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