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银梅
近代以来，富具民族和区域特色的皮毛贸易在西北地区蔚然兴起，为西北经济史平添了浓墨重彩之笔。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度成为推进贸易发展的强大生力军。研究皮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不仅是对民族贸易研究的继续和深化，更将直接裨益于西北民族关系史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甘宁青三省是近代以来重要的回族聚居区，同时又是西北皮毛贸易中东向贸易的主要区域，因此，开展针对甘宁青近代皮毛贸易中回族商人的研究将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以此为视点，就回族商人在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角色转变、经营特点及其对贸易和民族关系的推进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求豹窥一斑略知全貌之效。
一、回族商人在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角色及其转变
近代以来，活跃在甘宁青区域市场上的外地客商和本地商人中，外地客商多为汉族，主要来自山西、陕西、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四川、山东等地，较有实力者即为山陕客商；本地商人则以回族商人为主，包括本地区藏、蒙古等其他土著民族的商人。这些不同民族的商人群体在皮毛贸易活动过程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宏观而言，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中间商角色。关于这一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学者都已有明确认识。外国学者在研究中曾指出：“介于中原和中亚文化、地理之间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在羊毛贸易兴旺中国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扮演了中间人这一很重要的角色。”[1]同样，国内学者通过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深入研究，也得出如下结论：“从事边地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的回族商人，他们（大多都是）实实在在的中间（中介）商。”[2]从当时众多关于藏区、牧区的游记、调查及口述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拨又一拨的回族商人不远千里用牲口驮运着藏民所需要的青稞、茶叶、布匹、日用品、装饰品及宗教用品来到藏区，在“丛拉”（即集市）上向藏民出售，同时向藏民们收购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然后带着他们的收购物经过藏区与内地交界的临夏等地，或交货给等候在这里的另一拨回族商人，或远赴内地，将这些土特产品再贩于内地市场上的商人。在青海海南、果洛、玉树等偏远藏区，甚至也能够看到不少回族商人的身影，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话，认千百户为主人家，直接深入到藏民居住场所，穿行于藏民的帐篷之间，开展与藏民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易。与此相同，在蒙古族居住的广阔草原上也不乏回族商人的足迹。他们或常年三五成群，以“脚户”“马帮”“驼帮”“吆骡子”等身份从事着长途或短途的货物贩运；或以小贩的身份，进行着“跑滩”“走沙窝”的活动，每当交易时节，（秋季至春季）携带从内地购得的蒙古族常用物品，分赴草原的各个角落与蒙民交换皮毛、牲畜等土特产品。因此，回族商人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往来于蒙古族、藏族聚居地与内地之间，从事着区域物资交流的贸易中介者和中转人。
然而，通过对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发展全过程的综合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回族商人在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中介者和中转人角色明显不同，且在贸易活动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亦有所差别。因此，就微观而论，回族商人这一中间商角色又经历着由弱渐强，由次到主的渐变过程。概言之，伴随皮毛贸易的发展，回族中间商在皮毛贸易中从单一的、靠代人转运为主的流动行商角色逐步过渡到以专营皮毛的大小坐商为主，兼含各类行商在内的多重角色，进而完成了由贸易附属者上升为贸易控制者的身份转变。
回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皮毛贸易初兴之时，遭到晚清时期左宗棠重新发配的甘宁青广大回族民众，还处在经济遭到破坏后逐渐恢复的状态，“三边两梢”的恶劣生存环境迫使他们大多数人不得不以从事本小利微的商业活动来维持生计。“马贩”和“屠宰”是其普遍从事的行业，所谓“马贩”包括畜养马、驴、骡、骆驼，从事长途或短途贩运，所谓“屠宰”包括饲养、屠宰和贩卖牛羊、牛羊肉，制皮货、织绒褐等业，当时都是一些被人视为低贱而不愿涉足的行业。在当时的甘宁青皮毛市场上，他们往往由于素有“马贩”特长而受雇于外地客商，为其装载和转运皮毛货物。因此，这时所谓的“回族商人”实际上多是指以“脚户”“驮户”“筏户”等身份具体从事着为皮毛交易提供直接服务的长、短途运输业务的回族人。当然，也有一些从事皮毛生意的回族小商贩，他们流动往返于内地和甘宁青之间进行着自运自贩的小本买卖，这些资金薄弱的小行商在皮毛贸易中只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辅助性角色。与之相反，在当时的甘宁青市场上，除洋商之外，来自京津和山陕地区的外地客商最为活跃，他们在这里开有大大小小的店号，在对羊毛、皮张等土特产进行收购、打包、装运的同时，倾销他们从内地运来的洋货和内地工业品。洋商和服务于洋行的京津买办商人凭借洋行的特权和官府的庇护，理所当然地控制着皮毛市场的行情；而此时的山陕商也处在发展鼎盛期，甘肃“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3]；在宁夏，“晋商居十之六，秦商居十之二，余则为天津、湖南、河南、四川以及本地者”[4]，山西商人开办的敬义泰、合盛恒、恒盛裕、庆泰亨等都是宁夏有名的大商号；在青海，西宁城内不仅有合盛裕、晋益老这样的山西老商号，而且较大的4家商号（泰源涌、世诚和、德合生、德兴旺）皆为山陕商人所有；在甘宁交界的宁夏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最大的商号是山西商人经营的祥泰隆，这里还流传着“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谚语，足可见山陕商人在当时甘宁青区域市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凭借已积蓄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山陕商当时曾以坐地收购和长途贩卖为主要形式参与到皮毛贸易中来，对推进贸易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进入20世纪后，经过激烈的市场角逐，甘宁青回族商人逐渐实现了在皮毛贸易中的角色转变。