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意识的培养与安全教育需要从小进行，家长应当学习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和科学教养方法，并适时找到可教时刻加以引导，让孩子深刻体会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当我们责备孩子安全意识淡薄时，首先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没有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
东东出生时，我们住在东爸单位宿舍的二楼，但加上楼下的两层车库，二楼也就相当于四楼了。那时候还没有流行安装防盗窗，东东一岁多会走路后，特别喜欢爬到餐厅的窗台上，从那里看外面的世界。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反复强调爬窗的危险性，但效果不佳。于是我开始反思安全教育效果不好的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讲解太抽象，没能让孩子很好地理解和领悟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没有建立，以形象思维为主。我便开动脑筋思考怎样帮助东东改掉爬窗的不良习惯，促使他建立安全意识。
我想去买一只刚孵出的小鸡，然后把小鸡从楼上扔下去，我们再去看结果。转念一想，这种方法虽然会刺激孩子建立安全意识，但未免太残忍了，与我们家庭公约当中的第二条“有爱心”是完全相悖的。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
有一次，东东用彩泥制作了很多小动物，有猴子、小兔、大象和长颈鹿等。东东告诉我他正在搭建动物园，还把他建立的动物园命名为“东东动物园”。“东东动物园”的小动物启发了我，为什么不用一只泥塑的小鸡代替活鸡来做一个高空坠落实验呢？我顺手拿起一块彩泥制作了一只小鸡，然后拉着东东来到窗户前，告诉孩子，我们一起做一个安全实验。说到做实验，东东的好奇心被激发了。我把泥塑小鸡从窗户扔下楼，随后，我带着东东一起来到楼下，检验实验结果。
砸在水泥地上的彩泥小鸡已经面目全非了。东东把小鸡从地上拾起来，捧在手心里，伤心地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教时刻。于是告诉东东，幸亏是一只泥塑的小鸡，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捏回去。但如果是一只真正的小鸡，那就会失去生命，再也不能跟鸡妈妈在一起了。所以，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
东东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做这个实验的意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直点头说：“妈妈，我再也不爬窗户了。安全第一！”说完，他紧紧地抱住我，很害怕和妈妈分离似的。这时，我知道东东已经明白安全与危险这一对抽象概念了，“安全第一”的概念已经在东东心里内化，我相信内化的概念也一定会外显于他的行动。高空坠落实验虽然让孩子哭了一场，但为了达到警示和教育的目的，家长必须采取一些直指孩子内心和直戳孩子泪点的措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加深孩子的理解和印象。很多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总爱做危险的事情，我认为是家长没有提供让孩子受到启发和感悟的机会。
后来，我接触到瑞士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这个理论被推崇为20世纪发展心理学史上最权威的理论。认知发展是指个体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与能力表现，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皮亚杰指出，2～7岁的孩子处在泛灵论时期，此阶段的儿童无法区别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常把人的意识动机和意向推及无生命的事物。同时，这个阶段孩子的思维还具有不可逆性的特点，即无法认识到改变了的形状或方位可以回复原状或原位。
我和儿子做的安全试验，恰好符合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东东把泥塑的小鸡也视为生命体，所以他看见损坏的小鸡，因伤心而痛哭。从而加深了他对安全的重要性的认知。由于我是先实践再理论，所以对皮亚杰理论的理解也就更加透彻。
接受了这样一堂现场情境安全教育课后，东东仿佛一下子懂事多了，对安全意识有了深刻理解。东东出生后直到三岁上幼儿园前，我们请了一位二十岁的保姆小石在家照顾他。打那以后，每次我和东爸上班离家时，东东都会重复着“安全第一，早点回家”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了我们一家分别时一直沿用的惯用语。
