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诚
上海，有着悠远而多彩的历史文化。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滋润着这座走过了700年历史的名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给上海带来了“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称号。特别是1843年开放为商埠以后，西方文化迅速输入，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开始了它既充满屈辱，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近代大都市的过程。近代，上海的商业、工业、金融、外贸等日益走向繁荣，逐渐取代了华南广州而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带的中心。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地回族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相继涌入，积极投身于大都市的经济文化建设之中。
今天，生活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回族已达50392人（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占上海少数民族总人口62171人的81.05%。绝大多数居住在市区，并在一些街道、里弄形成相对的回民聚集点。郊县农业人口很少，总共不到200人。上海的回族拥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才，现在全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8100余名，回族占80%以上，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达500余人。他们在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上海地区的回族历史悠久，其族源大体上可追溯到元代至明中叶，是从今松江开始的。据《元史》世祖至元十三年（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伯颜率兵入临安（今杭州），攻略江南。元将领回回人沙全及随军的一批“西域（回回）亲军”来到上海地区。据记载，沙全为元代第一批落户上海地区的回回人。他是西域哈剌鲁人，原名抄儿赤，在南下沿海诸城攻宋战役中，战功卓著封千户。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以其功授予华亭县（治今上海松江）达鲁花赤。任职次年（1278年），华亭户达23万升府，并改称松江府，隶嘉兴路。沙全即为松江管军万户府达鲁花赤，镇守濒海重地，卒于任上。其后裔留居沪上从政。随军的西域回回，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需要，在松江府城西景家堰之北，创建了上海地区第一座清真寺，名“真教寺”，亦称“云间白鹤寺”（为今松江清真寺），并在寺院内筑起了“回回坟”。从此，上海地区最早的一代回族先民便围寺而居，以清真寺为中心，定居落户。他们有的从政从军，有的屯田农耕，有的经营各种商业和手工业。那时，松江为海防重镇，府城拥有众多驻军，其中多为“西域（回回）亲军”，故松江在民间有“回回城”之称。元代回回入沪者有多少，志书尚未明确记录，仅《康熙府志》卷5曾列元至正中（1341～1367年）松江已有回回31户（至正年，已近元晚期，故此数字尚不确切）。从元初至元亡150余年中，仅在松江担任达鲁花赤、知府、同知、都水庸田使、主薄、刺官等职的官吏，西域回回人就占30余人。上海地区的其他府县也居住了众多的随军而来的“西域亲军”。元驻军重地的嘉定县，是内河交通的枢纽，早在元初已升为州。贞元二年（1296年）以居民5万户升为中州，隶平江路（今苏州），其历任的达鲁花赤及其官吏中，就有不少是色目人。元初，华亭东北有一“领户六万四千有奇”的海港巨镇—上海镇（南宋末年建，隶华亭县），因华亭县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便于管理，在松江知府仆散翰文（女真人）奏议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松江府决定划出华亭东北5乡26保，分设新县。新县以繁华的上海镇之命，命名为上海县，其第一任监县（即达鲁花赤）即为色目人。据载回回人雅哈雅在任监县期间清正廉洁，为建县城，发展县学，促进商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不少业绩，深受下层官员赞许。这些东来的西域亲军，为江南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繁荣的商业所吸引，他们决定在此落籍定居，娶妻生子，置产立业。