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君主的无条件支持作为后盾，管仲便放手开始了他的改革。
齐桓公自然是排除万难全力支持的，他甚至让国内的贵族势力都要带头服从，这其中就有世袭的上卿——国氏和高氏。
如果说这些贵族家族没有怨言，我想是不可能的，毕竟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伤筋动骨，旧势力是最难搞定的拦路虎。可偏偏是在管仲这里，似乎这种矛盾降到了最低。
我们之前讲过，管仲提议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让工匠和商人居住六个乡，让士人和农民居住十五个乡，并分别由国君、国氏、高氏各掌管三分之一。这样看其实对于国、高两家来说，是既得利益更大化了，不仅没有伤筋动骨，反而有利可图。
管仲看得很准，只要稳住了国、高，其他家族即便有什么意见，也绝对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从这点上来说，管仲识大势的能力可见一斑。
没有了旧势力的掣肘，改革自然一帆风顺。所以在新制度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成效开始显现，齐国社会秩序稳定，各行各业各行其是，齐国国力开始逐渐强盛起来。
按照管仲的想法，接着就该稳步推进其它后续方略了，那就是实施艰苦、细致、踏实的强国策略，从而最终实现伟大的霸业。
可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往往比文学作品要曲折很多。
齐桓公此时很年轻，他比管仲小了近二十岁，可以说是血气方刚。在他的心里，成就霸业就是靠武力，用拳头让周围的诸侯服气，这是他的霸权理论。
所以有一次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管仲说：“仲父，按您说的，现在民居已定，民事已成，这下我们可以攻打诸侯了吧？”
管仲见齐桓公满脸兴奋，知道君主年轻气盛，于是赶紧给他泼冷水：“还不可以，因为民心还没有安定。”
齐桓公心里一下凉了半截，问道：“那怎样才能安定民心？”
管仲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民安。”
齐桓公想了想，又问道：“那人民安心了，就可以攻打诸侯了吧？”
管仲心中好笑，君主这是好攻伐啊，这可不是称霸的好现象。于是管仲镇定地回答说：“还不可以。要想称霸诸侯，必须要有强大的军力。当您整顿军队，修治甲兵的时候，其他大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诸侯国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很难迅速得意于天下。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把要做的事情隐蔽起来，把战备寄寓在政令里。”
齐桓公此时根本听不进管仲这些所谓的大道理，他只想快点实现他军事压制的“称霸战略”，所以管仲在滔滔不绝讲富国强兵大方针的时候，齐桓公便有些心浮气躁了。
此时君臣二人由于生活阅历等形成的差异和分歧就显现了。管仲在民间生活了很长时间，艰难困苦，备尝之矣。所以他知道国家的强大首先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所以他的强国步骤是先发展国力，之后再发展军力；而齐桓公血气方刚，急于求成，他看到齐国国力已经开始有了起色，于是就坚持要对外用武。
管仲见劝不住齐桓公，自己再这么说下去只能让君主更加烦躁，于是干脆也就不再提反对意见。
为什么？因为管仲知道齐桓公此时用武根本九没有赢的可能，他根本不了解齐国的现状。与其劝不听，不如不劝，等他吃到苦头，自然就会明白。
于是在齐桓公的执意下，在管仲的“默许”下，前684年春天，也就是齐桓公在位第二年，他任命自己的老师鲍叔牙为主帅，高氏宗主高傒、公族公子雍为副帅，率齐国大军讨伐鲁国。
为什么挑的征伐国家是鲁国呢？原因其实很显然，自从齐僖公之前败给鲁桓公之后，齐国跟鲁国就结下了仇，后来又有齐襄公杀死鲁桓公，鲁庄公为送公子纠即位而与齐国发生战争，两国的仇恨是愈演愈烈。