在此基础上，我抓住随时出现的可教时刻，对东东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巩固他的安全意识。比如告诉他不要把铅笔、筷子、冰棍、玻璃瓶或尖锐的东西拿在手里或含在嘴里到处跑，不要随便拿刀、剪或其他尖锐器物当玩具；教会他正确地使用刀、剪等用具。告诉孩子不能去触摸正在运转的电风扇等电器产品，不能触摸电插座；同时也教会东东正确使用各种电器的方法。
有一次，东爸用电水壶烧水，水烧开后，他却忘记摁下电源插座的开关。两岁多的东东发现后，走过去批评东爸说：“爸爸，您忘了关掉电源插座开关。”还有板有眼地教育爸爸说：“以后烧好水要记得关掉开关哦，安全第一。”东爸有一点小尴尬，但马上说：“谢谢儿子的提醒，爸爸以后一定注意。”父子俩的对话让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对孩子进行的安全教育，已经被他内化而后外显于行了。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只有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同时认可，才会形成真正的观念。
东东稍大一些后，我告诉他，购买食品时要注意食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日期，教给他辨别食物伪劣的方法。每次在商店购物时，我观察到儿子都会去看一看所购食品的安全日期。我还叮嘱东东不要随意吃别人给的零食，特别是陌生人给的。不要和不认识的人搭讪，不要随便搭乘别人的车，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地，遇到情况要多思考多想办法等。
东东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和东爸轮流接送，为了保证安全，告诉他一定要在校门内等待。但有一次，我下班较晚，快到家时，在楼下遇到东舅骑着摩托车，载着东东回家来。我赶忙问：“东东，今天怎么是舅舅接你回家呢？爸爸没去接你？”儿子略带疲惫地说：“妈妈，今天是您接我。您一定是忘了。”我突然间醒悟过来，原来是我记错了时间，导致儿子放学时没有人去接。东舅接着话茬说：“你看你，把接儿子的大事都给忘了。幸亏东东机灵，记得我的电话号码，等我赶到学校时，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告别东舅后，我牵着东东的手上楼梯回家。我首先向儿子表达了歉意，并向他解释我为一个学生辅导而把接他的事情给忘了，希望他理解并原谅妈妈。
我脑海里很快涌现了这样几个问题：东东在哪里打的电话？电话费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记住舅舅的手机号码的？
一路上，儿子把详细经过告诉了我。放学后，东东在校门口等妈妈来接他。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被家长接走了，他心里很着急，非常想自己回家，但经过思考认为自己回家不安全。他想给妈妈打电话，但当时他没有手机，口袋里面也没有钱。于是他灵机一动，来到了学校的小卖部，把情况告诉了老板，希望借用小卖部的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来了再补交电话费。第一个电话打给妈妈，可是妈妈没有接听。于是，他就打给爸爸，可是东爸也没有接听。再接着打外婆家的座机，外婆也没有接听。最后，他打通了舅舅的电话。舅舅来到后就把电话费交给了小卖部。听了儿子的叙述，我感到自责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欣慰。儿子的安全意识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一次小小的意外也锻炼了他的应变能力。
东东上小学一年级时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以前的同事邬老师接到他六年级儿子班主任的电话，告知孩子没有来上学。可是他孩子明明一大早和往常一样出门上学了。邬老师的儿子从小乖巧懂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孩子失踪的当天晚上，邬老师接到了他夫人一个生意伙伴的电话，告之儿子在他和同伙手上，要他准备二十万元来赎儿子，否则就撕票。原来，邬老师的儿子被绑架了。邬老师和家人们马上筹钱准备赎儿子。同时，也报了警。但是，很遗憾没能成功解救孩子。可怜的孩子被绑匪强行灌醉后活埋了。
这个案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段时间内，大家提心吊胆，家长们都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常常会提醒孩子，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搭理陌生人，不要跟陌生人走。而这个案件的施害人竟是孩子妈妈的朋友，孩子无论如何都猜不到他们罪恶的动机。熟人作案是家长和教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一个盲点和最大挑战。
