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波恩的街道上，唐小楠感慨万千，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着那种与生俱来的泱泱大国子民的自豪感，深信只有自己的祖国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优秀。
在这个世界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北京人，这种优越感、自豪感比其他人更甚。
在莫斯科，他的这种自豪感受到了第一次挑战，从沙皇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罗曼诺夫王朝几百年历史留下的气势恢宏的建筑、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深厚文化，苏联雄厚的工业、军事力量等等等等，都给他思想上和感官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聊以自慰的是苏联普通民众生活的贫困和物质上的匮乏。比较典型的是票证和计划公鸡制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一般，甚至和文革中的北京人差不多。
甚至，他在普通的苏联人面前还萌生了一种优越感，譬如对莫斯科姑娘柳波卡的征服，一开始就出于对于这个伟大国家首都的敬畏，内心里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融入其中。他曾暗想：如果柳波卡和他结婚，为他产子，自己也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莫斯科人，但是，紧张而接踵而至的"训练"使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所谓"征服"计划。
现在，他来到了波恩，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外国首都，城市显示出的那种经济上的富裕、文化上的丰厚和法律制度上的先进，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作为一个新中国长大的青年，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看，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为此不惜流血牺牲。
为了这个信仰，他去了越南，虽然这里有负案在逃的成分，但是他坚信，自己是无产阶级哥们你刚斗争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和实践者。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他努力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来到苏联，成为克格勃的一员，为此，他曾经骄傲和自豪，认为自己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味人类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斗争的战士。
但是，他隐隐地感到，自己好像已经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在地下隧道里那悲惨至极的一幕，是他思想上产生变化的转折点，他坚信，那些偷渡者大多是为了和仍在西德的亲人团聚，想过比较好的日子，或者仅仅是因为羡慕西方的富裕才选择偷渡的，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成分，但是苏联军队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全部射杀。
他坚信，这种反人道的行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行为，只能是法西斯****独裁或者大国沙文主义的产物。
本来，在偷渡人员中伏以后，他完全有机会想苏军的搜检人员亮明身份，按照苏联军队、政府的有关规定，所有政府、军队、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必须配合克格勃的行动，执行克格勃人员的命令。那样，他可以毫发无损地前往西柏林。
正是因为对苏军屠戮偷渡者行为的愤怒，他奋起反抗，以他在克格勃的训练和越南丛林里练就的战斗技术，对屠杀者施予惩罚之后，武力闯过边境。
他知道，武力射杀偷渡者的命令显然来自军队上层，来自于像契尔年科那样肩头上将星闪烁的上层，也许更高。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死于他手的苏联士兵。
信仰动摇产生的危机使他内心里产生了惶惑，眼前的一切又让他这种惶惑之感加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柏林，他差一点控制不住自己，向机场上微笑的美国宪兵投降，坦白自己的身份。
上飞机以后，面对汉莎航空微笑服务的空中小姐、面对波恩移民局官员和蔼的面孔，他都有坦白身份，一吐为快，情愿接受惩罚的冲动，这种念头让他害怕。
于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些官员，甚至空中小姐对他和蔼可亲的态度都是别有用心，是希望他从此以后为西方服务，招募他为西方间谍去颠覆东方，至少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叛逃到西方来，从而动摇东方的社会基础--那个有自己奔驰牌小汽车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剥削者，那个有之别墅的清洁女工是寄生虫，他们是盘剥广大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而致富的......
他不敢深想，决定尽快完成这个任务，尽快离开这里，他的信仰支撑理论解释不了这一切，他只有选择逃避。
通常人们认为，像唐小楠这样的情况，最终归宿就是难民营，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难民营是临时搭建用于收留难民的营地。一个营地里可能住着数万甚至数百万人。通常，这些营地是由政府、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非政府组织修建和管理的。"
在设施上，"难民营通常都是临时搭建的，用于暂时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有些难民营卫生条件很差。如果难民由于内战等原因一直无法回家，常常会引发人道危机。"具体地说："难民营的设施可能包括：
住宿设施（帐篷）
卫生设施（浴室和厕所）
医疗设施
通讯设备（例如收音机）"
但是，唐小楠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情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为了安置来自东德的难民，在全国的很多城市和州兴建了"新德国人之家"。这个词在苏联治下的地方被解释为"积水横溢、垃圾遍地、疾病横行的难民营"并一直进行宣传揭露。
唐小楠在收集资料时，也读到过塔斯社在《真理报》《消息报》上的类似报道，那些报道往往配有来源不明的照片，报道中，曾住过那种难民营的，因羡慕苏联伟大社会主义中毒的逃亡者们悲愤地叙述了他们在难民营的遭遇。好像是在报道新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仅仅是没有毒气室而已。唐小楠知道是"政治宣传"
在西方，宣传的对应语是Propaganda，它源于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 1622年创办的"信仰宣传圣教会"（Sacra Congregatiode Propaganda Fide），该机构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对抗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运动。
据西方学者研究，虽然这个词出现了将近400年，但是，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propaganda这个拉丁文词语不是一个常用语。
如果说在中国"宣传"由一个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术语逐渐演进为一般词语的话，那么在西方，propaganda一词显然经历了一个从宗教词语到大众词语的世俗化过程，其转变最后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842年出版的《布兰德氏科学、文学和艺术辞典》中，propaganda带有贬义。该辞典将propaganda解释为："被用于现代政治语言中，作为对秘密团体散布、为大多数政府所畏惧和厌恶的意见和原则的指责性用语。"
美国政治学者、宣传研究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zwell，1902-1978） 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而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七年后他将宣传定义修正为："宣传，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拉斯韦尔认为，广告和公告都属于宣传范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政治宣传虚假的成分居多，但是看多了，也为自己执行任务的困难程度多了一种忧虑，虽然克格勃的脱逃训练使他有把握从这种集中营中逃生，但毕竟是多了一重阻碍，多了一重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