此前，齐鲁有过几次交战，鲁国都是处于下风。所以此次闻听齐大军压境，鲁庄公和群臣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叫曹刿的隐士来求见鲁庄公，主动要求为抵抗齐军出谋划策。
曹刿应当是周文王六子曹叔振铎的后人，之前一直隐居梁甫山（今山东省新泰市小夫子山，当时隶属于鲁国），是个真正隐居的高人。
曹刿要去帮鲁国之前，他的同乡曾劝他说：“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与你又没有关系，何必参与其中呢？”
曹刿当即反驳说：“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
之后他毅然离开家乡，去拜见了鲁庄公。
鲁庄公正愁没有人来帮助自己，曹刿来的正是时候，于是请来详谈。
鲁庄公客套之后直接进入正题，他问曹刿：“齐强鲁弱，我们能打胜吗？”
曹刿反问道：“国君感到自己为百姓办了哪些好事，能使百姓和您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吗？”
鲁庄公想了想说：“寡人虽尽责不够，不过还是时时想到百姓。吃穿不敢独享，常常分给身边的大臣。”
曹刿平静地说：“这很好，但只靠施这些小恩小惠，百姓还不会真心实意跟国君去作战的。”
鲁庄公又说：“祭神用的猪牛羊、玉器丝织品等，寡人从来不敢虚报夸大数目，一定对神说实话。”
曹刿笑了笑，说道：“但是小小信用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
鲁庄公使劲想了想，说：“寡人还能时刻想到百姓疾苦，凡重要诉讼案件，不因自己所爱而滥赏，不因自己所恶而加刑，一定按实情作出处理。”
曹刿这时候点点头说：“好！真能做到这样，我们可以与齐国一战。”
鲁庄公见曹刿终于有了肯定回答，长舒了一口气，进一步问道：“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战胜齐国呢？”
曹刿一如既往的平静，回答道：“打仗要根据战场的千变万化随机处置，决不能事先凭空决定采用什么固定的战法。臣愿和您一同率军前去作战，根据实际情况谋划。”
鲁庄公应允，虽然他心里还是没底。
曹刿为什么非要鲁庄公找到一个可以使国人为之卖力抗齐的理由？古往今来，凡出战必要“出师有名”，也就是打仗之前必先寻求一个高大上的理由，不管自己此举是否正义，总之要把自己包装成正义之师，使得自己将士、旁观者，甚至对方将士都觉得正义一方在自己这边，有了“正义”，才有同仇敌忾共同抗敌的勇气，才有勇往直前的士气，才有打赢的基础。
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为取得成功采取的必要方法。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目标要完成，然而每次并非一帆风顺，也会有困难阻碍在你面前，这时候除了要有应对的能力外，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意志，而坚定的意志往往来源于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当然，你的目标可以很崇高，也可能很邪恶，但你的“理由”却一直都是正面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它来说服你的内心。
鲁国按照曹刿的安排，收拢军队，囤积粮草，进行舆论宣传，激发国人同仇敌忾之情，果然，鲁国人群情激愤，誓与鲁国共存亡。
见国人士气高涨，鲁庄公才稍稍宽了心，之后他点将任命，亲率大军奔赴战场前线。
此时齐军势如破竹，一路杀到鲁国的长勺，也就是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东北。
鲁军业已奔到此地，距离齐军大营十里安营扎寨。
一边是来势汹汹的齐军，一边是鲁庄公亲率的鲁国精锐，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双方都知道此战便是决战，齐国胜则鲁国割地请降，鲁国胜则齐国惨败而回。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就此爆发。
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有必有科普一下春秋时期两军作战时的战法。