故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之说。同时，他们由西域带来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及特有的生活习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他们都改说汉语，用汉字，穿汉服，改汉姓等，逐渐形成了具有上海地区特点的回族传统文化。自然这种文化是以伊斯兰文化为联结的纽带，成为上海地区回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清两代，上海已逐渐发展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元末定居在松江的回回为避兵燹，陆续向周围地区避居，先后落籍青浦、南汇、上海、嘉定、川沙、七宝等地，并修建了清真寺和回回坟。明万历元年（1573年）青浦县城内有重修真教祠（即清真寺，又称“回回堂”，抗战时因筑路拆除）的记载，常州府知事、伊斯兰教学者马化龙（回族，河南新野人）为该寺撰写了《青浦真教祠碑记》。清代嘉庆年间，上海县七宝镇有十几户回族居民，也建有清真寺一座，据《蒲谿小志》载：“镇中回回教人建清真寺于南街王家场”（该寺在同治年间毁坏）。在七宝镇郊外有一座地一亩的回回坟，中间一小溪，俗称“回回浜”，这些记载说明了回族人口已由松江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乡镇，并有了回回居民点。
目前，定居在上海城内（包括市区）的回回民族，“是在清代乾隆时才开始出现的”。那时，上海的商业资本有了发展，随着疆域的变更，人口也有所增长。到18世纪中叶，上海已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国内外商船往来增多，南北各方的人口大量流入，其中最先流入上海城区的为南京籍回族和江苏其他各名邑的回族，他们带着各种传统手艺迁徙上海谋生。1849年南京水灾和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又有一大批南京、扬州、镇江一带的回族为逃避灾乱来到上海，聚居在南京外沪军营附近（今属南市区）。日久这里形成了一条“南京街”，相沿至今。1852年先期到达这里的回民在南京街毗邻的草鞋湾，集资兴建了上海城区第一座清真寺——草鞋湾清真寺，因其地处城南，俗称“南寺”。后来，他们又逐渐迁居城北九亩地、穿心街一带（即今南市区露香、小东门街道）。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载：“上海一埠，系于咸丰初年，先辈来斯贸易，渐趋渐集，遂在治下穿心街，创建礼拜寺（即今福佑路清真寺，原名穿心街礼拜堂，因地处城北，故俗称‘北寺’），为团拜之所，始而侨居少，继而寄寡日多，刻下约以千计。”据统计，新中国建立时上海的回族人口不到2万人，其中以南京籍回族人口最多，约占回族总数的24%，其次是扬州、镇江、苏州一带的回族，约占回族总数的21%；再次是安徽（约占回族总数的20%）、河南（约占17%）、山东（约占9%），以及北京、天津、湖北、河北等地的回族。他们从四面八方流向上海，定居以后，视上海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条件，从事不同的行业。南京和江苏各地来的回族，他们的经济活动，初期多经营皮货业、洋杂业，后来改营古玩业、珠玉业、房地产业、五金电料业、鸡鸭熟食业，以及手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等。安徽、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来的回族，他们中有不少当了劳工，成为上海的回族产业工人（据统计，上海解放时已达千余人）；有的受雇从事贩马业（1851年后，英人在沪开辟跑马场，山东、河北等地回族，从草原地区贩马来沪），其中有些人成为驯马师和赛马师等；有的开皮行、办商行，从事民族外贸行业；有的发达后自己办起了工厂、实业。而绝大多数人都从事与回族生活习惯相关的传统的清真行业，诸如饼馒面食、牛羊菜馆、清真茶食等。
近代各地流向上海的回族同胞，由于他们散居全市，又与汉族杂居，所以上海的回族经济不能够像西北回族聚居地区那样单独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而是随着上海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是这种社会条件、地域条件所造成的差异，给上海地区回族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活动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性，故不可能有突出发展。