政大臣共同决定。
这，很明显，是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周公旦独掌朝政的局面再次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成王对于自己叔叔的代行天子之位还是有戒心的，毕竟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想再出现一次一人独大的局面，哪怕是那个一心为了大周事业的圣人叔叔。
即便是这样，还没完事，周成王为了防止出现召公奭和毕公高沆瀣一气而造成权力过大的情况，他还留了一个后手，那就是让尚在人世的姜太公继续统领兵权，以此钳制两个顾命大臣。
此时姜太公吕尚还活着，要说这老头子还真能活，出道时间就够晚了，都七十岁的高龄了，没想到还历任了四朝，真可谓政坛常青的老寿星。
但是毕竟他年事已高，所以此时替他显露于人前的，是他的长子吕伋，当时担任虎贲氏，也就是王都卫戍部队的长官。
《毛诗·齐谱》中记载：“齐侯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成王之崩，职掌虎贲，又事康王，明为王官也”。
相比较自己那些虽然有才但是庶出的叔叔，亲姥爷和亲舅舅则更让周成王放心，所以他才想出了这样一种牵制之举。
一切安排妥当，周成王这才放心地闭上了眼。
召公奭和毕公高因受托孤之任，主持操办了周成王的丧事，之后二人又筹办了姬钊的即位大典。
首先姬钊谒见了先王的明堂，向列祖列宗报告了即位大事。之后召、毕二人反复向姬钊宣讲文武二王创建基业的不易，告诫他要戒除奢靡，遵行节俭，以圣人之礼教化百姓，以诚信仁义来治理天下。
这些谆谆教导后被汇集成一文，取名《顾命》，后收录到《尚书·周书》中。
后世有“顾命大臣”一说，实际就是来源于此。
召、毕写《顾命》，这就像当然周公旦要还位于周成王时所写《无逸》一样，为的是让姬钊即位后能够时常警醒自己，可谓良苦用心。
别看姬钊年纪小，在这事上一点不含糊，专心受教，诚心接受召、毕的嘱托。
等这一套办完，在这两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下，在吕伋的虎贲军的保护下，姬钊顺利登基，史称周康王。
周康王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年轻，但是却精于人情世故，他见几个顾命之臣始终“孜孜不倦”的教导自己治国之法，于是自己也做了一文，取名为《康王之诰》，又称《康诰》，目的就是告知大臣们，自己其实已经受教了，不需要再一直重复了。
《康诰》同样被收录到《尚书·周书》中，其中反复宣传文王、武王的功业，还用了大量篇幅来叙述登基事项，更有不少关于加强法律法规和治理整顿军队等治国政策。
由此可见，周康王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周康王不仅会说，同样会做，他在位之时，一直坚定不移地按照之前既定的国政方针，也就是施以仁政，体恤百姓，减少赋税，发展农业，这些都是老祖宗得以发展壮大之法，他自然也懂得这些政策的好处。
周康王的执政，自然离不开他的三个得力干将，只是这三位都是多朝老臣，岁数可想而知，也已经到了人生暮年。
召公奭此时虽说位极人臣，但他却忠贞不二，是跟周公旦齐名的贤臣。
召公奭虽为京官，但在王畿范围内也有国土，那就是召地，位置就在今陕西省岐山西南，因而被称“召公”。
相传召公奭勤于政务，做事一丝不苟，事必躬亲。
为了方便百姓，他曾在民间的棠梨树下判断案件、处理政事，从而在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诗经·国风·召南》中就有《甘棠》一诗，就是称颂召公奭在棠梨树办案的，这便是成语“甘棠遗爱”的典故由来，后世多以甘棠遗爱颂扬离去的地方官。
召公奭之所以能留下甘棠遗爱的佳话，是与他突出的“敬德保民”思想分不开的。
商朝的灭亡，使得周人开始怀疑“天命”，意识到“德”和“民”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而召公奭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尚书》中有两篇文章详实地记载着召公奭的“敬德保民”思想。
一篇是《旅獒》，文中讲，武王克商后，许多小国都来进贡，其中有一名为“旅”的方国还进献了一只獒。召公奭为此就劝谏周武王不要“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这里说的“玩人”，就是不尊重他人的人格，随意狎侮与戏弄他人。“玩物”，就是沉溺于所喜好的事物之中，乃至于不能自拔。召公奭认为，有盛德的君主，是不会狎侮他人的人格的。如果你狎侮了君子，君子就不会为你的事业尽其心志；如果你狎侮了小人，小人就不会为你的事业尽其劳力。喜好玩人的君主，上失君子之心，下失小人之力，他的统治地位也就很难维系了。至于玩物，君主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花费在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之上，哪里还有心思过问政事？
此文还贡献了另一个成语——“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堆九仞高的山，只缺一筐土而不能完成，比喻做事情只差最后一点没能完成。
另一篇是《召诰》，就是召公奭在营建新都洛邑时先期去相宅，后向周成王汇报情况以及诰词，赞美成王居住洛邑治理天下的决定，又勉励成王施行德政，爱护百姓，发扬光大文王、武王开创的业绩。