春秋时期的交战方式很单一，讲究的是义战，即作战之前双方互派使臣，约定打仗的时间、地点，待双方各自准备妥当之后，展开正面的对抗，比拼的是谁的拳头硬，谁强谁就赢。
战争形式以车战为主，通常出兵，只说车多少乘，不说人数。一来，战车的人员配置是固定的，二来，战车的多少直接代表着实力。
按《司马法》所说，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又叫徒兵）七十二人。这样的配置类似于后来的坦克和步兵的配置。
所谓的“甲士三人”就是：战车上坐在左面的人叫“射”，这个人要善用弓箭，作远程攻击；中间的那个人叫“御者”，主要是驾驶马匹，控制行进方向；右面的人叫“车右”，一般是个大力士，执戈和盾，作近战防御，同时如果战车陷落要利用其骁勇使战车脱困。
拉战车的马匹通常为四匹，都是优中选优的好马，中间两匹称“服”，左右两边的称“骖（cān）”，或“騑（fēi）”。这四匹马都要被训练的步调一致，这样才会发挥出其最大效能。
有句成语叫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里的“驷马”指的就是这拉车的四匹马。
甲士三人中，“射”“御者”都是要从士以上的贵族中选拔的，因为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有权利受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而“车右”更是选孔武有力、忠诚果敢的勇士担任，通常也是贵族中选拔。所以战车上的“甲士三人”，个个都是贵族精英，不是谁都可以担任的。
而战车后面的徒兵，地位就要悬殊很多，大多数是士，也有可能是野人或者奴隶。
甲士三人的位置一般是固定的，但也有特殊情况，那就是君主、主将坐在车上的时候。此时的位置安排，君主或主将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位置不变。由于主将在该车上，所以车右更是勇士中的勇士，而御者是偏在一侧驾驭马车的，更要求其技术超群。
所以《左传》中介绍战争时，基本都要说明主将的御者和车右。
介绍完了战车，咱们再来说一下双方是如何交战的。
战争开始的时候，双方战车相向而出，到了射程之后，射手开始互射，你来我往，这时候比拼的是射术，哪方射箭技术高超哪方获胜几率大，如果侥幸射中了马或者御者，那么恭喜你，对方的战车算是报废了。
当战车接触之后，车上的车右便用长戈互刺，此时比拼的是武力值和运气了。
战车冲击力很强，是春秋时期的重型武器，相当于古代的坦克，但其弱点同样明显，那就是灵活性太差，只能直来直去，不太容易掉头、转弯。
互砍一阵之后，战车擦身而过，驶向远方，之后“射”再回头互射对方。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一“合”。
战车驶远之后，各自必须再调转车头，准备第二次对攻。
这个战车掉头的过程，就是一“回”。
战斗就这样不停的在一“回”一“合”中交替进行下去，直到有一方败北。
“回合”一词就来自这里，泛指双方较量一次。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战法，因为没有诡诈之计，所以双方完全比拼的是武力和士气，这种情况下往往军力强的一方获胜。
就长勺之战来看，情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鲁国这边，鲁庄公的战车在大军正中，车上除了他、御者、车右之外，还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曹刿。
要说这鲁庄公，在“用人不疑”这点上，一点也不输齐桓公，他与曹刿只有一面之缘，竟然敢让其与己同乘，并准备随时听从曹刿临场应变指挥，其胸怀不可谓不博大。有人会说，鲁庄公因为走投无路，又没有大臣替他分忧，此时来了个曹刿说他可以御敌，自然会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然而换作是你，面对两国面对面的厮杀，面对本国几万精壮男丁的性命，你是否可以做到鲁庄公那样，对并不熟悉的曹刿言听计从、信任不疑？所以，就是这份魄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咱们再来看齐军。
