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代时期，云南各地涌现了一批回族商帮、商行和商号。如在滇西方面，腾冲的“三盛”商号久负盛名。“三盛”系明清宠、马如濒、朱大椿合股创办，专营花纱、布匹和玉石生意，在昆明、下关、保山、四川、广东等地都设有分号，生意十分红火。1840～1850年，明清宠3人首倡捐修潞江惠仁铁索桥，花费了数十万两银子，历时10年才完工。明清宠当时富甲一方，被称为“明百万”。
楚雄的回族擅长做黄金、布匹等生意，如马超群，在昆明、上海、南京、天津、香港、泰国和缅甸都开有商号，资金数百万元。钱万一、马鸿义、马伯亮三兄弟等，都在泰国开设有商号。
下关回民马名魁曾在当地开有“福春”“裕顺”“泰来”3个商号，后又在四川宜宾、昆明及缅甸的仰光、曼德勒等地开了13个，还拥有一个100多匹骡马的马帮，往来于云南和缅甸之间进行贸易。此外还开有缫丝、印染等手工业作坊及石磺矿等，产品直接销往国外。马名魁曾是当时滇西较有影响的对外贸易和工商大户之一。
巍山县回辉登回族商人忽德龙，在当地开办了皮革厂，加工和出售皮革，忽亮光则经营布匹，开铁矿，出售铁矿石，在好几个商号中都有股份。
在保山县，马润五曾开有“永丰祥”商号，有资本三、五万银洋，从事外汇和进出口贸易。自备有汽车，雇佣工人，进口货物以棉花为主。
腾冲观音塘明绍林家创办的“鉴记”商号主要经营进口棉花、洋纱等，在保山、下关、昆明、重庆和缅甸曼德勒等地开设有分号。
腾冲朱静亭在缅甸密支那拱设有玉石加工厂，并在下关、保山、腾冲、长沙、上海、香港和缅甸设有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沙甸白亮诚在当地开辟了数千亩的农场，把内地的木棉、甘蔗、蔬菜引进到当地种植，运往个旧销售。另外，他还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成立了制茶厂，种茶数万株，年产红绿茶2万余斤，制成茶叶出售，并在劲海成立了纺织厂，自产自销，出售布匹。1938年，成立了云南思普企业局，白亮诚任经理。
在滇中、滇南方面，原信昌、兴顺和是两家比较大的商帮。原信昌商号是通海大中村马同惠、马同桂、马子原、马泽如等人开设的，地点设在昆明，经营长途马帮生意，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的商业往来相当频繁。1910年，为了发展思茅等地的生意，在墨江开设杂货店，沿用源馨斋牌号，从昆明驮运百货、布匹、棉纱及泰国、缅甸的商品到墨江销售，并在墨江收购紫胶、獭猫皮、牛羊皮运销昆明。后来，马子原又经营茶叶出口业务，“先到江城买茶，驮入老挝销售，并由老挝交木船运往越南销售；为了发展业务，又在思茅成立了原信昌杂货店，不久交给二仔马子明负责经营，他才前进到泰国去，并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地设立了几个货运点。此后，原信昌即以墨江、思茅为主要基地扩大贸易经营，销售的货物，由昆明运到墨江后，按照需要拨到思茅来，进泰、缅的货物从思茅拨出去；至于泰、缅、老驮来的货，能在思茅、墨江销售的则酌量留下一些，多数货转运昆明。老挝方面，由于大仔马子原曾去江城买茶运销老挝、越南，得知许多石屏人在江城附近的易武揉制饼茶，经老挝、越南外销香港创出了牌子，很得利，于是由四弟到江城成立了茶厂，牌名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驮入老挝转运越南、香港销售，并在江城开一个百货店，销售的货物从墨江拨过来，于是江城也就成为原信昌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这里距离老挝较近，出入也很方便，饼茶驮入老挝后，即可交船转运越南、香港”[8]。经过数年的发展，原信昌商号的业务基地，从昆明、元江、墨江、磨黑、思茅、江城以至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栋、夜赛、者海等地连成一线，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业务也不断扩大。抗日战争胜利时，原信昌财产的总值达2万两黄金，其中60%为在国内外的流动资金和货物，40%为田地、房屋等不动产。