王国维先生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
也正因为这样的敬德保民思想，让召公奭非常受周人爱戴，所以才留下了“甘棠遗爱”的千古美名。
召公奭具体什么时间去世的，史料没有记载，但按照其年龄来分析，估计薨于周康王时期。
然而历史上却认为召公奭非常长寿，《孟子》有“殁若颜渊，寿若召公”一句，说明在当时人心中召公奭是非常长寿的。
后世更是将召公奭的长寿吹上了天，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中说“老子二百余岁，召公百八十”，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说“寿百九十余乃卒”，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召公奭长寿应为事实。
召公奭的清政爱民形象十分受后世推崇，孔子就是召公奭的粉丝，他曾教育他的儿子孔鲤说：“做人一定要以召公为榜样。”又说：“我看见甘棠就像看见宗庙一样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后世帝王如唐太宗、唐玄宗，诗人如杜甫、李商隐等，都曾留下过对召公奭的赞美诗，可见后世对他是非常认可的。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大周的功勋之臣——姜太公。
吕尚此时已经一百三十多岁，这是绝对意义上的老寿星了，虽然他体力上无法再为国效力，但却从精神上鼓舞着国人为大周天下奋勇向前，他已经成为了周王朝的标签，有他在，就感觉整个国家都是安稳的。
但是天不遂人愿，谁也敌不过时间，因此周康王在位第六年时，吕尚与世长辞，享年139岁。
回顾吕尚的一生，他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让齐国富甲一方，更是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吕尚又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军事家，相传他著有《太公》一书，其包括三部分：《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其中《太公兵法》一书，又称《太公六韬》《六韬》《素书》，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
据说战国时苏秦认真细读《太公》一书达到“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靠其中所学挂六国相印而衣锦还乡；汉初开国功臣张良，就是因为尊老而得到高人传授的《太公兵法》，从而为刘邦创立天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奇谋。
吕尚的军事才能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太宗大肆推崇姜太公，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像周文王那样重用吕尚这样的贤臣良将，有了这样的思想根基，后来他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最终实现了“贞观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为求国内安宁，于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吕尚。
唐肃宗时，朝廷尊吕尚为“武成王”，太公庙改为武庙，并决定祭祀武庙的祭典与祭孔子的文庙礼仪等级相同。
宋真宗在位时，又加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以姜太公为“武圣”，主祀武庙。
宋神宗在位时，为抵御外寇入侵，将《六韬》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
姜太公已去世三千余年了，但是人们依然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也因此编绘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来歌颂他。
后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为表达对姜太公的崇敬之情，编著了一部小说《封神演义》，把吕尚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大神，成为了驱邪扶正的偶像。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吕尚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周康王时期的重臣，还有一位就是毕公高。
毕公高年纪稍小，姜太公比周文王年纪都大，召公奭跟周公旦年纪相当，而周公旦是毕公高四哥，年纪估计小了十几岁不止。
毕公高之所以能被列入“周初四圣”其中，说明他治国能力也不是吹出来的。他执政期间，曾作了《毕命》一文，并下发到了各诸侯国，其文内容大体是告诫和教授诸侯和民众应如何效忠王室，拱卫周天子的统治。
也因为他对周王室做出的贡献，周康王特封他的儿子季孙到了潘地，从而建立了潘国。