但是，上海地区的回族所从事的各种行业，不论其规模大小，道路如何艰难，毕竟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二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崛起，使上海的经济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至此，一个发展的近代工业城市和繁华的商业消费城市在黄浦江畔徐徐诞生。成批的工厂建立在上海市的东北（杨浦工业区）、西北（沪西工业区），巍峨的楼厦在市区拔地而起；外滩一带兴起的银行业，构成了左右上海、乃至于全国经济的金融中心；从外滩沿南京路、淮海路、金陵路到静安寺这一开阔的地带，形成了一片繁盛的商业区域，各种商场和专业商店，鳞次栉比，使上海的经济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具有经营商贸传统的上海回族，尽管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是，他们在经济繁荣的大潮中，凭借其自身的经商才干，敢于探索，勇于拼搏，在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使上海回族有能力跻身于近代国际性都市经济发展的行列。
近代上海的回族经济特征是商业。商业经济在上海回族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上海回族经营的工业、商业总数为1276户，其中商业（包括坐商、摊商、行商）为1214户，占工商业总数的95.14%，而工业只有63户，只占4.86%。可见上海回族的商业经济比例之大。
（一）古玩、珠玉业
这是上海回族的传统行业，它在上海的商业中颇具特色。回族在历史上就有经营珍宝业的传统，元代已有“回回以宝玉鬻于官”的记载。明代，回族精于珍宝业而获得了“识宝回回”的美誉。上海回族从事古玩、珠玉业，始于开埠以后，主要由南京籍回族经营。初期（约在1853年），由于财力有限，只在城隍庙一带摆设小地摊，经营小本买卖。当他们从地摊交易中获得了资本和经验以后，便转入茶楼市场，即在城隍庙的四美轩茶楼、五马路（今广东路）怡园茶楼等从事品茶交易和转手交易（行话为“踢皮球”）。他们中有些人在掌握了一定的鉴赏技术和有了一定的资金之后，便开始租店面、开商铺、设摊号，逐步积累资金。从1862年到1871年，在上海的新北门附近，由回族人开设的古玩商铺恒益兴（店主马青山）、天宝斋（店主哈弼龙）先后问世，继而又有尚古斋、鼎古斋等。随后不少回族子弟被送往古玩、珠玉铺当学徒。当时的新北门、老北门一带，逐步形成了以回族为主的经营古玩、珠玉的市集。回族的经营者们，为了扩大业务，显示实力，大约在1873年于侯家洪创设了上海第一个珍宝业行会，组织珠宝玉器业交易公所，初名玉器公所，后改称上海珠玉汇市。至此，古玩、珠玉业已成为上海回族商业经济的重点传统行业之一。
抗日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间，是上海回族从事古玩、珠玉业比较兴旺发达的时期。1912～1920年间，南市邑庙内的四美轩、北市五马路的怡园等区域，已经成了上海古玩、珠玉业的集市中心，吸引了各样人等包括有钱的夫人、小姐、商人、收藏家及外国人等。这里每天人流熙攘，热闹非凡。为了适应这种兴旺的行业势头，回族古玩商马长生和操此行业的前辈们发起筹集股份，创办了上海古玩市场，起初在广东路、江西路角口，租门面营业。后不断扩充，到1936年又租下广东路一排街面房（即今上海文物商店所在地），装修后改称中国古玩商场。1941年又以47100元盘下此处房产。上海古玩市场开业后，沪上众多古玩、珠玉店商、摊商（其中回族占50%以上）蜂拥而至，租摊设号。多时，有45家店户和66个摊户同在一个市场，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许多不租摊号的为市场经纪人，他们凭着经验和灵巧，活跃于市场内外。
另外，还有一些回族古玩、珠宝富商，将他们经营的珠玉店、古玩铺开设到上海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内，即南京路、淮海路、江西路、静安寺等一带。南京西路上的何氏（回族）一家创设的古玩、珠玉铺—何厚昌，甚至已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大城市挂起了何厚昌字号，蜚声于欧美。据统计，这时上海回族开设的古玩、珠玉店户，占全市同行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即占当时沪上古玩（回族为69户）、珠玉（回族79户）总户的35.35%。1940年上海的回族刊物《绿旗》在《战时上海回教徒之生计问题》（淡泊作）一文中称：“吾教商人，除少数从业洋货、五金、颜料、及银铺业之外，其大多数则为珠宝、翡翠及古玩商，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实力庞大，堪执沪市该行业之牛耳。”到1945～1947年间，回族从事的古玩业、珠玉业又有所发展，据当时同业公会名册记载，古玩行号已达120家（当时汉民仅有200家）、珠玉商号15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