20世纪20年代中期，甘肃省政府宣布废除一直以来洋商特许的三联单制，取消其内地免税和子口半税制度，规定洋商购货也必须照章纳税，自此各洋行纷纷撤庄回天津，由洋行直接控制皮毛购与销从中牟利的局面得以结束，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有了自由发展的条件。区域经商环境的变化为回族商人以全新身份登上皮毛贸易舞台提供了契机。此后，凡熟悉蒙古、藏语言，有一定资本并有经营能力的回族群众都纷纷投身到自贩自运的皮毛运销队伍之中。蒙古、藏牧民亦结伙赶上牛羊、驮上皮毛来地方市场上自行销售，甘宁青地方经济日趋活跃。在此过程中，凭着勤奋吃苦的经营习惯和团结冒险的商业精神，回族商人在资金和人数上得到了迅速增长，由行商的流动、零星经营逐步变为以坐商为主、行商为辅的群体经营，在与山陕商的竞争中也日益显露出整体实力和行业优势，迫使对方不得不退出皮毛市场而转向其他商品的经营，回族商人逐渐成为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主角。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马家军事集团势力的日渐膨胀，回族官绅大量涌现，回族皮毛商的地位变得日益举足轻重。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临夏的皮毛坐商有10家，全是回族，其中有5家资金达到100万，最少的资金也在10万以上；拉卜楞的皮毛坐商有11家，其中有8家是回族，资本多在10～40万之间，有2家达到100万[5]；张家川从事皮毛经营的大商号有18家，资本一般都在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6]；吴忠出现四大回民商号，其中天成和商号从一个只有20余峰骆驼的专业运输队起家，此时已发展成为当地第一大商号，资金积累达26万多银圆[7]。由此，回族商人已在皮毛贸易的自由竞争中基本完成了角色转变。当时甘宁青皮毛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整个羊毛购销外运过程中，回族羊毛中间商人占据主宰地位，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带动了一大批从事羊毛运销业——收购、择晒、打包、驮运、筏运”[2]，一连串与皮毛贸易相关的行业日益兴旺发达，甘宁青社会和民族也开始出现诸多新鲜进步的气象。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战爆发后，皮毛作为统购统销的军用物资，在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上受到甘宁青地方政府的全面垄断，由民间自由性贸易变为官方垄断性贸易，以马氏家族为首的回族官商阶层成为甘宁青皮毛市场上无人能企及的、唯一的主宰者。至此，回族商人实现了在皮毛贸易中角色的彻底转变。
二、回族商人在皮毛贸易中的经营模式与特征表现
回族商人素以善经营而著称，在皮毛贸易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皮毛贸易初起之时，较之山陕商和京津商，他们在资金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当山陕商已拥有雄厚资本的时候，他们还处在以代人货运或小本经营为生的穷困时期，即便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自贩自运的民间自由皮毛贸易开始之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集东家、采购、会计以及运输于一身，不辞劳苦地往返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牧区皮毛产地市场、农牧交界地与内地的皮毛集散市场、中转市场之间，也正是由此，他们才逐渐积累起最初的商业资本。与此同时，在经营方式上，甘宁青回族商人主要采用的是合伙不合股的办法，虽多有搭帮结伙，彼此照应之时，但在具体经营方面基本上以各家资本各自经营为准，这一点与当时山陕商的多股合资经营方式迥然不同；此外，即便是三四十年代，在皮毛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回族商人仍采用行商和坐商两者兼备，互相依靠、互为补充的经营方式。当时甘宁青已出现不少回族商人开办的大商号，如同兴店、步云祥、王盛公、复兴隆、福顺祥、天兴隆、天盛隆、天盛和等，这些回族大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与洋行颇为相似，他们在临夏等地设有总号，从事着坐商经营活动，又派熟谙藏语的人分赴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分号，通过订立合同，预付现金等方式就地收购羊毛、皮张；同时，还派出规模不等的大小商队，利用牛、马、骆驼等牲畜，或交易时节奔走于偏僻的蒙藏部落开展收购皮毛的行商经营活动，或到津、京、沪、汉等各大商埠出售皮毛并顺路运购布匹、百货等日用品以供商号经销。而且，一些较大的回族商号还在内地沿路设立商行、开办货栈供商队来往方便。如天成和商号，除固定资本外，设流动资金19万银圆，购置往来运输的骆驼200多峰，并在吴忠、包头、归绥等处开设有转运货铺200余间[7]。正是这种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为回族商人在减少经营成本的同时积蓄了财力，使其经济实力如滚雪球般迅速增大。
如前文所述，回商在皮毛贸易中由最初的辅助性次要角色，转变为最终无可替代的市场主角，究其原因来自多方面，但回族商人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因素。综合考察可知，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具有以下特点。
（一）普遍具有吃苦耐劳，不畏险阻的商业奉献精神
回族良好的经商传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回族商人在经营中的吃苦精神和勇敢奉献精神在甘宁青皮毛贸易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集中体现，仅举以下两点为例。首先，皮毛贸易兴起之初，在资金薄弱，无力与外地客商抗衡的情况下，回族商人勇敢地向气候严寒、外人根本不敢涉足的边地藏区进发，“春夏秋冬，经年一回，受尽风雨霜雪，其生活之苦，难以言形”[8]，较之生活之苦，更为严重的是随时有可能遭受匪盗劫掠的生命危险。然而，据《湟源风土调查录》记载：“邑人与蒙番通商往来，冰天雪地中，终岁辛勤，不以为苦，荒漠绝塞，寇盗出没，而以冒险深入，怒马快枪，驰驱峻坂巉岩之间，习以为常”，回族商人吃苦耐劳、不畏险阻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在经营过程中回族商人往往采用“四兼”的方式，在一身兼任东家、采购、会计和运输者多种角色的经营活动中，可想而知，他们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是超乎常人的，此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