兴顺和原名兴泰和，1846年由玉溪大营回民马佑龄创办。因见玉溪农村妇女的土布生意有发展前途，马佑龄便由昆明购纱运往玉溪，以纱换布后又运至昆明销售。进而将白布用土靛染成青布、蓝布出售，销路更好，还运往四川、贵州销售，均受顾客欢迎，生意日益兴隆。1855年，马佑龄前往麦加朝觐，取道缅甸、泰国等国学习和考察商务，得知泰国清迈的洋靛，染布效果好，便组成马帮，到清迈采购，运到昆明销售，遂开始经营对外贸易[9]。光绪（1875～1908年）后期，马佑龄将商号交给儿子马启祥经营，更名“兴顺和”。除经营布匹、草帽、洋靛等外，还经营川盐，资金增至20多万银圆，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展，先后在昭通、东川、曲靖、蒙自、个旧、文山、下关、保山、墨江、元江、思茅、汉口、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号，影响遍及国内外。在经营国内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兴顺和还与人合股兴办个旧锡务公司，开采、冶炼大锡运销香港。马启祥被推选任公司总经理，他聘请了德国专家采锡矿，改进了掘矿、吊车、运送、冶炼等设备及技术，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大锡也成为后来云南出口贸易的大宗货物。由于成功的商业、进出口贸易及产销一体化，兴顺和商号发展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云南最大的3个商号之一，在当时云南的工商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以上回族商帮和商号，多拥有自己的马帮，以方便从事对外贸易业务。另外，还有一些回族商人没有成立商号或商行，但一直以利用专业性马帮开展长途对外贸易为经营手段。如保山的马应才、闪春福、李行兰等马帮，每个马帮至少拥有100匹骡马，多时可达300匹，经营昌宁、镇康、耿马和缅甸之间的贸易；邱北县赛宝章家马帮，有200多匹骡马，从邱北经广西到越南进行远途贸易，带去的货物多为云南的中药材，返回时主要驮运食盐、百货，在滇南销售，沙甸的马帮，最多时达到3000多匹驮马。巍山、通海、寻甸、玉溪、永平、洱源、砚山、德钦的回族，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马帮远途对外贸易。
三
以回族为主的各族马帮主要沿以下路线开展对外贸易：自昆明通往贵州的普安州驿路及威宁州驿路，自昆明东南到广西再至越南的田州驿路，自昆明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驿路，多贩茶、盐于藏区而换回藏中土货；自昆明北到四川的宁远府路，自昆明东南出师宗至广西的南宁府路；自昆明经大理至缅甸等地的驿路。在上述各条路线中，尤以滇西回族马帮自大理到缅甸一路最为主要。当时，有许多云南人迫于生计到缅甸开采玉石和宝石，回族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之一，就是盛产于滇西边外的玉石和宝石，故有人称其为“回回石”，可见回族马帮在当时的知名度。
除了从大理至缅甸贸易外，明代云南回族马帮的贸易范围基本上是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各省、区之间，而到了清代，尤其是各回族商帮逐渐形成以后，云南回族的商业活动变成以对外贸易为主。这一时期，云南回族对外贸易的路线已达10余条之多：（1）由通海经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至打洛，过江后分为二路：一路直达缅甸景栋，一路经大猛龙到泰国北部的夜赛；（2）由开远经砚山、邱北、广西百色到越南；（3）由峨山经坡脚、杨武、青龙、元江、墨江、通关到泰国、缅甸；（4）从景东经景谷、普洱、思茅到泰国；（5）从楚雄经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6）由昌宁经顺宁、镇康、耿马到缅甸的麻栗坝；（7）由大理经保山、腾冲、瑞丽、耿马至缅甸；（8）由施甸经昌宁、顺宁、云县、耿马至缅甸；（9）由永宁经丽江、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10）由德钦至印度；（11）由思茅、景洪、勐腊至老挝。在上面的对外交往通道中，有几条就是由回族马帮开辟的。道路大多位于高山密林之中，行走非常艰难，气候炎热，瘟疫流行，人畜极易染病。比如从思茅向南走，多为深山密林地区，必须有一部分赶马人走到牲口队列前面，用大刀砍掉草木，遇到泥塘牲口不能行走时，还要割草铺垫。有的地方还会遇到老虎和大象出来伤人，要随时荷枪实弹加以提防。有些地段只有回族马帮行走，其他马帮都不敢尝试[10]。
回族马帮运到缅甸、老挝、越南、印度等国的货物，同到泰国一样，大部分是云南或西南出产的物品，换回的也多为当地的土特产品。如到老挝，运进去的货物有土布、黄蜡、蚕丝、铜器、铁锅、缎子、毡子、鞋子和故衣（清朝末年用绸缎做的衫子马褂，当地少数民族用来装老），收买的货物有鹿茸、象牙、山货等。
