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和考验。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党十分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在延安先后开展了大生产和整风运动。它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次成功的创举。经过整风，全党实现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制定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马列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确做到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英勇战斗，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重庆谈判到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展开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协商，推动会议达成五项和平协议。6月底，国民党蒋介石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使我们的民族得以推翻外国侵略者的压迫而赢得完全的独立，使我们的国家得以结束战乱频繁、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实现真正的统一和安定，使我们的人民得以摆脱被奴役的处境而第一次成了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这一期间，我们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新中国的成立及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
1.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全面展开
新中国的成立，使领导和组织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担负起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在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同时，全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热潮中，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残敌，解放了除台湾岛外的全国大陆，实现了近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国家统一。1950年底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局面，保证了恢复经济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转变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在经济上，新中国从国民党手中承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党领导全国人民，围绕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中心，开展了各项工作。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稳定物价，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第三，在新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4亿亩土地，彻底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在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城市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进一步确定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总之，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短短三年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多的努力，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全面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历史地提到中国人民面前。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讨论后，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它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是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个客观规律的。它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非常正确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发展
1.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颁布后，我国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中，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农业我们采取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形式；对手工业我们采取了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的办法，逐步引导并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并很有创造性。系列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动荡，工农业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是继续增产。诚然，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它的最大历史功绩就是把我国引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城市和农村都已占90％以上的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经济基础，这是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我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2.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共中央从1957年以后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另一方面也犯了“左”的错误。
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展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物质成就。其中，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时期探索的思想成果。此后，党在调整改革、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取得了新的建设成果。到1956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实现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尖端技术成果显著。这些成就为我国后来改革开放的起步准备了物质基础。
3.“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是，我们缺乏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先后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
1957年春天，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展了一场群众性反右派斗争。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反右扩大化。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错误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阶级和阶级矛盾变化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依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在反右斗争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左”的指导思想迅速扩展到经济建设方面，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迅速发展到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8年七八月间报刊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思想，各地纷纷创办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各行各业9000万人上阵，全民炼钢，全国经济生活陷于混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首先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困难，中共中央又于1962年1月举行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964年底～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期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但是，“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逐步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及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使“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得以施行，“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速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