要让儿子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安全地生存和幸福地生活，我意识到要培养他周详分析和理性判断的能力，要让他懂得自我保护和寻求保护，而不能仅仅依靠父母的保驾护航，父母也不可能永远都让孩子生活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于是，我把近期出现的威胁儿童人身安全——类似绑架和伤害的案例收集起来，对儿子开展进一步的安全教育。
东外婆一开始很担心我把这些小概率的偶发事件以及成人社会的阴暗面过早地暴露给孩子，会给东东带来负面影响。当她知道我是把这些案件编撰成安全故事和孩子分享时，老人家就放心了，还夸赞我这个点子不错。比如在我们讨论邬老师孩子的案件时，儿子并不了解实情，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个社区。我试着还原了孩子当时的遭遇，设计了这样考查儿子安全意识的思考题。
十一岁的小明和往常一样，早上6:45从近郊的家里出发独自去位于市区的小学上学。刚走到离家约三百米的马路上，一辆车停在他跟前。车里下来了一个大人，小明认识这个人，他是小明妈妈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小明知道这个人的家跟他家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而且相距很远。这个人说可以送小明去上学。同时车上还有两个男人。如果你是小明，会不会上那个大人的车呢？
短暂思考后，六岁的东东给出了如下的回答：
我可能不会马上上车。第一，我会想，既然这个人不住在附近，为何会一大早就出现在我上学的路上？第二，我会察言观色，问他要去哪儿。为何一大早出现在我家附近？还会观察车里两个人是什么样的。第三，我可能会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件事，跟妈妈沟通一下。
听了儿子的回答，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以往对儿子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培养没有白费。我不定期地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模拟一些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的问题，一家人一起开展头脑风暴和讨论，分别给出各自认为可行的应对方法，然后再一起分析利弊，最后总结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虽然不能设计一切可能出现意外伤害的情况，但是这样的训练至少可以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与防范意识，对周遭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引起警觉，学会识别，并机智应对。
东东八岁上三年级时，我赴美留学。由于东爸工作忙，经常加班，不能保证每天按时接送孩子，东东有时候就会自己回家。从他的学校到家里要经过杂乱的闹市区，我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全问题。儿子却在视频电话里安慰我说：“妈妈，您放心，我不会吃别人给的东西，不会随意跟人搭讪，更不会跟别人走。何况我还有同学做伴呢！”
东东还跟我分享了他独自回家的一次经历。那天东爸加班不能去接他，只好让他自己回家。由于那天轮到他打扫教室，跟他一起回家的两个小伙伴先走了，他只能独自回家。走着走着，东东发现我工作单位的两位美国外教刚好走在他的前面，东东决定就紧跟在他们后面。儿子告诉我，坏人是不太敢打外国专家主意的，因为太引人注目了。跟着他们就等于给自己添了保护伞。东东就这样一直紧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到了离家不远的人行天桥附近。上了天桥，远远地看见东爸在天桥那头等他，他心里就踏实了。由于早期对儿子进行的一系列有关人身安全的教育，东东已经具备了自我保护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上大学后的一个暑假，东东回国探望我和东爸。东东告诉我他非常担心妈妈不适应国内的交通，担心妈妈的人身安全。他知道我在2012年遭遇那次车祸后，由于应激后遗症而产生了交通恐惧症。于是，东东结合他所观察的交通现状对我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告诉我绿灯亮时不要马上行走，过人行斑马线时要特别小心。他还把总结出来的一套安全过斑马线的方法告诉我。如果遇到右边车辆穿行斑马线时，建议我最好站在人流的左边。而左边车辆穿行斑马线时，最好站在人流的右边。听了儿子的安全教育课之后，我每次外出，都采用儿子的这个建议，安全感大大增加。
此外，他还教给我和东爸一些预防手机信息和网络诈骗的手段和措施。听了儿子的叮嘱和对父母反哺式的关爱，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在儿子小时候对他开展的安全教育已经成为他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我也为儿子的细心体贴周到感到欣慰。这让我更加坚信，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任何投入，都不会白费，都是有价值的，都会起到春风化雨的效用。