由于有商业税收和利润收益可取，中国封建政府及西南地方政权对云南与境外的贸易往来大多都比较关注，这种收益甚至是某些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例如，杜文秀在19世纪中期建立的大理政权，为了发展回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特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1）从轻征收商业税，各地商帮运输丝绸、药材和日用品等，每驮仅征一次税，数额为7两银子，便可通行各地，不再抽税；（2）切实保护外地商人利益。如果货物在其统辖地区内遭受损失，负责赔偿，杜文秀还派军队在重要关口守护，保证贸易往来畅通无阻；（3）四川和缅甸是大理政权对外贸易的两个主要方向，因而杜文秀派人整修北到四川、西到缅甸的通道，以促进滇西回族同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4）在大理城南门外，永昌（保山）、腾冲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给予商人生活和经商之便。在上述优惠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滇西回族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理至缅甸的传统贸易商道，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仍然畅通无阻。
另外，“大理产石黄甚多，俱销缅甸。下关商工，多营此业，输出则为石黄，输入则为缅棉。每驮石黄可换一驮棉花，而一驮石黄之值极贱，文秀乃收归国营。土人采石黄一驮，给工银一两，运往缅甸，换得一驮棉花，即可值银六七十两，约有50倍以上的利益，为军需国用所从出焉”[11]。据生于大理的回族老人姚翠莲回忆，当时一个成人一天能纺织一件用缅甸进口棉花纺成纱的廿八方土布。每件土布市价500文，棉花每斤（廿四两）150文，除成本以外，织一件土布可收入300文左右。六七岁的小孩一天能纺纱线二两，可得制钱10文，妇女一个通宵能缝120顶小帽衬里，1文两顶，可收入60文。而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较低，如大米每升（9市斤）制钱40文，4文多一斤，小麦每升制钱30文，筒盐每斤（廿四两）制钱15文，红糖每盒（卅二两）制钱16文，等等[12]，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大理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连杜文秀本人也在保山、腾冲、缅甸曼德勒等地开设有“福春恒”“元兴”“元发”等商号，专营缅甸棉花生意。
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云南回族商帮经营的对外贸易充满了艰辛，但回族是一个吃苦耐劳、善于商业的民族，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中国西南地区和邻近的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他们为云南的对外交通贸易及这一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7]A·D·W·福布斯著，关学君、郭庆译：《泰国北部的“钦浩”（云南籍华人）穆斯林》，《民族译丛》，1988年第4期。
[2]L·迈尔尼：《掸人的故乡》，伦敦1910年英文版，第137页。
[3]E·R·节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伦敦1964年英文版，第28页。
[4]A·M·希尔：《泰国北部的中国云南人》，载《泰国的高地人》一书，牛津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125～127页。
[5][6]S·松吞帕萨克：《清迈城伊斯兰教的特征：两个社区历史和结构的比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77年。
[8]马泽如口述、杨润苍整理：《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过境商业始末》，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9]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10]马祯祥：《泰缅经商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1]何慧青：《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逸经》第16期，第29页。
[12]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中），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年第2期。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