齐军的主帅是鲍叔牙，副帅是高傒和公子雍，因一路进军到鲁国境内都是势如破竹，所以难免有了轻敌之心，在他们眼中，鲁国战力一般，又没有能征善战之臣，即便君主御驾亲征，同样架不住齐国大军的战车。
有了这样的想法，所以两军对峙阶段，鲍叔牙首先下令击鼓进军，打算一次冲垮鲁军。
齐军呐喊着向鲁军阵地冲来，鲁庄公见状，也欲击鼓迎战。
曹刿连忙制止，并让鲁庄公传令全军严守阵地，不得乱动和喧哗，擅自出战者斩。
鲁军纹丝不动，齐军冲不破阵势，无法完成一个“回合”，只能在鲁军阵前调转笨重的战车，之后散乱地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对于鲁国“不敢”应战，鲍叔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这不按套路出牌啊！在战场上避而不战是何用意？
等大军退回到原位之后，鲍叔牙又下令第二次击鼓进攻，齐军喊杀四起，再次向鲁军阵地冲来。
鲁阵仍岿然不动，齐军又一次冲击无果，只能再次退了回去。
鲍叔牙见鲁军两次不出动，以为是怯阵，顿时火冒三丈，下令第三次击鼓进攻。
然而齐军每次调转车头回撤，阵型都会受到影响而散乱，再次发起冲锋时，部分战车还未调整到位，显得混乱而没有章法，兵士心中疑惑，士气自然也不如之前强盛。
曹刿见状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果断地告诉鲁庄公击鼓冲锋。
鲁国将士在齐军发起两次攻击后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君主不让出击让他们心中憋气，此次终于听到了击鼓进攻之声，鲁阵中顿时杀声骤起，士兵们像猛虎出笼般冲杀过去，其势如迅雷不及掩耳。
打仗，第一位的便是看士气。此时的齐军士气自然没有鲁军高涨，再加之阵型散乱，心中没底，一下被鲁军冲的七零八落，丢盔卸甲，狼狈溃逃。
鲁庄公一看齐军溃败，顿时来了精神，欲亲自出战，斩杀溃军。
守卫护卫赶紧拦住，这是君主，如果出了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但是鲁庄公兴奋劲不减，他顺手抄起自己佩带的宝弓，弯弓搭箭就瞄向了齐军负责押后的副帅公子雍。
要说鲁庄公的射术确实精湛，他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他这一箭发出去之后，不偏不正，正射在公子雍的咽喉，公子雍当场毙命。
《诗经·国风·齐风》中有一首《猗嗟》，便是描写鲁庄公这位少年君主射术精湛的诗，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其射术已经很认可了。
鲁庄公见射死了齐国副将，心花怒放，当即就要下令鲁军全力追击，但是被曹刿赶紧制止了。
曹刿仔细察看了齐军逃走的车辙，又登上战车前横木向齐军逃跑方向瞭望了一阵，方才让鲁庄公下令全力追击。
鲁军追杀了三十余里，斩杀、俘虏了许多齐军，缴获辎重无数，可谓全胜而回。
鲁庄公面对如此大胜心情愉悦，对于曹刿的指挥也是赞叹有加，但是对于临场指挥他还有很多不明之处，于是赶紧向曹刿请教。
鲁庄公问曹刿为何直到齐军第三次击鼓进军时才要下令出击，曹刿回答说；“打仗主要靠士气，而击鼓就是为了鼓舞士气。第一次击鼓进攻，士气旺盛；第二次再击鼓进攻，士气就已经衰落了；等到第三次击鼓进攻，士气已消失殆尽了。而我军正是一鼓作气，勇气十足，当然就把对方打败了。”
《左传》原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这里出产了两个成语，“一鼓作气”，比喻趁锐气旺盛之时一举成事或鼓足干劲一往直前；“再衰三竭”，形容军队逐渐丧失了开始时的锐气，战斗力越来越弱。
鲁庄公深表赞同，于是又问：“那么为什么齐军逃走了，先生不让马上追赶呢？”
曹刿说：“大国之间交锋，虚虚实实，齐军虽退，也要特别提防有诈。后来臣看到他们车轮的痕迹混乱了，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知道此次为真的溃败，所以才敢下令追击他们。”
《左传》原话是：“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辙乱旗靡”，这个成语出自这里，形容军队溃败逃窜。
鲁庄公听后十分佩服，一恭扫地，感叹说：“您是古之少有的真正军事家啊！寡人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