毕公高去世于何时历史上没有交代，从时间上推断应该在康王或昭王时期，而毕公高的后人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代之后，竟然没落而失国，其后人中多有以国为氏者，所以毕公高为“毕”姓主要得姓始祖。
有必要提一嘴的是，三家分晋时出现的魏国，其实就是毕公高流落到晋国的后人建立的，这事我们以后再说。
有贤臣的辅佐，又有明君的执掌，所以在周康王在位期间，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库丰裕，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到处呈现一派太平盛世之象。
因此《史记》中评价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成王和康王统治时期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司马迁说天下安宁的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刑罚。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伟大了，在笔者的思想认知里，估计在未来物资极大丰富的共产社会才会出现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况，这里虽然司马迁采用了夸大的手法，但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周康王治国的成功。
因为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裕，所以历史上将这段太平盛世称之为“成康之治”，这也是有史以来见于史册的第一个治世。
太平盛世不代表没有战事，近些年发掘出土的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小盂鼎”，上面的铭文中就清楚地记载着周康王征讨鬼方的战役。
鬼方这个部落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武丁在位时妇好就领兵讨伐过它，后世甚至有说法认为他们就是南下雅利安人的分支。
“鬼方”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率还是比较高的，《汲冢周书》《易经》《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中都有提到其事迹，而《史记·殷本纪》中更是明确记载鬼方是商朝时期居于我国西北方的部落，源自曾与轩辕黄帝联姻的氏族——大隗氏。
鬼方这个部族大体位于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
商王武丁时期，曾发动大规模的讨伐鬼方的战争。《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周武王灭商以后，曾将鬼方部族放逐至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令其按时朝贡。
后因“三监之乱”及东部淮夷的叛乱，周朝精力都放到了东边，因此鬼方部落乘机经常对周朝西北边境进行侵扰，威胁丰镐安全。
周康王在位第二十五年，为了彻底消除来自西部的边患，他命大臣南宫盂率领大军进攻鬼方。
鬼方不甘示弱，举兵应战，结果经过两次大规模作战后，鬼方最终战败。
南宫盂是周文王时期名臣南宫适的后人，南宫适曾与太颠、闳夭、散宜生一起并称为“文王四友”，可见其当时地位崇高。
南宫适曾为文王、武王时期重要谋臣，灭商之后，周武王曾让他主持将商纣搜刮屯积在鹿台的财宝和钜台聚积的粮食分发给穷苦百姓，后又受命将九鼎迁至周都城丰镐。
鉴于南宫适的功绩，周武王将其分封到随国（今湖北省随州市），又称曾国。
南宫适去世于周成王时期，曾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可谓功勋卓著。
周康王即位后，曾命南宫适后人南宫盂铸“大盂鼎”，以此宣扬南宫适的功德。
“小盂鼎”则是记载南宫盂事迹的青铜器，由此判断自然是由南宫盂后人所铸。其中记载，经南宫盂讨伐鬼方一役，周军斩杀鬼方四千八百人，俘获其四名首领及以下一万三千人，还缴获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这使得鬼方实力大减，中国边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久违的安宁。
如果鬼方真的是古雅利安人，那么南宫盂的历史地位将和妇好并驾齐驱了。
面对如此惨败，此时的鬼方部落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坚持留下来，不管怎么困难这也是赖以生存的家园；有的则认为经此惨败，已经没有实力再在这里立足，只能向更远的西北迁移。
由于意见不一，鬼方最后分裂成了两部分，留下来的经过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了周朝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邻居——北狄；而迁徙的，最后移居到了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
关于北狄，我们之后会重点讲到，这里不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